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东汉的一些中下级官吏，也对宦官政治表示不满。当他们看到处士横议和学生抗愤的现实，也敢于挺身而出，站在自己的岗位，行使自己的职权。如刘祐为河东太守，其属县令长多系宦官子弟，百姓深受其苦。刘祐到任，罢黜其罪恶昭彰者，为百姓平理冤狱。延熹四年（161），刘祐任大司农，当时宦官苏康、管霸专权宫中，侵夺全国各地大量良田美业、山林湖泽，使得百姓穷困，州郡萧条。刘祐移书各州郡，依照国家律令予以没收。宦官向桓帝谮诉，桓帝竟将刘祐论输左校。魏朗为彭城令，宦官子弟为国相，多行非法，魏朗屡次上奏弹劾。南阳太守成瑁与其功曹岑睚，决心褒善纠违，肃清郡府。当时南阳有一富贾张沉，平时与宦官相勾结，横行不法。成瑶与岑睚将其捕杀，并收审其宗族宾客，杀死其有罪恶者二百余人。大宦官侯览唆使张沉之妻上书讼冤。桓帝竟下令逮捕成璟，死于狱中。诸如此类的事件，不胜枚举。
官僚和太学生反宦官的政治浪潮日益高涨，当权的宦官集团的反攻也一天天凶猛。于是以张成事件为导火线的“党锢事件”发生了。
第一次“党锢”事件，发生在延熹九年（166）。当时，宦官党羽张成，善于占卜之术。他预卜将有大赦，遂教子杀人。李膺为河南尹，派人收捕张成之子。不久果然政府下令大赦，眼看罪犯即将逢宥获免。李膺更加愤恨，不顾赦令，坚持将张成之子处死。于是，宦官侯览等指使张成弟子牢修上书，诬告李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惑乱也）风俗”⑨。在宦官的蛊惑下，桓帝大怒，诏令郡国，逮捕“党人”，罗列罪名，于是逮捕李膺等，牵连陈寔等二百多人，包括一些太学生，都被下狱严讯。同时，还派使者四出追捕在逃的“党人”，皆悬赏购募。一时之间，“使者四出，相望于道”。郡国所奏相连及者多至数百。唯平原相史弼，独未捕一人。使者责问说：“青州六郡，其五有党……平原何理而得独无？”⑩史弼说：“先王疆理天下，画界分境，水土异齐，风俗不同。它郡自有，平原自无，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诬陷良善，淫刑滥罚，以逞非理，则平原之人，户可为党。相（史弼自称）有死而已，所不能也。”使者大怒，向皇帝举奏史弼，恰值党禁中解，史弼以俸金赎罪得免，以此全活平原“党人”千余人。
这样大案，要经过府（三公府）考实，太尉陈蕃不肯连署，他说：“今所考案，皆海内人誉，忧国忠公之臣。此等犹将十世宥也，岂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⑩同时上疏桓帝极谏，疏中有云：“杜塞天下之口，聋盲一世之人，与秦焚书坑儒，何以为异？”⑩桓帝忌其言词切直，假托陈蕃辟召非人，将其策免。李膺等人在狱中交待党人时，故意牵引一些宦官子弟，宦官惧受牵连，亦不敢再坚持；加以外戚窦武及尚书霍谓均上疏为“党人”讼冤。于是遂于次年（永康元年）大赦天下，李膺及“党人”二百余人，皆免归乡里，书名三府，禁锢终身，不得为官。
宦官集团的残酷迫害，并没有吓倒正直的官僚和儒生。党锢事件发生后，士大夫闻风而动。史称：“海内希风（仰慕风尚）之流，遂共相标榜（称扬），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⑩他们把敢于同宦官斗争的知名人物。分别冠以各种美称，加以表彰。如陈蕃、窦武、刘淑（桓帝时任侍中，主张罢除宦官）三人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宗也）；李膺、王畅等八人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泰、范滂等八人为“八顾”（“顾”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张俭、刘表等八人为“八及”（“及”者，言其能导人宗仰者也）。度尚、张邈等八人为“八厨”（“厨”者，言能以财救人者也），他们互相激励，清议的浪潮更加高涨。范滂出狱归家，家乡汝南和南阳士大夫前来迎接的车子多至数千辆。度辽将军皇甫规自以为西州豪杰，以未能被当作名士列入党锢为耻，乃自陈与党人的关系，请求连坐，朝廷虽未降罪，但当时人们都赞扬他的风节。
第二次党锢之祸开始于灵帝建宁二年（169），一直延续了十多年，规模之大，株连之广，都超过了前一次。公元167年桓帝死，灵帝即位，年仅十二，窦太后临朝，大将军窦武与太尉陈蕃共同辅政，重新起用被废黜的李膺、杜密等“党人”首脑人物入朝为官，并上疏太后谋诛宦官。不料事机不密，宦官曹节、王甫等先发制人，劫持太后交出玺绶，矫诏发北军五营士攻窦武，窦武众溃自杀，陈蕃等亦遇害。从此宦官气焰更加嚣张，对党人的镇压变本加厉。先是山阳郡（治昌邑，今山东巨野南）东部督邮（郡属吏，代表太守督察县乡，宣达教令，兼司狱讼捕亡等事。）张俭以宦官侯览横行乡里，残害百姓，两次上书举奏侯览家族罪恶，请诛侯览，同时将其强取的资产就地没收。但是，上报奏疏却被侯览扣压，他对张俭十分怨恨。建宁二年（169），侯览指使乡人朱并上书，诬告张俭与同乡二十四人结党谋反。宦官曹节借题发挥，示意有司奏：“诸钩党（钩，谓相牵引也）者故司空虞放及李膺、杜密、朱寓、苟昱、翟超、刘儒、范滂等，请下州郡考治。”当时，汉灵帝年方十四，他问曹节等人：“何以为钩党？”对日：“钩党者，即党人也。”灵帝又问：“党人何用为恶而欲诛之邪？”对日：“皆相举群辈，欲为不轨。”灵帝问：“不轨欲如何？”对日：“欲图社稷。”无知的灵帝因而批准了宦官的请求，于是，李膺等百余人，俱被逮捕，死于狱中。妻子皆徙边，天下豪杰及儒学有行义者，皆被宦官指为“党人”，其死、徙、废、禁者，又六七百人。张俭亡命困迫，望门投止，得到很多人的掩护和一资助，最后被迫逃往塞外才得幸免。官府搜查张俭所经之处，因受牵连而死者以十数，“宗亲并皆殄灭，郡县为之残破”。
熹平元年（172），窦太后死，有人在宫门上张贴反宦官标语，揭露宦官统治的黑暗。于是宦官再次矫诏收捕“党人”，又有“党人”及太学生一千多人被捕。熹平五年（176），永昌（郡治今云南保山东北）太守曹鸾上书为“党人”讼冤，书中说：“夫党人者，或耆年渊德，或衣冠英贤，皆宜股肱王室，左右大猷者也，而久被禁锢，辱在涂泥（困境）。谋反大逆尚蒙赦宥，党人何罪，独不开恕乎！所以灾异屡见，水旱荐臻，皆由于斯。”桓帝览奏大怒，除将曹鸾掠死于狱外，又诏州郡，凡“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一律免官禁锢，并连及五服以内的亲属。经过这场浩劫，天下有气节的儒生，几乎被一网打尽。
东汉末年的“党锢”事件，是东汉士大夫和儒生反对宦官专权的斗争，它反映东汉的政治危机日益加深，接着而来的是公元184年的黄巾大暴动。东汉政府为了挽救危局，不得不宣布大赦“党人”，但是为时已晚，等待它的只是这个王朝的最后覆灭。
注释
①②《后汉书》卷六三《李固传》。
③《后汉书》卷五四《杨秉传》。
④《后汉书》卷五七《李云传》
⑤《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列传·单超传》。
⑥《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李膺传》。
⑦《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序》。
⑧《资治通鉴》汉桓帝永兴元年。
⑨《后汉书》卷六七《党钢列传序》。
⑩《后汉书》卷六四《史弼传》。
《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李膺传》。
《后汉书》卷六六《陈蕃传》。
《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序》。
《资治通鉴》汉灵帝建宁二年。
《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张俭传》。
《资治通鉴》汉灵帝熹平五年。
道教的兴起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传统宗教，它产生于东汉中叶，形成于东汉末年。东汉王朝从和帝开始，政治上逐步形成外戚与宦官两大集团，彼此夺利争权，使东汉王朝的统治日益腐朽和黑暗，给下层民众带来深重的苦难。当广大人民在渴望摆脱苦难而又找不到出路的时候，就常常幻想有一种神灵的力量来拯救自己，把希望寄托在一种宗教身上。而统治阶级在面临严重的社会危机之时，感到儒学已不能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也极力企图利用宗教来麻痹人民，借以稳定其统治。于是佛教转盛，道家复起，道教也趁机而兴，企图用一套宗教救世之方，改良政治，变易风俗，慰藉人心。
道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密切，首先表现在它的主要来源是古代宗教迷信。巫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介者，能降神、解梦、预言、祈雨、医病、占星。民间巫术用符水治病，借卜筮占吉凶。先民以为疾病是有鬼附体，需用巫术加以祛除，由此有符咒驱鬼的法术。殷人尚鬼，故也重巫，如以巫咸、巫贤为相。春秋战国时期荆楚重巫，《楚辞》中即有很多巫觋古代风景画鉴赏降神的描述。楚文化的这种祈祷、降神、禁咒之风，当是道教的一个源头。战国以后，神仙方士宣传仙药可以长生不死，迎合上层贵族要求永享富贵的欲望，得到他们的支持。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和秦始皇都醉心方术，派人入海觅仙求药。汉武帝宠信齐人少翁、栾大、公孙卿等方士，终日梦想如黄帝一样飞升成仙。这些神仙学说和方术思想逐渐衍化为道教的修炼方法。其次，表现在它与道家哲学，主要是《老子》和《庄子》的关系上。先秦与东汉道家是一个学术派别，不是宗教教派；《老》、《庄》等书是学术著作，不是宗教典籍。关于《老子》之被神学化以及老子何以被奉为道教教主，现在还无法做出准确说明。从时间上推断，应在东汉时期，首先出现在宫廷和上层贵族阶层。光武帝儿子楚王刘英“晚节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明帝诏书也说“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①。桓帝“好神，数祀浮屠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后遂转盛”②。这里所说老子被道教奉为神，与先秦的哲学家老子无关，而是以教主的形象出现的。
一种宗教要形成一股社会力量，必须建立相应的组织和拥有众多的信徒。由民间巫术发展起来的原始道教的主要宗教活动是以符水治病，祈祷禳除，又提倡互助救困，能解穷民燃眉之急，因此对社会下层人民有较大的吸引力。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民生困苦，为符篆派道教组织在民间的建立，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于是有太平道和五斗米道的兴起。
太平道是张角于东汉灵帝时（167—189）所创立。据《后汉书·皇甫嵩传》：“巨鹿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畜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十余年间，发展徒众至数十万，遍及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三国志·张鲁传》裴注引《典略》亦云：“太平道者，坚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为不信道。”太平道主要在下层群众之间流行，受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中部分反映劳动群众愿望和要求的思想影响。它的特点是人多地广，规模巨大，而领导集团有武装起事的预谋，传道的目的在于借用宗教外衣为起事进行思想和组织准备。他们打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这一带有宗教和谶语色彩的口号，向封建朝廷实行造反，军队著黄巾，张角自称黄天，表现出黄老崇拜的特色。太平道于中平元年（184）发动了反叛朝廷的起事，一时“八郡同时俱发”，“所在燔烧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亡，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③。后被东汉政府动员大军镇压下去，太平道从此传授不明。
五斗米道也是中国原始的道教，它的开山祖师是沛国丰人张陵。关于张陵的事迹，史书记载极其简略。惟《三国志·魏志·张鲁传》中记云：“鲁……祖父陵，客蜀，学道鹄鸣山中，造作道书，以惑百姓。从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号米贼。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鲁复行之。”这是历史上关于三张传道世系的最早记载。另据《典略》谓：“汉中有张修，”“修为五斗米道。”张修死后，“鲁在汉中，因其民信行修业，遂增饰之”④。又《后汉书·灵帝纪》云：中平元年春二月黄巾起事，“秋七月，巴郡妖巫张修反，寇郡县”，裴注引刘艾纪日：“时巴郡巫人张修疗病，愈者雇以米五斗，号为‘五斗米师’。”是历史上确有张修其人。陈寿在《三国志·刘焉传》中称：“益州牧刘焉以鲁为督义司马，与别部司马张修将兵击汉中太守苏固。鲁遂袭修杀之，夺其众，”“鲁遂据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根据以上几条记载，五斗米道系张修在汉中创建，而后张鲁袭杀张修，取教权。以上两说均有所本，并志于此。
据《典略》，张修的五斗米道，除叩头思过、符水治病与太平道相同外，“又加施静室，使病者处其中恩过。又使人为奸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号为奸令。为鬼吏，主为病者请祷。请祷之法，书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为常，故号日五斗米师”教权转入张鲁手中后，五斗米道的活动更加充实完备。《典略》说；“教使作义舍，以米肉置其中以止行人；又教使自隐，有小过者，当治道百步，则罪除；又依月令，春夏禁杀；又禁酒。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三国志’张鲁传》亦谓：“鲁遂据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其来学道者，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号‘祭酒’。……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悬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由于张鲁实行政教合一，用宗教推行教化，去鄙俗，淳风气，在汉末战乱的岁月中，巴、汉一带得以形成一个局部安定的社会环境，达三十余年，史称“民夷便乐之”，朝廷“力不能征”。献帝建安二十年（215），张鲁归降曹操，官拜镇南将军，封阆中侯，邑万户。可见五斗米道的遭遇与太平道不同，它不但没有遭到太平道那样悲惨的下场，反而乘太平道被消灭之机向全国扩散，演变为天师道，成为魏晋时期道教的正宗。
对中国道教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的道书是《太平经》和《周易参同契》。
《太平经》是流传至今的最早的道教经典。在此之前，西汉成帝时“齐人甘忠可诈作《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以言‘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⑤。据此，该书当是具有道教性质的社会改良理论。东汉时期，民间流行的巫术与黄老学说的某些部分结合起来，逐渐形成了道教。顺帝时，琅玡宫崇“上其师于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号为《太平清领书》，“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觋杂语”⑥。今所存《太平经》残本，是从《太平清领书》演化而来。《太平经》推尊图谶，多以阴阳之说解释治国之道，还采摭了一些佛教义理加以缘饰。《太平经》里有维护封建统治的言论，也有改良主义的言论，如主张任用贤才，公平办事；减省刑罚，避免重刑死法；反对穷奢厚葬；准许万民直言疾苦，使下情上达等。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书中有些反映农民愿望的言论，如“夫人各自衣食其力”，“天生人幸使其人人自有筋力，可以衣食者”。这是农民群众的生活原则。自食其力的反面是四体不勤地剥削他人。《太平经》认为天地间的财物应该公有公用，不能让极少数人独占为私有。“此财物乃天地中和所有，以共养人也。……此大仓之粟，本非独鼠有也，小内之钱财，本非独以给一人也；其有不足者，悉当从其取也。”这些经义蕴含着十分深刻的真理和智慧的光芒，而且通俗透辟，感人肺腑，颇易为农民所理解和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