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内形势之分析（之一）
--和俄国外交官的谈话
（一九一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一九一二年六月二十一日，黄兴在上海与俄国外交官沃兹涅先斯基作过一次谈话，论及国内形势，感到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新动乱。此处系所引书的记录摘要。
一九一二年六月前后，由于袁世凯的篡权专制，对革命党人步步进逼，国内发生动荡，黄兴等人颇有预见地对形势作了分析。“同盟会的某些领导人都看出来，国家机器的主要杠杆都掌握在敌视共和国的人手里。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黄兴在（一九一二年）六月二十一日和俄国外交官沃兹涅先斯基的一次谈话中对有关国内形势的分析。黄兴感到不可避免会出现新动乱。”（贝洛夫：《1911～1913年的中国革命》）他说：
并不是由于财政困难，也不是由于仓卒地把军队遣散，而是另外带有原则性的、完全出自政治方面的原因。
从革命成功之日起，在共和派里面，就是说在政府、军队和行政机关的现有成员当中，混进了异己者，甚至是新制度的敌对分子。
我个人认为，可能当我感觉到革命组织者内部不够统一和团结时，这个问题就存在了。这些人以为是时候了，可以慢慢地、小心地把国家机器转向，使我们走回头路，打着共和国的旗号恢复旧制度，照旧专横地、不受监督地任用某些人，照样卖国。起初仿佛出乎意外地振作起来的中国整个国家生活，在最近两个月内就悄悄地掩旗息鼓了。今后怎么办？如何以自己的力量来挽救祖国？对这样普通的问题有人不去理会，而忽然对伟大的民族提出这样一些问题：官员要穿什么样的服装？如何用欧洲的借款来给官员支付薪俸？
新生共和国最危险之所在，会使她在人民心目中威信扫地。
（据俄国外交档案，中国案卷第三五七号第七一、七二、七五、七六页，转引自E．A．贝洛夫：《1911～1913年的中国革命》）
对国内形势之分析（之二）
--和俄国外交官的谈话
（一九一二年夏）
见一九一二年六月二十一日谈话的题解。此次未记月日。
当国内普遍地看到旧制度已穷途末路（这是去年十一月前后），少数清兵不管怎样挣扎已无法阻挡事物的自然趋势之时，清朝的大臣们就接二连三地开始转向共和国一边来了。他们纷纷背弃自己的政府。这类大臣的大多数都是行将就木的人了。我以为，他们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不要断了自己的生财之道。一些比较薄情寡义的人，打算勉强顺从新制度，把自己衙门上边“大清”这两个字抹掉，照旧当官；而另一些死心塌地和沽名钓誉的人，则希望凭借他们的统治经验，在不久的将来把新潮流扭回到旧轨道。
……不要这些外国借款，我们也过得去。因为，这些借款会使中国受外国银行家的束缚。在他们的眼里，我们不过是永远供人驱使的牛马。
只要你们靠金钱来奴役我们，你们自己迟早将会把千百万群众教育过来，到时，他们就会把每个外国人都看作是粗暴的剥削者，高利贷者，这些人在金融方面的霸道行为，比异族统治还要难于忍受。我不愿预言，更怕成为预言家。但是，你们伙同那些只顾发财的目光短浅的银行家，你们把钱借给我们，那就是要酝酿第二次更可怕的义和团起义。到那时，可不要抱怨政府恶意煽动老百姓。
（据俄国外交档案，中国案卷第三五七号，转引自E．A．贝洛夫：《1911-1913年的中国革命》）
在上海各界欢迎会上的演讲
（一九一二年六月二十三日）
一九一二年六月十四日黄兴交卸南京留守职务后赴沪，二十二日孙中山自广州抵上海。上海各界于二十三日下午在张园安恺第举行欢迎孙、黄大会，孙中山因事未到，请黄兴代表。本文即黄兴在欢迎会上的演说词。
鄙人自被推任南京留守以来，无日不以民国为忧。今日虽已推倒满清政府，而障碍之物尚多，且现在各国尚未正式承认我民国。目下最要问题，即是财政与内阁两问题。政府既拟借外债，不顾后患。但是稍有知识者无不知外债之可畏，且外国资本团即欲因此监督我财政。我国民欲图挽救之策，必先从事于国民捐。鄙人在南京时曾首先提倡，想我热心爱国之士，亦必乐为赞助。（鼓掌如雷）且南方之人热心为国者居多，我知必无人敢公然破坏此局，即有知识之北方人，亦皆赞同斯举。我人民各慷慨解囊，免致贻人口实，民国有益，亦人民福也。至内阁问题，为目下最重要者。唐氏此行虽未得究其真相，而要为他党所倾轧，故惘惘然去位无疑也。革命流血，推倒满廷，我虽不敢自夸为大功，而亦可以告无罪于天下。组织内阁，当政见洽和者方可福国家。今日之现象观之，非政见相争，实以党名相争，前途非常危险。而今后之内阁若不速为解决，我知非驴非马将继续出现。民国之危，甚于累卵。故当此未解决时，诸君当如何研究其故而图救。
（据上海《民立报》一九一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在中国同盟会上海支部夏季常会上的演讲（二件）
（一九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一九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中国同盟会上海支部举行夏季常会，由姚勇忱主持，到会会员五百余人。特请孙中山、黄兴莅临讲话。所录第一件是黄兴在会议上的演说词。孙中山因事未到会，委托黄兴为代表，第二件系黄兴代表孙中山在会议上的演说词。
一
本会本有特别之党纲，更当有宏大之党德。所谓特别之党纲者，即孙中山先生夙所主持之民生主义。虽此主义在他党人多未认为必要，或且视为危险，实则世界大势所趋，社会革命终不可免。而本会所主张之社会主义，又极为平和易行。盖十年前本会初成立时，即标明四大主义，其一为平均地权，乃本会与他党特异之点。其详细办法，中山先生于南京、武昌两处均有演说，凡我同志，均当知此主义之必要，力谋进行。现在欧美各国，其政党均略分两种，一为国权党，一为民权党。国权党主增重政府权力，民权党主扩张个人之自由。本会既抱持社会主义，自为民权党无疑。至政党道德，吾人尤宜以宏大之心理对待他党。现在共和党竭力诬蔑本会，如谓孙中山先生得比款一百万，又谓唐总理尽将比款送人，又谓同盟会得比款三十五万，其实皆是捏造。天下事，
1912年6月22日，孙中山视察各地后，由广州返上海。6月30日，孙中山、黄兴同日本友人合影。
1912年，黄兴在上海与孙中山及友人的合影。
是非曲直，终有大明之一日，吾人尽可以大度处之，切勿与他党谩骂。况比款事，中山先生已电请财政部宣布，不久即可水落石出乎！至国务总理，已推定陆子兴，吾人亦决不反对，且当竭力维持之。惟既与本会主张之政党内阁不同，自可确守文明国在野党之态度，实行监督。故所谓党德者，即以宏大之心理对异党，断不可尤而效之，捏造谩骂也。
本会亟应举办之事凡三：一、设立政法学校，造就建设人才，因现在为当力谋建设时代；二、扩张言论机关，因本会虽不计较他党机关报之谩骂，却不可不普及政见于国民；三、兴办调查事业，以洞悉国情，使本党所主张，不为纸上空谈。惟此三事，皆非经济不可。现有基本金仅徐固卿君捐万元，及他项捐款两万元，而办学校等事需款正多，望诸同志协力筹议。
（据上海《民立报》一九一二年七月一日）
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