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哲宗—宋徽宗）
经历了熙丰变法、元祐更化、绍述之争，北宋王朝官家豪强势力早已长成，对资源的控制能力已经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宋徽宗和蔡京所谓的“丰亨豫大”是在完全缺乏契约、产权、法律约束的前提下推行投资、消费政策，投资的是皇室、花钱的是封建官僚，而赚钱的只有官商。
青苗已死
元丰八年（1085年），年仅三十八岁的宋神宗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宋神宗的一生是短暂的一生、折腾的一生，可以概括为如下四个关键词：兴党争、搂钱财、吃败仗、争皇储。结果倒是很直接，“新党”成为不折不扣的官家豪强，北宋王朝再次出现大规模土地兼并，无数裸行草食的流民在广袤的中原大地上游荡。
宋神宗死后，八岁的太子赵煦登基，是为宋哲宗，并由祖母高太后垂帘听政。高太后，历代史籍将之誉为“女中尧舜”，临朝后立即罢黜了新党宰相蔡确、拜风烛残年的司马光为相，开始了历时八年的“元祐更化”。
熙丰变法持续了十八年，十八年间新党已遍及朝堂各个要津，官家豪强更是积累了数不尽的财富。
那么，纠正十八年来的偏差又需要多少时间？
答：只争朝夕。
也许司马光自知去日无多，也许隐忍了近二十年的司马光已经失去了耐心，也许司马光求治之心过切……
复相后的司马光再也没有展现出昔日的宽容与大度，立即对新法打出一连串致命的组合拳——《乞去新法之病民伤国者疏》，请高太后罢黜“保甲法”、罢黜“免役法”、罢黜“市易法”、罢黜“将官法”……
几乎罢黜了所有新法，惟独没有罢黜青苗法！
为什么？
司马光太老了，把青苗法给忘记了……
关于这个极不靠谱的答案，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是我在这里痴人说梦。因为，这不仅是官方给出的标准答案，一度也曾在坊间相当流行，它出自元朝所修《宋史》、明末清初王夫之的《宋论》。也许历代史家不愿相信，反对王安石的旗手司马光居然也推行青苗法，也变成了一个聚敛之臣！
司马光的政治睿智当然是无与伦比的，他明白，要想尽废新法，只能拉住一大片、打击一小撮，不能全盘打击所有新党。
建立同盟者，封赏官职是最好的办法！
元祐元年（1086年），司马光为相数月后，北宋朝堂之上的三品以上大员居然达到二千八百余人，七品以上官员更是多达一万三千余人，远远超过了元丰年间。
其实，糟糕之处并不在于朝廷增加了这么多官员。
无论新党、旧党，如果具体到每一个人，不一定就是见钱眼开的主儿；他们久历枢廷，远比普通人对时局有着更精准的判断；在四书五经熏陶下，他们甚至真的怀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情怀，也恨不得“玉宇澄清万里埃”！
封建官僚之所以可怕，并不是因为搂钱财、抢土地、搞女人……而是因为他们手中有权力，有权力支配相当一部分社会资源，有权力按照自己意志支配相当一部分社会资源。即使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无论多么美好的初衷，封建官僚主导经济的本质永远只有一个：以封建官僚的个人意志替代真正的市场，尽最大可能花最多的钱、办最大的事——那些钱本来应该由每一个黎庶决定如何花、如何用，又如何赚！
有了这么多官，当然就要花这么多的钱！
司马光上台不足一年，元祐元年三月，户部侍郎苏轼就这样评价当时的财政状况：户部正在编纂近年来的往来账目，今年朝廷每年收到的钱谷、锦帛根本不足以支撑今年的支出，现在不足半年，国库所见之处均已空空如也！
怎么办？
答：青苗法！
元祐元年（1086年）元月，向来以反对青苗法著称的司马光居然亲自签署了一份文件，要求各州、道、府、县高度重视青苗法工作，务求在春耕之前及时下拨“义仓”（青苗钱的变种）给升斗小民，利息仍为二分。对此，司马光还亲自向高太后解释：神宗朝青苗法的本意是利民，只是青苗法为奸邪小吏所用；现在，朝廷已经知晓其中弊端，此后青苗法不再强行配给，官府只向自愿借款的人放贷。
复行青苗法当月，熙丰变法的主导者王安石病逝于江宁，年六十六岁。
王安石生前最大的“功绩”并不在于颁布了多少“新法”，而在于抛开“科举帮”，自行任用了一批起自草莽的“奸邪小吏”，就连王安石本人都将之痛斥为“不才、苟简、贪鄙之人”。这些人丝毫不懂道义，干坏事的时候连“星宿老仙扬威中原颂”也懒得唱，据宋代笔记小说记载，他们根本不讲法令、不事诉讼，早晨起来就开始讨论青苗钱的本息，日上三竿还在核对借款合同，日影西斜又在盘算今天究竟赚到了多少钱，鸡鸣五更还在整理账簿。
王安石虽死，这些人犹生！
这是一个极具寄生性、腐朽性、暴力性的封建统治集团，亦官、亦商、亦匪。有什么样的封建官僚，就会有什么样的王朝经济，治国之道，民为重、君为轻，但是，官为本！
——五月，户部侍郎苏轼上《乞不给散青苗钱解状》，生动地再现了当时黎庶为青苗钱所害的惨状：农人只有在某一天才能在县衙领取到青苗钱，但是，县令在县衙门口大摆宴席，农人刚出县衙就被拖到酒席上吃酒——吃酒是要钱的！农人吃完酒席，发现自己的青苗钱刚刚够付酒钱……此臣亲眼所见！
——强迫高消费还是好的，好歹农人也算是吃了一顿酒席。元祐年间的笔记小说记载县令如此创新青苗法：县令约定某一个时点让农人领取青苗钱，同时在县衙门口摆了一个戏台，衙役就站在农人出门的必经之路上，见到出门的农人就强行拉到戏台下面听戏——听戏也是要钱的！
时人这样评价当时的青苗法：熙宁、元丰年间“青苗”害民，但起码要到秋收以后才被迫变卖田宅妻女，丰收年景很多人家或能得以幸存；今天，农人自领到青苗钱之后就两手空空，要么投河、要么上吊，所谓“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
史称，司马光见到苏轼等人的奏折后“始大悟”，立即上奏自劾。元祐元年八月，青苗法被正式废黜。
次月，司马光病逝于汴京，年六十八岁。
大家一定知道，在十字路口等红绿灯的时候，只要有一个人闯红灯，就会有很多人跟着闯红灯；而习惯于闯红灯的人如果看到其他人都在等待，也会遵守交通规则。这并不是某人道德素质突然增高或降低，这种现象在金融学上叫“从众利己”，人们总以为大多数人都在做的一定是对的，也就会按照大多数人的方式投资——结果必然赔钱——赚钱的永远是少数人。
过去，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所限，旧党士大夫不会也不屑于借手中权力肆无忌惮地掠夺财富；现在，有了新党“奸邪小吏”做榜样，为什么他们能干，我们就不能干？
何况，搂到钱确实能过很好的生活，多赚点钱总是好的，挺现实的一个目标。司马光死后，旧党开始和“奸邪小吏”一样不遗余力地攫取权力，新旧之争完全沦为权力之争的工具，封建官僚如探囊取物般攫夺着天下权力，天下之财成为任人瓜分的盛宴，手段更是无所不用其极！
——文彦博曾是仁、英、神、哲四朝老臣，熙丰年间也是司马光最坚定的支持者。元祐朝八年间，年迈的文彦博四处奔走为儿孙谋求官位：几个儿子先后成为同州知州、光禄少卿、右司员外郎；几个孙子先后做到候寺监丞、少府监丞的位置；就连几个女婿、孙女婿也都安插到管工程的部门都水监丞、管钱财的部门监商税院。
——为打击新党，旧党炮制了“车盖亭诗案”。这是宋史中最著名的文字狱，新党领袖蔡确在发配路上写下了“矫矫名臣郝甑山，忠言直节上元间”的诗句。诗中所提到的“郝甑山”是唐高宗上元年间的一位大臣，曾上书唐高宗反对武则天。旧党借题发挥，说蔡确含沙射影说当朝高太后是武则天。最终，蔡确因言获罪，被改为发配岭南，不久死在那里。
——旧党居然列出了一个榜单，将王安石、吕惠卿、蔡确等九十人列为奸党，并张榜在朝堂公布。对此，旧党领袖范纯仁（范仲淹之子）担忧地说：新旧两党已经争斗数十年，开此先河，我辈恐均不能幸免。
元祐八年（1093年），高太后去世，范纯仁的预言不幸成为现实。刚刚亲政的宋哲宗立即改元“绍圣”，意为尊宋神宗变法为“圣”，此后，宋哲宗尽黜旧党、启用新党。大宋王朝，本来就被旧党由着性子折腾了八年，新党上台之后立即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打击报复之上，至于青苗法，根本无人顾及。
——正牌“旧党”司马光被追夺一切勋爵，所有著作一律焚毁，如果不是皇后出面干预，几乎被暴骨鞭尸。宋神宗曾亲为《资治通鉴》做序，面对前来焚毁刻板的新党，旧党指着刻版上的宋神宗序言质问，你们难道连先帝的手迹也要毁掉吗？如果不是这样，我们今天很有可能看不到《资治通鉴》。
——冒牌“旧党”苏轼被弄去岭南常年吃荔枝，而这位所谓的旧党，曾在元祐年间为保留雇役法当面大骂司马光为司马牛！无奈之下，苏轼安心去岭南吃荔枝去了，并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新党居然也如法炮制了一份“元祐党人”名单，并将这份名单刻在石碑上，称之为“元祐党人碑”。
新党干了这么多“大事”，惟独没人有兴趣恢复青苗法。因为，他们很快就有了一个新的领军人物，与这位新人相比，王安石的“青苗法”根本上不了台面。
这个人的名字叫蔡京。
《易经》里的凯恩斯主义
一个人的生命基本不会超过一百年，去掉天真烂漫的孩提时代、耳聋眼花的耄耋之年，能建功立业的时间不过四五十年。短短四五十年的生命，无论名垂青史或者遗臭万年，任何人想在史书上留下一笔都是一件难度极大的事情，皇帝也不例外。
无疑，宋徽宗赵佶实现了这个目标。
赵佶在中国历史上之所以有名，不仅仅是因为他和李师师的风流艳史，甚至不仅是因为他冠绝古今的瘦金体，更是由于徽宗朝经济金融政策的起伏跌宕。宋徽宗长于书法，却不擅于经济金融，徽宗朝所有经济政策的背后都有另一位书画天才的影子，就是北宋末年“六贼”之首的蔡京。
蔡京，王安石门生（王安石的门生、朋友基本都被《宋史》列入奸臣传），熙宁三年进士。神宗、哲宗两朝，蔡京在新旧两党之间游刃有余，无论新党、旧党都认可他的能力，对他的人品也没什么恶感。蔡京是王安石的学生，王安石曾在神宗面前推荐他为自己的继承人；如此新党，司马光对他的评价是：如人人都能像蔡京一样尽心尽力，何愁天下不治？
崇宁元年（1102年）蔡京拜相可谓是众望所归，人们认为蔡京一旦登上相位，所作所为将让天下人拭目，就连宋徽宗自己也这么想（庶几成一代之业，以诏万世）。
徽宗朝，这位政治智慧与艺术天赋齐飞的人先后四度为相，二十年间所作所为足以名标史册（恶名）。王安石、蔡京师徒相承，只是蔡京结局比王安石更为凄惨，不仅父子、兄弟反目成仇，自己也身败名裂、客死街头。《宋史》对他的评价是“卒致宗社之祸，虽谴死道路，天下犹以不正典刑为恨”。
杀了你，都不解恨！
如果让我评价蔡京，可以这样说：此人是一个天才，不仅是书画天才，也是一个经济学天才、一个错位的经济学天才！当代，人们将凯恩斯誉为“当代经济学之父”。在中国，这套东西古已有之，其缔造者和实践者之一就是这位臭名昭著的蔡京，据蔡京本人说，他的经济学思想渊源来自《易经》。
《易经》中有这样的卦辞：“丰亨，王假之；豫大有得，志大行也。”人们这样解释“丰、亨、豫、大”：王者在最盛之时，应当一切都崇尚盛大，不必过分忧虑财货不丰，应当顺天理而动，王德自然如日行中天般地普照天下。
根据“丰、亨、豫、大”卦辞，蔡京独创出一套前无古人、后有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大家只有尽量花钱，才能迅速生产财富，天下如果有一个人舍不得花钱，就会有很多人没钱赚，如果所有人都舍不得花钱，天下人就都没钱赚。一千年后，凯恩斯重复了蔡京的理论：经济萧条的时候，政府要扩大财政赤字，以国家的力量扩建工程、完善公共设施，让人们赚到钱，这样就能刺激经济尽快繁荣！否则，没人消费，生产者就赚不到钱；赚不到钱，生产者就会压缩生产；压缩生产，就会产生更多失业；更多人失业，就会进一步压缩消费，然后就是经济危机。
根据“丰、亨、豫、大”理论，蔡京提出了自己的施政纲领，看起来跟后来凯恩斯的财政扩张政策也差不多：作为皇帝，宋徽宗要第一个带头舍得花钱，皇室和各级官衙要修造官衙、水渠、宫室、园囿，流民有钱赚就不会是流氓、流民有饭吃也不会去无事生非，天下承府库就会越来越充盈，此所谓“丰、亨”；皇帝宫室、百官官衙、百姓住房才会越来越宽阔，所谓“豫、大”！
如此，天下可定！
蔡京这套理论听起来还是挺靠谱的，跟凯恩斯一样，两者都在阐述一个逻辑：刺激消费、拉动经济。
然而，史实告诉我们，在“丰、亨、豫、大”指导下，北宋最终走上了亡国之路。
蔡京错在哪儿了呢？
西方经济学告诉我们，在没有达到潜在的增长速度之前，政府可以加大投资、刺激消费，以促进经济增长；西方经济学没告诉我们，所谓“凯恩斯主义”是有前提的：以投资刺激经济，所有市场参与者必须身处规范的市场，有明确的交易规范、有效的法律制度，并且不能存在一个垄断一切资源的强势主体。
一句话：投资和消费都是对的，关键要看谁投资、谁消费，在什么时候投资、又在什么时候消费。
我们说过，经历了熙丰变法、元祐更化、绍述之争，北宋王朝官家豪强势力早已长成，对资源的控制能力已经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所谓“丰亨豫大”是在完全缺乏契约、产权、法律约束的前提下推行投资、消费政策，从经济理性角度考虑，封建官僚将按照权力大小分配资源：投资的是皇室、花钱的是封建官僚，而赚钱的只有官商。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位纵情山水、画工、书法、妓馆的皇帝，还有《水浒传》里的生辰纲、花石纲！
在《中国古代汉语词典》中，“纲”指代成批运送的货物，所谓“生辰纲”就是各地封建官吏借皇帝生日之际成批向宋徽宗行贿；这位艺术天才还喜欢奇石，于是又有了“花石纲”。
太湖之上曾有一块奇石，长四百余丈、宽两丈，石材玲珑剔透、宛若天成，中唐年间白居易曾亲手在石上栽下一棵树苗。四百年后，树苗已成参天巨木，地方官居然忽发奇想，要将巨石连同大树一起献给宋徽宗！巨石运抵京城汴梁的时候，总计花费了八千万缗钱，相当于一户中产之家二百年的收入！
这只是一块石头，一户中产之家二百年收入也断送不了北宋王朝。可怕的是那些出主意的封建官僚。
从广大北宋人民住房情况来看，富裕人家一般会住独门独院，院子里偶尔也会有些石头、假山……只要这家人稍微富裕点，封建官吏就会在人家的树上、石头上、房梁甚至大门贴上皇家标记，表示要取走这个物件送给皇帝。
这些物件不一定很值钱，但是，封建官僚会让主人掏出来很多钱；我看上了，就等于皇帝看上了；主人不但要贡献出这些物件，还要负担运往汴京的费用；更离谱的，主人要早晚向物件磕头，像对待皇帝一样对待这些物件，否则，就是对皇帝不敬——“大不敬”，这可是要杀头的罪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