他果然深更半夜地把车开了出去，买到了治理外伤的药，给她身上红肿的地方包上，特别是屁股，不仅给她喷上外用的止痛药，还内服了其他止痛药。接着把她抱上床去趴着睡。她这才勉强地睡着了。没有睡着之前，还对他“无微不至”的照顾感动了：打她，她也认为这正好说明上原爱她，是因为她之前“欺骗”他，他生气了才打她的。
第二天，她的腿还很疼，几次爬起身来，都只能拖着一条腿走路，她只能打电话给学校请假了——这是她一年多来第一次请假。
为了安抚她，或者说表示诚意，同时也是表示她是他的人，他还请来隔壁几家的几个老人为他们做了订婚的事，也许是他给的钱，这几个老人竟然给他们买来了干墨鱼、海藻（分别象征男性生殖器和能生育的女人）、一根长长的亚麻线（表示白头偕老）……这些是日本传统订婚仪式上东西。
离婚协议寄出去之后，她都胆战心惊的。果然，如她的预料，一个月后，她原单位领导就打来电话，查问她为什么要离婚。她说是感情不和，但单位领导不是傻瓜，他们问她已经留学两年了，要离婚为什么不等到回来之后再说，为什么这几个月都耽搁不了？她只能撒谎说，那就等到她回去再说离婚的事。不过，单位要她立即回国。她怎么发誓要回国都不被领导相信了，最后领导说最后一年的留学费用由她垫付，她回国后再进行报销。
她索性以此作为借口，再一次向她的丈夫提出了离婚。那边不同意，她便授权她弟弟向中国当地法院申请离婚了。她丈夫找不到理由，他们也就离了婚。
办完这些事已经又过去了半年，如果她不赶快与上原直行结婚，她毕业后就会被入管局勒令回国了。这下轮到她向他要求结婚了，她清楚地记得那一天，他们刚刚吃过饭。上原直行打着饱嗝说道：“我还没有与她离婚呢。不过，你等着，她的病已经很重了，活不了多久了。”
没有与她离婚呢！她却不敢发脾气，而是温柔地给他说明问题的严重性，让他赶快去办。
他说：“你一定要听我的话，不要让我生气，今后打工的钱也要给我。”
她没有办法，却也答应了，虽然给的也只是一部分。有一次，也许是担心她毕业后就回国，他竟然带她看他在新潟的住宅，那是他买的，现在由他老婆住，他说他今后与她结婚了就住那里。
那是一套大约七十平方米的套间。她见到了他的妻子——一个看上去很可怜的人，也许是因为病重的原因，头发很少，也理得很短，像一个老男人似的。看到上原回来的那一瞬间，他妻子很高兴，但看到他身边的女人，表情也就暗淡下来了。
“我就要死了，我们夫妻一场，你就不能让我快活地死吗？你不仅不来看我，还把这个女人带回来。”
没有想到他说：“你这样活着，还不如早一点儿解脱。”
他妻子立即气得站都站不稳了：“我知道你不提出离婚的原因，我现在要求你离婚，你不要想在我死后，什么都霸占了。”
“什么是你的？都是我挣的钱。”
“我不给你做家里的事，你能挣钱吗？”
上原气得在房子里转，可他不敢打老婆，他是怕老婆经不住打，打死了就麻烦大了。其实，动一个指头都不敢，因为有家庭护士在——这是属于医疗保险的范围。如果不是，他也许是不愿出钱请的。
他老婆转而对她说：“你不要与他结婚，上他的当，这个人又自私、又凶恶，等到你有一天需要他的时候，他也会一样对待你的。”
她听进去了。然而留在日本的想法，似乎比什么都重要。相反，她似乎也与上原一样，希望他老婆早死。
然而半年后，她老婆依然活着。而她领到了毕业证件，签证也已经到期了。她没有回国，黑了下来。
那一段时间，她见人就说，她在日本旅游一个星期就回国了，她辞去了原来的工作，却像在人间蒸发了一样，过起了担惊受怕的日子。只不过，她与上原住在一起，也就不需要什么担保了，他倒是很用心地给她找到另一家料理店打工。于是，她对上原更是百般顺从了，还给他打洗脸洗脚水。他不高兴的时候，就会打她的耳光，她还自我安慰，比他原来打她时要轻得多了。
上原倒是守承诺，经过他的担保，把她弟弟弄到了日本留学，在广岛读书、打工。
这下他更是趾高气扬了：“我是你们家的恩人，你们姐弟这一辈子都报答不完的。”
稍不顺心，他就打她，不需要什么原因，只不过是担心打重了，她上不了工。他有时候还砸东西，但这个吝啬鬼不砸稍微贵重的东西，砸碗、扔筷，还有撕她的衣服，撕的都是旧衣服。
有一次她弟弟从广岛来看他们，也许是送的礼品少了一些，上原就挑了她一个毛病，当着他的面打她。她弟弟只是不停地推眼镜，仿佛这才看得清楚似的。她弟弟当然也生气，可制止上原动手的姿态都没有做出过，只是一甩手就离开了他们家，她弟弟把这称为忍辱负重——上原不在的时候，她弟弟也会这样说。
“等到老子赚够了钱，会教育这个杂种的！”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上原就要在郑丽弟弟还没有赚够钱的时候，打够她。有一次，他怕打伤她，就用手勒她的脖子，要不是看到她小便失禁已经流了出来，他住了手，那她就可能死了。
她忍耐不下去，也会想到入管局去自首，再回国去，她甚至编造了一大堆能欺骗原单位领导的话，从而能回到原单位上班。可她毕竟下不了决心，因为她弟弟经常劝她。
她偶尔到广岛去看看弟弟，去了也就不想回东京了。
这一次，上原没有事先说什么就赶到了广岛，进了她弟弟租用的房子。她弟弟没在，他见到她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是来看你在这里做什么的。”
随即他看到了放在桌子上的一大堆相片，是她与家人照的，这其中还有她与她的前夫合的照片。因为她已经学会想念她平庸的丈夫了——-他不仅从不打她，还事事顺着她。
“我知道你厌倦我了，你把我今天弄成这个样子，就要跑回去了。”
他开始用拳、用脚、用桌子狠狠地打她，她知道大势不好，拉开门就向门外跑。然而没有来得及穿鞋，一出门就被楼梯的边角刺了一下，摔倒在地，这下他把她抓住了，把她的头塞进马桶里，开了水，给她灌了几口脏水之后，又把她扳到地板上。
“小弟，快来帮姐姐。”她咳嗽着，在迷糊中喊叫，并重新向门口冲去。
她弟弟这一次的确没有在，到外面打工去了。
他再一次把她抓回来之后，凶狠地把她的衣服一件一件地撕下来。“跑吧，跑吧。”他竟然还笑了起来。
这虽然是初冬，却也有零下几度了，他本来是不需要再打她的，寒冷足以让赤裸裸的她冻僵，但他等不及了，挥动着拳脚，直接打在她每一块肉上，一直打到她不能动弹，小便都流了出来，他才住手。
“死了吗？死了才好。”
他看到她真的不动弹了，这下才急了，他不想送她到医院的，但一旦她死了，他知道他就完了。于是，他叫来住宅附近的一家国立医院的急救车……
她哭泣着讲这些事，其间许多次，我们都忍耐不住让她报案，她说：“我没有身份，报案后，警察会把我抓起来送走的。”
“那你决定忍耐下去？”我想说：既然决定忍耐下去，还找我们干什么？
她无力地说：“我要让他与我结婚。”
“你还要与这个恶魔结婚？你让我们来，就是要让我们要挟他，逼迫他与你结婚？”
这时候，她弟弟也进来了。他了解我们的身份后，说：“夫妻吵架打架也是难免的，只要下次不犯同一错误了就行，报案太绝情了。”
我的上帝，人不要自尊，你说什么都是枉然的。我说：“他们是夫妻？上原直行还没有打死人对吧？”我想发火，却发不起来。
“实在不行，我想让他赔偿一笔钱，最少也要三百万，还要继续给弟弟担任保证人。”
我竭力做到平静地说：“你给他讲过你们姐弟俩的打算了吗？”
她弟弟犹豫了一下：“我对他说了。”
“他说什么？”
“一开始，他都同意。可昨天我再提这件事时，他说他为我担保没有收取我的费用，这些就算补贴我姐姐了，他会继续给我担保。我再说他不守信用时，他却说：如果我们再逼迫他，他就自杀。”
年轻记者刚才听不下去，走开了，回来听到她弟弟的话之后，大声说：“且不说他会不会自杀。他这样打你姐姐，你们还害怕他自杀？你们真够善良的。你们都这样，我们还能怎样？”他又走了出去。
她弟弟看了看我，还想说下去，却又不说了。
“有话就讲啊，你们姐弟急死人了。”
“他说中国人除了要钱就不知道什么了，他愿意与我们这种最低级的民族打交道，已经很不错了。他打了我姐，我们要钱又怎么样了？”他弟弟努力用一种理直气壮的口气说。
我能说什么？我不知道应该对谁生气，我甚至可以从她弟弟的眼神里看到这样的内容：上原既然连你也骂了，我们就应该一起对付他，要让他赔钱怎么的。可他付了钱之后，是否就可以继续打人？
年轻记者此时把上原直行叫到了病房，当着众人的面对他说：“你必须赔偿郑丽三百万日元，一会儿就去取，否则我们立即报警，并且要写一份保证书，保证以后不再打她，并且答应他们的所有条件。”
上原鞠着躬谢罪，满口答应，写了保证书后，就跑了出去，从他的信用卡上取了三百万日元，送了回来，恭敬地送到了郑丽的手里面。
到了下午，我与记者离开了，他们姐弟俩对我们恋恋不舍的，她弟弟送我们出去时还心事重重的。
我们分手后，记者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我猜想：郑丽一旦出院，上原就会要那一笔钱，她也一定会给他。我们其实白来了一趟，既不能报警，也不能登报说什么。”
我与记者的想法是一样的，可是我们还能做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