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一伙叛军闯入天皇侍从长、前海军大将铃木贯太郎的官邸，20多名叛军将铃木团团围住。铃木平静地问叛军：“你们这样做肯定是有原因的，请谁告诉我是什么原因？”谁也没有回答。铃木又问一遍，仍没有人回答。当铃木第三遍问起这个问题时，叛军的一个头目咆哮道：“别废话，没时间了，我们要开枪了。”说着，叛军开始开枪。铃木身中数弹，其中一枪击中下腹，一枪打入胸口。他倒下之后，几个叛军还给他补了几枪。神奇的是，这位年迈的前海军大将居然没有被击中要害，死里逃生。
其他几组叛军的目标是攻占警视厅、大藏省和教育总监大楼，击杀亲美派牧野和元老西园寺公爵。黎明之前，叛军控制了警视厅大楼，并闯入藏相和总监的官邸，枪杀高桥藏相和渡边教育总监。牧野闻讯逃脱，而派去击杀西园寺公爵的叛军慑于公爵威望，没有动手。
从2月26日到2月27日，日本东京事实上处于权力真空状态。日本政府大权旁落，叛军占领着陆军省、首相官邸、警视厅、大藏省等要害部门。日本陆军一方面害怕事态进一步扩大，迅速调来援军，包围了叛军所控制的地点，一方面还幻想与叛军妥协。陆军省向叛军发出一封“劝诫书”，甚至将这次叛乱称为起义，“承认诸位行动之动机出于真诚谋求显现国体”，并表示军方“一致同意努力实现上述目标”，但必须由天皇旨意裁定。更可笑的是，军方还发布了一道紧急防卫命令，命令叛军守卫自己占领的地区。陆军的态度引起裕仁天皇的愤怒。年轻的裕仁在皇宫召见军方首脑，他对迟迟不采取强制手段平息叛乱表示不满，直率地对惶恐不安的陆军首脑说：“如果陆军不能镇压叛军，我将亲自劝阻他们。”
天皇的发怒迫使军方迅速行动。2月28日拂晓，陆军当局发布以天皇名义发出的敕令，命令叛军次日上午8时之前撤离所占领的据点，返回营房，否则军队将对他们开火。与此同时，更多的援军开入东京，一批坦克驶上街头，将炮口对准叛军控制的据点，坦克两侧挂着醒目的标语：“勿抗敕令”。海军派来了联合舰队的战舰，停泊东京湾，海军陆战队做好作战准备。数架满载炸弹的轰炸机在东京上空盘旋，扔下无数《告下士官兵》传单，上面写着几行大字：
1．速回原部队，为时未晚；
2．抗拒者为叛匪，将予枪杀；
3．汝等父母兄弟皆因各位成为国贼而哭泣。
与此同时，当局在叛军据点四周建筑物上架设高音喇叭，一刻不停地发出“回头是岸，为时不晚”的警告。
29日上午10时，叛军营垒开始分化，30多名叛军士兵首先走出据点，向政府投降。到中午时，除占领首相官邸和山王旅馆的几伙叛军外，其他叛军官兵已返回营地。下午2时，占领首相官邸的叛军投降。3时，日本广播电台播出一条新闻，称叛乱已经完全结束，军方未发一枪一弹。
在随后的几个月中，日本政府对“二二六”叛乱的策划指挥者进行了漫长的秘密审讯。7月12日前后作出判决，13名叛军首领和包括北一辉在内的4名文官被处以死刑，更多的人被判刑，3000多名军官被解职或调离岗位，皇道派遭到全面清洗，统制派继续大权在握。
“二二六”事件后不久，冈田启介内阁辞职，具有法西斯背景的广田弘毅出任首相。
军部最初曾企图最大限度地利用政变的结果，来成立一个军事独裁内阁，由于种种因素使其未能得逞。但表现在政变上面军部的压力已非常明显，各政党不待说对于继任内阁人选问题已完全丧失了发言权，元老、重臣和宫廷势力也不得不在考虑军部意图的前提下进行决定继任内阁人选的工作。也就是说，作为继任首相的首要条件，必须是军部所同意的人物。广田弘毅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经过军部同意被推出组阁的。军部对组阁进行了露骨的干涉，在它的控制下，寺内寿一大将被任命为陆相。广田内阁一开始就接受了军部提出的“庶政一新”和“广义国防”的要求，开始推行准战时体制。
1936年3月17日，广田内阁发表政纲，提出了所谓“全面革新政治”的任务，这是以军部提出的加强国防、明征国体、安定国民生活（农村政策）和刷新外交四条大纲为中心的。其实质是要建立用天皇权威来统制一切。以军部为轴心，大力加强军事和国防的准战时体制，为在亚洲的侵略扩张铺平道路。至于陆军提出的充实军备、调整税制、加强国防、明征国体、统制经济机构、振兴民间航空事业、加强情报宣传等项“改革”要求，广田内阁也一一予以接受，从而开辟了军部操纵政府干预政治的道路。
“二二六”事件后的广因弘毅内阁，标志着日本军部法西斯独裁政权的确立。这一独裁政权，从一开始就为夺取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霸权，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加紧制定对外扩张的根本国策。
1936年8月7日，广田弘毅首相召开了有陆相寺内寿一、海相永野修身、外相（广田兼）、藏相马场瑛一等参加的五相会议，决定在新形势下实行国策的大转变。五相会议以军部提出的《国防国策大纲》为基础，通过了一个决定日本国策的纲领性文件——《国策基准》。
《国策基准》提出了四项原则性纲要，分别规定了大陆政策和海洋政策的基本方针。大陆政策的基本方针在于：“谋求满洲国的健全发展，巩固日满国防，消除北方苏联的威胁，并防范英美，实现日、满、华三国的紧密合作。”海洋政策的基本方针在于：“向南洋，特别是向外南洋方面，谋求我国民族的经济发展，力图避免刺激其他国家，逐步以和平手段扩张我国势力。”
《国策基准》不折不扣地采纳了陆军的“北进”和海军的“南进”计划，是法西斯军人依靠和利用天皇制，推行国家法西斯化的必然产物，它充分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称霸远东进而向太平洋扩张的狂妄野心。
五相会议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已经走上了国家战争总动员的道路。
五相会议所确定的基本国策，也使日本军事主义集团向国际法西斯主义集团靠近了一大步。五相会议后不久，在国际上深感孤立的广田弘毅内阁，为摆脱孤立地位，并在未来的世界大战中实现它的称霸野心，于1936年11月25日，同在欧洲和苏、英、法、美对立的希特勒德国缔结了《日德反共产国际协定》。一个月后，日本和欧洲另一个法西斯国家意大利缔结了日本承认意大利占有埃塞俄比亚，意大利承认伪满洲国的协定。1937年11月6日，意大利正式加入《反共产国际协定》。这样，日、德、意三个法西斯国家公开结成政治同盟，从而加剧了世界大战的危险。
“二二六”事件是日本军部法西斯力量的重新组合和调整，是它逐步上台执政的起点，是日本走向大规模侵略扩张道路的开端。“二二六”事件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皇道派军官们所要求的，由军部掌握国家大权的天皇制法西斯专政政权，却由统制派法西斯军阀建立起来了。
德日两国法西斯专政的异同
法西斯专政之所以能在德日两个国家建立，有着共同的原因。一是两国在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时，都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残余；二是两国在经济大危机中遭受的打击都相对较重，但由于两国殖民地不多，国土相对狭小，所以转嫁危机的回旋余地都很小，国内矛盾十分尖锐，社会动荡不安，这为两国法西斯的上台提供了机遇；三是两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来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都十分不满，都想重新洗牌。所以他们走到了一起。
但是，在建立法西斯专政的过程中，两国表现了不同的特点。德国的法西斯势力是通过建立法西斯政党，进行法西斯宣传，在国内争取广泛的支持，最后在国会选举中登上德国政治舞台核心的。而日本是借助军部的力量建立起法西斯专政，并在天皇的领导下，借助于天皇制意识形态，通过自上而下地对权力结构的局部改组、逐步演变，实现了国家的法西斯化。日本法西斯保留了较多传统形式和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