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古老的故事在口头流传
老铜佛寺只有一条街道，店铺密集分布，卖肉的铺子，大车店、油坊、木匠铺、中药铺、酒烧坊、铁匠炉、杂货店等大小商家。街上样样俱全，生意兴隆的情景，后人念念不忘。
“从1890年以后的50年间经济非常繁荣，就拿铜佛寺这个地方来说，仅仅算个农村集镇，人口数千人，在伪满时记载，领取饮食业执照的中朝两族的饭馆就有20多家。其他行业也不止一家两家。油坊有天惠东、永发泉。杂货店有同裕福、福和隆、义顺和、义顺西。中药店有张景和、义发和。铁匠炉有王家炉、聂家炉、两家尹家炉等等，很多有名的字号，都已成为历史。”不长的街道，聚集了这么多的老字号，而且名声在外，可见当时昌盛的情景。一家老字号就是一段历史，不会被时间遮蔽，通过它就会了解当年的铜佛寺。
2011年9月16日，鹏山开着越野车，陪我来到了铜佛寺。站在丁字街口，昔日的土路铺上了柏油面，两旁见不到老建筑了，邮政局的二层楼，洋气的外形显得高傲，院墙上喷写着“网络宽带，农民致富的天地”、“买化肥到邮政局”，白墙上的大绿字扎人眼目，广告和邮政局似乎不搭边。街边的店铺，一家挤一家，“永泉建筑”、“百姓大药房”的牌匾竖在门头上，也有的挂在路边的电线杆子上。穿着花短袖衫的妇女，提着活鸡走过，一头白发的老太太倒背双手，走在路的中间，寻不到史料中说的景象，只有古老的故事在人们口头流传。
光绪初年，铜佛寺这一带还是森林蔽日、沃野千里，到光绪十年，只住着稀稀落落的几户人家。光绪十三年（1887年），村中有个叫姜氏老五的人，整天在波涛滚滚的布尔哈通河畔打鱼，若说姜氏老五打鱼，那是真有一套，网网不空，尽打大鱼，一天，他把旋网像朵花似的甩了下去，不大工夫，他轻轻地提了提网，便觉着挺有分量，他断定这条鱼准不能小，他提呀提呀，约差不多的时候，用尽力气使劲一提，真的提上一条大鱼。他忙着打开网，正想用手去拣，可是细细一看，不禁大吃一惊，这哪是鱼，原来是一尊一尺多高的金黄铜佛。
虽说这网没有打着鱼，姜氏老五却也满心欢喜。他想，这尊铜佛比石头都沉，那么多的石头没打上来，却偏偏把铜佛打上来，这可不一般，他回来向村里人们如此这般地说了一遍，村人们都觉得惊奇！大家伙儿把五业兴旺、家家平安的希望，都寄托在铜佛上。
姜氏老五打上铜佛的事，很快就传开了，也惊动了乡里地方，大家在商议为铜佛修庙。说也凑巧，正赶上吉林将军长顺勘边路过此地，便找乡里地方询问些事。长顺将军请来了铜佛看了又看，只见这尊一尺多高的慈善佛像闪烁着金光。将军说：“这尊佛像很好，等我勘边回来把佛请去，修座祠庙供俸起来。”长顺将军回来后，真的把铜佛请回去了。
长顺将军回去后就在将军府后院，挨着墙修个临时板庙，把铜佛供奉在那里。
这将军府后院，有伙房，有柴草垛……一天半夜时分，柴草垛突然起了火。将军操劳一天刚入睡，就听有人喊：“长顺！你还睡觉啊，你要把我烧化怎么的？”将军以为作梦，翻身又入睡了。这时又响起铜佛的声音：“大火烧化了我，你还睡？”长顺将军猛醒过来，只见后院大火冲天，将军慌忙起身指挥救火，很快就扑灭了大火，保住了铜佛。
不过几天，长顺将军又梦见铜佛向他说：“长顺！你把我送回原籍吧，我不愿待在这里。”于是吉林将军便打发人送铜佛回原籍了。
话分两头。这边的乡亲也在张罗，有的说：“咱们得修个庙”。有的说：“请佛就得修庙……”就在人们打算修庙的时候，吉林将军派遣送铜佛像的人赶到了，他们赶了六、七天的旱路，终于把铜佛送回原籍了，将军又批了八百两银子，做为建庙的经费。
经过一番准备，光绪十五年（1894年）经过一年的建筑，寺庙已建成大殿三间，东西廊各三间都修完了。只剩下钟楼、鼓楼，山门未修了，这可难坏了乡亲们，怎么办呢？大家就捐款，有的拿三两银子，有的拿五两，都写到捐款簿上，可是还没有凑够。大家又想起还是给吉林将军写个信吧。事过不久，将军又来一封公函给珲春副都统，叫帮助筹集一下。珲春副都统也十分重视筹款，筹到宁安去了。这回停了一年工的庙又动工了，到光绪十八年八月十八日峻工了。
2011年9月16日，去龙井探望二叔，我们聊了很多过去的事。他送了我一本《龙井地名志》，在书中读到的传说，帮助我进一步了解铜佛寺，它和土地紧密联系，是历史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建筑中的历史气脉被斩断
铜佛寺站是一个四等站，建于1924年，离长春站455公里。每次回家乡都要经过它，瞬间闪过的站牌，留下的疑问缠绕很久。
“棒打獐子瓢舀鱼，野鸡飞进饭锅里”，在过去的年代里真有此事，并不是人们所说的“瞎话”，清朝时称铜佛寺为“尚义社”，这是官家设的驿站。清廷封长白山为满族的发祥地，把山的东部开垦成皇家禁地围场，不允许老百姓开发种地。驿站周围少有村落，人烟稀少，只是后来清政府开禁了，采参人在此定居下来，他们的亲戚远道投奔而来，1881年以后，形成了居住的村屯。
铜佛寺这个地方在风水先生的眼中是极其罕见的风水宝地。
据老人们讲曾有南方蛮子来这里看了风水，他认为东北方有一山叫偏脸城，酷似一只大乌龟的头伸向布尔哈通河中，东南方也有一山头叫钓鱼台。身后一条细长的山脉恰像一条巨蟒将头探入细鳞河中，龟蛇遥遥相对不断向前移动，当两山走到一起时此地便有帝王出现。清王朝岂容再出皇帝，于是派人破坏这里的风水，至今在两山背后挖掘的沟壑痕迹犹存。铜佛寺的正前方是南大砬子，好像一只雄鹰守护着家门，背后有大小两座柜子石，柜里可存钱。再向北走不远有棒槌砬子。采参人在这采到了贵重的人参。自北行有附近最高的屏障——鸡冠山。铜佛寺城西约一公里北山根下有一处水洼，人称王八泡，不言而喻那里出王八。只不过已经是历史了，今天已见不到王八的踪影了。这个地方有此良好的环境，当然招人喜欢。
风水先生踏上铜佛寺的土地，腿脚就不听使唤了，布尔哈通河的水流声，如同大珠小珠落玉盘，挠得他心神不定。从林中吹来的山风，飘着草的香味，他的扇子忘记摇动，竟然用俗气的成语“风水宝地”，下了结论。我在铜佛寺不大的街上转悠，路边停着一辆出租车，司机坐在车中抽烟。
农用三轮车拉着货物跑过，在一阵突突的声音中，甩下刺鼻的黑烟。我在四处寻找电影院，它是用拆下的“老三营”营房的铁瓦做顶，当年工匠们带着拆迁的工具，“麻溜”地爬上房顶，铁和铁撞击发出了噪音，历史上出现过的建筑，并未被时间破坏掉，却遭到人为的拆毁。一阵短暂的忙碌，城市的历史气脉就被切断了。
前几天我翻找旧书时，无意中掉出一张照片。叠嶂的山脉，四周环绕着清澈的水，一只木船上，有人摇动船橹，还有人在撒网，水面倒映着船影和人影。这是80年代初，我二叔下乡到铜佛寺的岐阳水库时拍摄的，那时他在县委宣传部工作。2003年，我出版《东北家谱》时，需要配大量的图片，我不得不求助于二叔，他寄来了一些珍贵的照片。可惜这幅照片没有派上用场，一直放在文件箱里。
2011年10月23日，我拨通了二叔的电话，询问了照片拍摄的前后经历，他的讲述让我来不及思想，就被带到了过去的日子。1965年，二叔刚从吉林七一三厂调回来，手续还未有办齐全，便被分配到延吉县电影管理队，他在第小四队放电影。越到过节的时候，电影放映队越忙，二叔回来的第一个春节，没有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团聚，正月初一就随着小队来到铜佛寺。冬天特别寒冷，大雪漫天飞舞，布尔哈通河被雪湮没了，手躲在棉手闷子里不愿意伸出来。电影队发的是蓝色的二大棉袄，它比半大衣短一截，又长出棉衣一块，二叔脚上穿着一双棉靰鞡，来到铜佛寺，走在惟一的街道上。大雪遮盖了土路，踩上去嘎吱地响，街上清冷很少有行人，只有风叠着风在滚动。
二叔被派住到朴姓的朝鲜族老乡家，两铺大炕，房子一分为二，中间有一道拉门，到了晚上睡觉才拉上，房子进屋脱鞋，炕面上铺着高粱杆编的炕席。晚上一家人热闹，只有二叔是个外人。微弱的光线下，老乡热情地招待，圆桌上摆得丰盛，海菜酱汤，煎豆腐干，用传统的打糕接待客人。在窗外鞭炮声中，二叔吃了一顿朝鲜族的年夜饭，穿上二大棉袄，在感谢声中走向了电影院。
电影院坐南朝北，门开在临街的北面，走不出多远就到了。电影院那时叫俱乐部，可容纳200人左右，座位是长条木椅子。一天到晚联场就放一部电影《英雄儿女》，开演前加演新闻片，每当银幕出现伟大领袖毛主席，现场就响起掌声。那个年代的娱乐活动很少，看电影不仅是为了消遣，同时还是社交活动。热恋中的情人，有了增进情感的机会，朋友请一场电影，多了一份情谊。电影院的门前，每天是人们聚会最多的地方。周晓枫在一文中回忆道：“在放映员灵巧手指的摆弄下，一道光柱诞生了，悬浮于我们的头颅上方。放映员调整镜头高低，对焦距，灰白银幕亮堂起来。这是小孩子最兴奋的时刻。我们争相做出各种手姿，狼，狗，鹅，蛇，鹿……动物剪影栩栩如生地呈现，如果没有光影的对比，我永远不会认识到我们的手有多么擅长比喻。直到片头出现闪耀金光的红五星或转动的工农兵塑像，人群才渐渐安静。”那个年代看一场电影是幸福的，一代代人，把它变作美好的回忆了。
红砖墙，铁瓦顶，铜佛寺电影院在镇上不仅是建筑的符号，还是一段珍贵的历史。电影院屋顶的铁瓦，当年就是“老三营”营房上的瓦。风雨淋去积落的灰尘，但历史是无法重现。
在铜佛寺的历史中“老三营”是重要的一笔，这是当地百姓对子弟兵的敬称。营长王德林随父母闯关东，来到东北当过佃农，后来又在中东铁路干活，亲眼目睹了劳工的悲惨命运，忍受不了如猪如狗的生活。1900年，沙俄出兵侵占东北，国破山河在，自幼练武的血性汉子王德林愤然带领工人组织起一支队伍，以山林为根据地，展开了抗击俄国入侵者的斗争。
1917年，王德林率领部下，走出了山林，投靠东北陆军被编为第一旅一团一营，他亲自任营长。部队被派到延边地区，主要负责安全保卫任务，后来被张作霖收编，王德林的部队一直使用三营的番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