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就着桌上的蜡烛，签下了两份合同。如此草率或曰如此浪漫地签合同，在我还是第一回。
签完后，我说我可以送他回住处。他有些意外，还是上了车。车上我们闲聊。他果然很小，只比我儿子大三岁，今年刚从北航毕业。我夸他不简单，能考上北航。他老老实实地说，单凭他的高考成绩原本上不了北航的，是靠了他的体育特长。他是个长跑运动员。拿过市里长跑第三名。我突然反应过来，今晚他是从住处走到或跑到我们见面地点的，到之前他给我电话时，气喘吁吁。他在充分利用他的长腿。
我没有求证这个问题，而是问他怎么会喜欢体育？因为他前面告诉我，他是个从小在农村长大的孩子。我知道农村孩子只有干体力活儿的份儿，没有体育锻炼这个概念。
他说是因为他爷爷。
他说他爷爷曾经是个抗美援朝的老战士，从小就要求他锻炼身体，每天都带他跑步、爬山、做俯卧撑等等。他还说他爸爸并没有当兵，也没有搞体育，他爸爸喜欢的是音乐；他还说他并不是爷爷的长孙，他上面还有两个哥哥，但爷爷就是喜欢他；还说爷爷身上有伤，抗美援朝时留下的，还说爷爷回到故乡后，什么补贴都没有，跟他一起参军的战友都有。到爷爷去世他也没搞明白。还说爷爷是在他高二那年去世的，没能看见他进大学。
他兴致勃勃地跟我说着这一切，我心里渐渐生出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一个本来与我毫不相干的生命，却在今晚突然呈现在了我面前，连同他那些生命的秘密，一起呈现在了我的面前。他爷爷怎么负的伤？怎么离开了部队？怎么没有得到政府的补助？他为什么没让儿子再当兵？为什么喜欢这个最小的孙子？为什么要让这个最小的孙子进行体育锻炼？难道他希望他当兵？难道他在这个孙子的身上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
我没有问这个小伙子，我知道我迷惑的也是他迷惑的。或者他迷惑的还没有我多，没有我强烈，否则他不会这么长时间不去弄清楚这些事情。当然，也许他是正常的，我不正常，我有职业病，我总是想窥视他人的人生，总是想破解他人的人生。那些人生的秘密，在我看来都是小说。
我把小伙子送到住处，问他没找错吧？他说不会错的，到的第二天早上，他就6点起床，围着这一带跑了一圈儿。果然。我猜得没错。他一直在充分利用他的长腿。
返回的路上，我看着街上闪烁的灯光和人流，忽然想，任何时候，你都不能说那些陌生人与你没有关联。没准儿那一天，他就出现在了你的面前，带着他生命中的秘密。
这些秘密，正是生命的魅力所在。
2006年8月8日
挥之不去的阴影
今天去参加座谈会，是与日本现代中国文学研究者访中团进行座谈。
我们到达后不久，日本客人到了。我本能地从座位上站起来，表示欢迎。但我注意到至少有五六个作家坐着没动。淡漠地看着他们进门。我同时注意到日本客人的脸上，也没有笑容。只有团长女士略带笑意。也许是因为生疏，或者是我的敏感？但我的确感觉到了一种彼此的不自然。
我想无论对方是什么心理，我们作为主人，还是应当对客人表现出应有的礼貌和尊重来。但坦率地说，我虽然站起来了，心里也是有点儿别扭的。不像上两次与其他国家的作家代表团座谈，没心没肺地就来了。这一回心里总硌着什么东西。
来的5位客人，团长岸阳子，一位73岁的女士，早稻田大学的名誉教授，中国通，已经翻译了很多中国作家的作品，一家人都和中国非常友好，据说他们家里的日常用语是中国话；团员秋野先生，也70多岁了，是关西大学的教授；另外三个团员，山口先生是日本大学的教授，饭塚先生是中央大学的教授，小川先生也是早稻田大学的教授，后三位均四五十岁的样子。五个人有一个共同点：全部会说中国话，而且还很顺溜，所以虽然带了翻译，却完全用不着。
座谈会平平静静地开始。先彼此介绍了与会者。然后由岸阳子团长介绍了他们此行的目的，再由饭塚先生介绍了他们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情况。我听了一下，半看半猜地浏览了他们提供的翻译书目，发现日本的出版界与图书市场和中国非常相象，容易畅销的书无非是因影视而火爆的，或者因有色情内容的，或者获大奖的。纯文学也没有太多的市场。
饭塚先生还写了一篇论文，《中国小说20年》，分析了中国当代小说家的状况，几乎把中国这20年的活跃作家都涵盖了。看得出他们非常熟悉中国当代文学。听完介绍有两点让我意外和感动。一是他们翻译了中国作家的一些纯文学作品后，经常是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赚不着钱），他们得自己去争取，去想办法筹集资金；二是一旦某家出版社决定出了，就要求翻译家与作家合作，不允许翻译家直接翻译出版，为的是让译作保有较好的文学性。
很认真很严肃的态度啊。
后来山口先生发言，开门见山地向阿来请教关于两种语言在写作中的关系。阿来很高兴地作答，我注意到山口的面前放了一个电子辞典，当遇到一些他不是很明白的词汇时，他立即查阅，同时不断作记录。
阿来之后，又有两位作家发言，话筒终于到了我的面前。我早想好要说几句的。若干年前，日本的《中国文学季刊》曾两次翻译发表我的小说。我想也许来的人中就有翻译我小说的翻译家。后来饭塚先生在介绍时提到翻译过我的小说，我想也许就是他了。
我简短地谈了两点，一是表达谢意，感谢他们将我的小说翻译介绍到日本；二是表示敬意，对他们的工作态度，和他们对中国文学的热情推介。不过，当我说我很高兴能向翻译者当面致谢时，饭塚先生既没点头也没摇头。莫非不是他？
总的来说，座谈会开的还不错，日本客人自始至终用中国话与我们交流，期间团长岸阳子女士脱口说出一句日语，马上说了声“抱歉”，这反倒让我感到歉意了。他们一直在努力做着中国文学的翻译推介工作，来到中国不但没有一点儿自负和骄傲，却始终表现得小心翼翼，谦虚谨慎。
会后我们一起去就餐。饭塚先生主动与我交谈，我这才得知，翻译我小说的是一位年轻女性，而这个饭塚是责任编辑。他说，我清楚地记得，你两次都没要我们的稿费。他说到这里笑了，很有些意味。
在与他们见面之前，此事颇令我自得。当时我收到《中国文学季刊》编辑部写的信，说小说已经发表了，但由于他们的刊物发行量很小，经费紧张，故只能致以“薄酬”。是多少日元我已经忘记了，大概相当于人民币三四百元吧。我当时就回复说，稿酬就不要寄来了，转赠给翻译者吧，谢谢他的劳动。后来他们又翻译一篇，又写信来，我仍是如此答复的。所以饭塚说，我两次都没要稿酬。
不知为何，现在听他提起此事来，我反倒有些不好意思了。我想我当时不要这个钱，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它是日元。我很想在日本人面前表现出豪气来：俺不稀罕。其实我当时的收入并不高。现在一想，我还是显得有些小家子气，也有些不尊重他们。
我连忙跟饭塚先生解释说，我也是个刊物主编，深知办刊经费紧张的苦衷，很能体谅他们的心境，所以才不要的。他仍笑笑。不知是否相信了我的解释。
吃饭的时候，气氛依然与会上差不多，友好，但不热烈。彼此客客气气，客气得有些微妙。但是岸阳子团长的一番话，深深打动了我。本来在会上我们的作家一直回避着中日历史的话题，我想这也是一种友善吧，不希望日本客人因此尴尬难堪。可是岸阳子女士却主动提起了这个话题，她说她不讲出这番话，就不能坦然地面对眼前的精美菜肴。
她说上午他们去参观了中国唯一一个由个人修建的抗战纪念馆——樊建川抗战博物馆。这个参观活动是他们自己提出的，他们中的一位学者从网上了解到了这个信息，即提出申请，因时间不够了，他们便取消了去三星堆的参观。她说这个参观（抗战博物馆）对他们触动很大，令他们心情沉重，无法平息。
她说虽然日本人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可毕竟我们是侵略国的人民。我们完全可以从我们所受的苦难中想象和体会到中国人民数倍于我们的苦难。她还说，这次他们是先到重庆，而后到成都的。重庆是日本侵略中国时，首个实施无差别轰炸的城市，所谓无差别轰炸，就是不管是军事设施还是民用住房，一律都炸。所以重庆人民曾遭受日本侵略者的很深重的蹂躏和残害。他们在重庆访问时，重庆高温40度，她说他们应该尝尝这样的高温，在这样的高温中体会重庆人民曾经遭受过的深重苦难。
她还说，虽然我们都是文人，我们无力改变什么，但我们应该了解那段历史，认识那段历史，反思那段历史。我们也反对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更改教科书……
最后她举杯，感谢四川作家的款待，祝愿两国人民世代友好。
我想在座的中国作家都和我一样被打动了，虽然都没有说话。我似乎有些明白今天下午他们出现在会场上的神情，是源于何种因素了。他们的谦卑，他们的凝重。
这时，那个最年轻的学者小川红着脸说，我这个人，喝一点儿酒就上脸，什么心情都挂在脸上。今天在那个博物馆，看到那些照片，我眼泪就止不住了，很丢人啊，男人这样掉眼泪没出息啊。可是我克制不住啊。
说话的同时，他眼睛又红了，眼泪涌出，他努力掩饰着，拿起餐巾伸到眼镜里去擦。我也一下子鼻子发酸，嗓子哽咽。我完全可以想见他看到的是些什么照片，我熟悉那样的照片，也不忍看那样的照片。我的苦难深重的祖国啊，那段历史，将是我们心里永远也无法消失的阴影。
突然间我脑子里闪出个念头，倘若我眼前的这四个日本男人，头上也戴着那个我们熟悉的日本军帽，嘴上留着小胡须，背着刺刀扛着太阳旗入侵到中国，会怎样？这么一想的时候，这四个日本客人忽然就变得面目可憎了。我知道自己不该如此，他们是为了文学而来，而且他们有着清醒的良知。可是心情一下非常沉重，非常难过，非常压抑，简直有些不能喘息。
我绝望地想，看来这阴影永难消失了，至少在我们这一代已无法消失。不管是在中国人民心里还是日本人民心里，都将笼罩着永远挥之不去的阴影。
一个座谈会，竟让我的心境如此复杂沉重。
2006年8月30日
我的教师生涯
明天是教师节。
我曾经是一名教师。
1983年大学毕业，我重新回到部队成为一名军官。那时部队的大学生还很少，当成宝贝。组织上找我谈话时，给我两个单位让我选择，一个是地处成都郊区的司令部教导队。一个是在成都市区的部队机关。我几乎没什么犹豫就选了前者，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觉得教导队单纯，我害怕进机关面对复杂的人际关系，加上我本来学的就是师范，当老师很对口。
教导队果然单纯，你把你的课讲完，就可以呆在你房间里想干什么都行，看书，听音乐，发呆，或者写小说。而且教导队对教员很优待，每人一间大房子，配好了家具，吃饭还有补助。我觉得很满足。我们的大队长是个能力很强的干部，他自己就是大学本科毕业，非常懂得怎样使用人才，只要你教书好他就对你好。不用管其他的。
教导队的学生都是成人，具体说，都是些部队的营连级军官，也有团职的。年龄自然都比我大。他们到这里来是补习初中或高中课程的，然后拿文凭。因为年纪大基础差，所以课得一门门地上，比如这两个月先集中上语文，考试完了再上数学，免得他们顾头不顾脚，按了葫芦起了瓢。这样一来，我们做教员的就辛苦了，要上连堂课，一讲就是四节，每天都有课，还是大课，下来还要辅导。那时我身体很瘦弱，有时一上午四节课讲下来，连洗手的力气都没有了，一手粉笔灰就扑倒在床上。学员们形容说：裘教员上课，声音越讲越小，脸色越讲越白。
但我喜欢当老师。当老师的乐趣是其他职业所不能替代的。特别是当你看到学生们在你的讲授下学会了某些知识或技能，你的成就感油然而生。最明显的是教写作，刚来时学员写的作文和走的时候写的作文，那差距真是巨大。他们毕竟是成人，有些事一点就通，作文讲评一次进步一次，很明显。
有些东西教起来就费劲了，比如拼音。你想他们从小没学过，如今都三四十岁了，舌头都硬了，怎么学嘛？我们有个女教员，教学员拼音时学员总也不会，她烦了，就让他们反复跟她念“笨”字：下面跟我一起读：波-恩-笨！笨！笨！结果被学员们告到了大队部，让大队长刮了胡子。
我不敢这样，只好耐心再耐心，一遍遍地领他们读。那天也是教声母b，我带他们读：“波艾白（b-ai-bai），白菜的白”。念了几遍之后我让他们自己念。有个学员就在那个地方一字一顿地念：波、艾、波、艾，然后喊我：裘教员，我怎么念不出来白啊？我走到他身边教他：你要连起来读，波艾白（b-ai-bai）。可我一转身，他又开始“波、艾、波、艾”，真把我给气的，只好又回头去教。
还有一回讲逻辑知识，我写了几个病句让学员改。其中有个病句是这样的：“春节那天，我们公社连演了三晚上的戏。”
这个错误很明显，我就找了个基础比较差的学员来回答。他站起来大声说：这话是错的。我说错哪儿了？他说，我们公社春节从来不连演三个晚上的戏，我们年初二就要下地了。
全场哄堂大笑，我也控制不住地笑，只好转过身去面向黑板。但我忽然意识到那学员还不知所措地站在那儿呢，三四十岁的人了，我赶紧止住笑转过身去请他坐下，然后我说，刚才这位同学是从生活出发谈了他的看法，现在我们从逻辑出发来看它错在哪儿了。
这才把局面扭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