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辗转，日月如梭，一切恍如昨日。昔日的记忆仍时时翻动我的心扉，叫我难以忘却与你共度的那些个朝朝暮暮，那些个风风雨雨、甜甜苦苦的日子啊。
大学毕业后，我就职于政府机关。日子平平淡淡，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也没有注目显赫的业绩。生活就像在茫茫人海里不停地遨游飘荡的一叶小舟。或许，我取得的高级职称是对我这几年辛苦工作的评估。渴望事业的成功，渴望家庭的温暖，渴望爱情的甘甜，向着不可知的未来，我们永远风雨兼程。
你知道，我喜欢安静，远离热闹，不知道这算不算感情上的成熟。在人声鼎沸、笑语喧哗的时候，我的心越发孤单寂寞。午后的阳光，我喜欢手捧一本《三毛文集》，静静地看着那个瘦高的流浪一生的女人，一种由衷的安慰就会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忘却孤独。
你曾断言我此生孤影，自己默默品味孤独。因为我选择朋友的标准苛刻，“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其实，你只说对了一半，朋友不在多，而在于精。我不在乎朋友有多少，但是在乎质量。与自己心有灵犀的朋友一起默默无语地漫步于“明月松间照”的幽幽小径，即使不着一言，心底跳动的仍是数不清的快乐。回想我们曾经拥有这样的时光，那真是一种不被世事所扰的宁静与温馨。
我一直以为，能独自承受心灵深处无依无倚的寂寞孤独，是一种超脱，一种成熟。人总是在不断地自我挣扎、自我否定、自我斗争中从幼稚走向成熟。许多事情也是需要自己独自默默承受，默默完成。就这样默默地走，不用负重的心，超然物外的心能够领略多少美景啊！
我生性淡泊，无拘无束。因为我知道生命的美丽就在于它的自由绽放，而且，我更知道，我只是个凡人，平静地过着自己的小日子，平凡就是幸福，我始终这么认为。或许，会因为生活的纷繁杂碎，我变得庸俗。这时候，我会努力打开一扇心灵的窗户，读一读那些直面人生的脸孔：鲁迅的，闻一多的，周恩来的……还有众多大胡子外国人的。久而久之，我的心就会为之释怀。我会渐渐明白，生活更多的快乐在于给予和奉献。
就这样，在这个古老的城市，因为缘分我也结识了许多的师长和文化界的朋友。他们不仅给了我许多的帮助，也给了我许多的教诲和启迪。在他们身上，我逐渐意识到自己的贫乏和孱弱。终于，我坚信人生不是苍白的，需要有一些追求，一些更为崇高更为向上的追求，以安慰自己，也尽可能地给这世界带来一些美丽的回忆。于是，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坐在夜色的深处，月光的怀里，用文字编织人世间所有的真、所有的善、所有的美，在人生的履历上写下一行行或优美或粗糙的句子。
面对着我们脸上岁月不自觉留下的痕迹，我们仍会在喧嚣的都市里拥有属于我们两个的那片永远的风景，我们永远是淡淡地来又淡淡地去……
不知道这些年你过的怎样？有什么变化？原谅我未曾给你写过片言只字。最开始的时候，生活充满了迷惘，担心写出来也是“清绝影也别，知心唯有月，原没春风性情，如何共，海棠说”的清高和无奈；“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无助和挣扎，让你在千山万水之外为我担心。你常对我说，伤心总是难免的，在每一个梦醒时分。到现在，我依然记得，你说这话的表情与神态。
如果再回到从前，回到那个美丽的城市那个美丽的校园，我仍然选择让一切重演。面对着我们脸上岁月不自觉留下的痕迹，我们仍会在喧嚣的都市里拥有属于我们两个的那片永远的风景。我们永远是淡淡地来又淡淡地去……
记得有人说过，忏悔吧，你总有枉度人生的时候。可在风雨如晦的日子里有谁在等你，给你一个温暖的胸膛，赶走寒冷？你是个纤弱的、温柔的追求浪漫情调的清纯女子。你生命中的另一半，应该是一间小屋，应该是一棵大树，应该是一个避风港。这也是我对你最真最美的祝愿。
尽管我们之间隔了几千里的时空，可我们心与心的距离始终并不遥远；尽管我们10年没有见面，但我们都在彼此的心中，未曾远离。
我心底里总是有一支最纯最美的歌是专门为你吟唱的，一如静静的江水，蓝色的湖泊，天上的白云，为你醉成杨柳岸晓风残月。
也许我们将不再相见，心中留下一个角落歌唱，永远，永远；也许我们还会相见，心中留存这份友情，永远，永远。
……
月露之台
文/梅绍静
真的，只有今天上了火车之后，我才去想为什么站台也叫月台？是月露之台吗？月华之台吗？或者就是月之仙台？是哪一个诗人在送别之时给这正在残缺又正在圆满的人们的站台，起了这样一个诗意的名字？并不是只有月饼、月亮门儿……这类状如满月的东西才能在名词前加个“月”字，你看，这月台只是多么窄的一条儿“小月牙”呀。
站在北京站台上的我，在焦热的太阳底下，汗水满面的为你提着行囊，当然，最沉重的，你已自己拎着了。
“在几车厢？”我问。
“17车厢。”你答。
“有那么长的车吗？把你的车次说成车厢了吧？”
你放下包儿，就那么弯着腰，笑着给我看那票上的字。
真的，17车厢！我可从来没有坐过17节车厢的车。
“真长啊。”我也笑了。
走着走着，真没有一点儿在月露之台上的凉爽感觉，只好在一个通风口站住。
“歇一歇儿吧！”人们熙熙攘攘从我们身边走过去，而车上的人们正在纱窗和玻璃里边显现他们放包、穿行、觅座的身影。
“真热！”我又掏出手绢儿来。“四儿妈！”又听见远处飘来这么久违的声音，脸更红了吧？啊，我为什么要为别人脸红？天像是更热了！
这条手绢儿是浅蓝色的，两个角上各织有一只深蓝色的蝴蝶和一朵深蓝色的牡丹。不知为什么，在百货大楼的货架上，我只看中了这条手绢儿。
自己擦完了，又不知道该不该送给你。只好这样问：“你不擦擦汗？”却并不递过手绢儿去。
你一边儿把手伸到自己的裤袋里去，一边说：“我的手绢可脏。”
你掏出来的手绢儿是绛红色的，确是非常脏，好像多少天都没洗过。
“你擦吧！”我这才把自己的递给你，好像这样做，自己也在心理上找到平衡感似的。
再拎起包裹，再快步地绕过人群，从9、10、11、12……那车厢头上一块一块白底红字的搪瓷牌儿前走过去。
啊哈，17！是最后一节车厢。可为什么在车厢后还挂着一节火车头似的东西呢？也许这17才是第一？这不是已无关紧要了吗？紧要的是上车后还会不会有空着的行李架？
“但愿那边儿空着的行李架正在等着我们！”我边说着，边去看车座上的号码。
这么巧，这空着的行李架下正是你的25号！我这才松了一口气，忘了刚才自责的话了：“怪我，我老歇着！”
一刻也没有在车上停，我下车去，但这不是遵循什么列车员的指示，我只是一如既往，遵循着永远也不会给你画出来的自我轨迹。
我到车下的时候，绕过一辆行李车，寻着该有你座位的那一扇车窗，却不见你的影子。也许你是给人堵住了？
好久好久，才发现你已默默地站在我身后。
“怎么下来了？我正在找你。”
我还说：“我走了，你上车吧，我不等车开了。”
你转过身去，像要上车。我却反复着自己的话又走了两步，只不过想对你说一声“再见”。似乎也得到你的“再见”之后，我才能安心离去。
为什么你不回过头来？为什么连“再见”也没说就想要走？我追上前去。我看见的却是一张再也喊不出“再见”来的泪脸。
喊不出“再见”的脸就是今天的月台。
我沉默了，似乎再也不能以任何一句寒暄来亵渎这没有月华、也没有露水十分纯洁的所在。
我的心出奇的宁静，它正像一片洒满月华、凝结露水的圆月之台。啊，我从来还没有在平凡的生活中意识到人们在残缺的当儿会有什么圆满起来。
车确是以这17车厢为第一车厢的。风吹着我的裙摆，把我送到你的视野里去。但这只是一小会儿，月台正弯出弓一样的形状，我是站在月尖儿上，而缓缓驶过月尖儿的列车自有它的轨道。
啊！只有在意识到这一点的一刻，才发觉泪水已那么快地涌上我的眼眶。
我知道我又走过了一段人生历程，它就像缺月之台所连接的那一段走向成熟的历程，我知道我的眼眶里也贮满了花露月华，它就是这满月之台托举着的“地久天长”的美好友情。
我知道我的眼眶里也贮满了花露月华，它就是这满月之台托举着的“地久天长”的美好友情。
留在我心底的眼睛
文/苏叔阳
今天的少年，不会知道那时候……
那时候，是1966年8月。谁也说不清，为什么一夜之间就卷起了“横扫一切”的风暴，谁也不知道这风暴将要刮到什么时候。许多人睡下的时候还是个革命者，醒来却成了“反革命”。亲人不再相认，同志间不再有真诚。疯狂、颠倒，整个社会混乱了，人的心也倒悬起来。
那时候，我是个27岁的青年，在大学里教书。可我却不明不白地成了“反革命分子”。在这风暴刚刚腾起的时候，我就被列为“横扫”的对象，挨了无数次“批斗”。我不知道为什么，别人也不知道，连同那些批斗我的人。他们说我是“漏网右派”，但是，我怎样的“右”法，又是怎样“漏网”的，谁也说不清。
我的心充满了迷惘和痛苦，但我却因此而出了“名”。当我的名字被大大地写在纸上倒挂而又划上红×的时候，当我被拽到台上被人扭起手臂弯腰低头的时候，我在学校和宿合区是个妇孺皆知的“名人”。人人远离我，仿佛我是个传染病患者。
当批斗者也玩腻了的时候，我被打发去拔草，从晨至昏，蹲在热地里拔草是难受的，尤其是心里难受的时候。
一天中午，太阳正毒。我蹲在校园的铁栏墙边拔草，铁栏外，是一条通往近郊农村的小道。小道上有来来往往的行人。骑车的、步行的，凡看到我们这些拔草者，都会停下来，或者默默地看一阵，或者高声地讽刺、低声议论一番。我以为这是种污辱，我的心淌血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在铁栏外站了一群小学生。他们是去参加义务劳动，还是劳动归来，我说不清。也许，他们是列席参加了一次“批斗反革命分子”大会归来。他们站在铁栏外，指手画脚地议论我们，用最纯洁的心诅咒我们，还有几个男孩子用土块、小石头砸我们。
我不能违反“纪律”离开铁栏杆。我只有忍受那咒骂、那石块，我觉得整个世界都坍了，四周是一片黑暗。假如连纯洁的孩子都疯狂了，生活还有什么希望。
就在这时候，一声轻轻的、甜甜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叔叔！”
我抬起头，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站在铁栏外面对着我。她乌黑的短发下有一双明澈的眼睛，清秀的脸颊上滴着汗水，手里捏着两根冰棍儿。
“叔叔，给！”她把一根冰棍儿从铁栏外伸过来。两只眼里全是真诚和期待。
周围的孩子们哄地发出一片嘲笑和指责。她连头也不回，只是伸着那只拿冰棍儿的手，期待地望着我。
在我从睡梦中被人拉起推到学校的时候，在我被草绳捆住，头上被罩上厕所里的便纸篓的时候，我没有一滴泪，这时候，我却止不住泪水了。我的泪泉被一个小姑娘的心捅开了。
我不敢吃，也实在不愿吃那根冰棍儿，这将会给那个小姑娘带来灾祸。我抬起泪眼凝望着她。她却固执地伸着那只拿冰棍儿的手。周围一片寂静，那些哄笑的孩子们也噤了声，所有的人都看着她，连同那些过路的人。
小姑娘也凝视着我，给我以鼓励和安慰。我终于忍不住，伸过头去，咬了一口那冰凉、甘甜的冰棍儿。然后，伸出脏手，捏住那冰棍儿，把它递给一位现在已经告别这个世界的历史学老教授。那老教授也泪眼模糊，抖颤着手接过这孩子最珍贵的赠与。
当我再回过头来的时候，那小姑娘已经走了，只有她洗得褪色的蓝布上衣在小路上飘摆……
啊，你这清秀的小姑娘，你的姓名我不曾知道，但是你的爱心，你的正直，你的澄澈的眼睛给了我希望，给了我力量，使我度过了那疯狂、颠倒的岁月。我永远感谢你。
也许你今天已经步人中年，成了国家的栋梁，也许，你早已经把这件小事遗忘。可是，你的那双眼睛永远留在我心底，它将伴随我走完生命的路程。
你这清秀的小姑娘，你的姓名我不曾知道，但是你的爱心，你的正直，你的澄澈的眼睛给了我希望，给了我力量，使我度过了那疯狂、颠倒的岁月。
歌德与席勒
文/佚名
我在魏玛的大街上走来走去，满脑子都是歌德和席勒。
就人生境遇而言，两人相差很大，歌德极尽荣华富贵，席勒时时陷于窘迫。
他们并不是一见如故，原因就在于差距，以及这种差距在两颗敏感的心中引起的警惕。这种警惕，对旁人是一种永久的隔阂，而对知音，却是一种慎重的准备。
从种种迹象看，两人的推心置腹是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席勒命苦，只享受这份友情10年。歌德比席勒年长10岁，但在席勒死后又活了二十多年，承受了二十多年刺心的怀念。
在他们交往期间，歌德努力想以自己的地位和名声帮助席勒，让他搬到魏玛来住，先借居在自己家，然后帮他买房，平日也不忘资助接济，甚至细微如送水果、木柴，而更重要的帮助是具体地支持席勒的一系列重要戏剧创作。反过来，席勒也以自己的巨大天才重新激活了歌德已经被政务缠疲了的创作热情，使他完成了《孚士德》第一部。于是，这对友人身居小城，开启了人类文艺史上的一个时代。
他们已经很难分开，但还是分开了。上天让他们同时生病，歌德抱病探望席勒，又在病床上得知挚友亡故，泣不成声。但歌德不知道，席勒死时非常穷困。他的骨骸被安置在教堂地下室，不是家属的选择，而是家属的无奈。病中的歌德不了解下葬的情形，后来也不便对席勒的家属有更多的询问，他把亡友埋葬在自己心里了。
没想到20年后教堂地下室清理，人们才重新记起席勒遗骸的问题。没有明确标记，一切杂乱无章，哪一具是席勒的呢？这事使年迈的歌德一阵惊恐，20年对亡友的思念积累成了一种巨大的愧疚，愧疚自己对于亡友后事的疏忽。他当即自告奋勇，负责去辨认席勒的遗骨。
在狼藉一片的白骨堆中辨认20年前的颅骨这是连现代最高水准的法学鉴定家也会感到棘手的事，何况歌德一无席勒的医学档案，二无起码的鉴定工具，他惟一的依凭，就是对友情的记忆。这真是对友情的最大考验了，天下能有多少人在朋友遗失了声音、遗失了眼神，甚至连肌肤也遗失了的情况下仍然能一眼认出朋友的骨相呢？我猜想歌德决定前去辨认的时候也是没有把握的，刚刚进入教堂地下室白骨堆的时候也是惊恐万状的，但他很快就找到了惟一可行的办法：捧起一颗颗颅骨长时间对视。这是20年前那些深夜长谈的情景的回复，而情景总是最具有删削功能和修补功能。于是最后只剩下一颗颅骨，昂昂然地裹卷起当初的依稀信息。歌德小心翼翼地捧持着，前后左右反复端详，最后点了点头：“回家吧，伟大的朋友，就像那年在我家寄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