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历史上其他大国一样，二战后美国的国际地位首先也是由美国的实力决定的。在经济、科技、军事、政治、文化、国际影响等综合国力的几个主要方面中，经济、科技、军事等“硬实力”是最为基础和重要的。在这些“硬实力”要素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仍然是世界其他国家无可比拟的。
在经济实力方面，二战结束时，美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的近50%。当然这与当时其他国家受战争破坏的特殊情况有根本性的关系，不是一个正常的状况。到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的经济实力地位下降到占世界总产值的约25%左右，为60年来的历史最低点，因此当时出现了“美国衰败论”的说法。但上世纪90年代的大发展，使美国在世界的实力地位又有所上升，美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达到28%—30%左右。也就是说，美国一国的经济实力是整个世界的近1/3。近年来这一情况没有变化。这一条就足以说明美国在当今世界的位置。
与中国等一些国家不同，美国的经济实力不仅数量，而且质量也是扎扎实实的。其原因就是美国的科学技术的支撑作用。无论在基础学科，还是在应用领域，美国的总体科技水平60年来一直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包括其他发达国家。前总统布什国情咨文提出过美国科技发展面临中印等国的竞争挑战，美国国内的一些研究机构也发表报告称美国科技领先地位在下降，这些基本是言过其实，是美国人传统的“居安思危”、“忧患意识”的体现。
在军事实力方面，美国在世界的优势地位比其经济实力更突出。如果粗略地说美国经济占世界的1/3，那么美国的军事实力则大体上是整个世界军事力量的一半。在军费开支方面，美国现在一国的军事开支数额（近5000亿美元）等于世界所有其他国家军事开支的总和。在主要军事武器装备方面，如战略武器、航空母舰等，美国军队拥有的数量也是——甚至超过——其他国家所拥有的总和。质量上还强于其他国家同类武器装备。
第二，在经济、军事等实力地位没有下降的同时，美国的国际地位确实呈现下降的趋势。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不仅是它的实力地位，而且包括它在国际上的声誉，得到国际上的认可与支持，在国际上的影响等“软”的方面。冷战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美国国际地位下降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美国对其他国家的重要性不如以前。这与冷战结束有根本的关系。冷战时期，由于安全问题突出，美国对欧洲、亚洲、中东、拉美等地区的国家是不可缺少的，很多国家在安全上依赖美国，依靠美国的“保护”。由于前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各国不再面临传统的领土主权威胁，不再需要美国的安全保护，美国对这些国家不再是“不可缺少的”，美国在安全领域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因而有所下降。在经济上，世界变得更加相互依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的相互需求不断增多，而不是单方面的依附和需求。在经济、金融、贸易、投资、技术等方面，欧洲、亚洲等世界各国各地区仍然需要美国，需要美国的市场、资金和技术，同样美国也需要其他国家的市场、资金和技术，不存在对美国单方面需求的问题。
二是伊拉克战争导致美国的国际声誉严重下降。安全需求减弱是美国国际地位下降涉及“硬”的因素，而美国国际声誉和影响的下降则是关系到其“软”的方面。过去美国在世界的地位除其经济、军事等实力外，其价值观、意识形态、法制等政治、文化方面的影响也非常突出，很多国家把美国的信念、价值、制度作为世界的“样板”，美国在世界上得到较高程度的认可和支持。但美国置主流国际舆论于不顾，在没有得到联合国授权和世界多数国家（包括盟国）的支持下发动伊拉克战争，编造开战理由，虐待伊拉克战俘，反恐中搞非法监狱等行径，使全世界看到美国不是它所标榜的那样的讲究“信誉”、“民主”、“自由”、“法制”、“尊重人权”的国家，而是一个搞双重标准，不遵守国际公认法则，不尊重甚至侵犯其他国家公民民主、自由和人权的国家。美国在全世界面前的声誉、信誉、权威大为下降。从这个意义上说，伊拉克战争可能成为美国国际地位和影响的一个分水岭，是具有某些划时代意义的事件。美国要想从伊拉克战争造成的其国际地位和影响下降的态势中恢复过来，看来需要较长的时间和较大的努力。
同往届美国政府一样，布什政府及当前的多数美国政治家、战略家对美国的实力地位仍然有高度的信心；对其国际声誉和影响的下降也有所认识和纠正，但远没有到应有的深度和力度。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仍在一如既往、甚至变本加厉地推行美国传统的全球战略目标。这就更加造成美国的全球战略与美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下降之间的矛盾，使美国与世界显得不平衡、不适应，也使美国在推行其全球战略时更加困难和孤立。
首先，美国的全球战略目标和意图违背世界发展潮流和逻辑，受到挑战。2002年9月布什政府发表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部发表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都清楚表明，美国全球战略主要目标之一是“确保美国在世界的优势地位”，不允许任何国家的发展“挑战和威胁美国在世界的优势地位”，并把中国等国家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甚至“软实力”的增长当做“威胁”或“挑战”来应对。这种只许美国发展强大，不许其他国家发展强大的逻辑和战略是根本错误的，是违反美国所声称的“市场经济”、“民主”、“自由”法则的精髓的，也是难以实现的。
其次，美国要“改造伊拉克”、“改造中东”、“改造伊斯兰”、“改造世界”的战略目标难以实现。美国再强也难以包打天下，为所欲为；其他国家再弱也不会俯首帖耳，放弃自己的独立和权利。十万美军可以推翻一个政权，占领一个国家，但改变不了一个民族，甚至改变不了一个人。以唯我独尊、居高临下的姿态去要求其他国家接受美国的信念、标准、价值和制度，这种做法是注定要失败的。
在21世纪初叶的今天，美国一些政治家、战略家是保守的、落后的、落伍的，是与世界发展潮流背道而驰、格格不入的。世界已变得相互依赖，已经是全球化的世界，不是谁的单一世界，也不是谁能“领导”的世界；发展是世界所有国家的目标和权利，是不可遏制和阻挡的；世界各种问题的解决需要各国平等合作、共同努力。美国政治家、战略家如继续坚持其违背世界发展潮流的观念和战略，最终只能在全世界面临进退维谷的孤立境地。
美国给中国“让位”速度加快
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罕见的历史时期，全球霸权正在从一个大国转移到另一个大国。前一次转移是在1931年至1945年间，以英国金融霸权的结束和美国的取而代之为标志。
今天的新过渡是以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衰落为标志的。可以论证，这一过渡在大约十年之前就发端了，但那时却鲜有人注意，因为当时西方的注意力被“9·11”事件及其后续影响吸引去了。实际上，布什政府当时的想法正好相反，他们认为世界正在进入一个美国全球势力的黄金时期。
然而，自2008年开始计算这一新的时期才更为合理。首先，奥巴马的当选象征着美国承认了自身力量的局限，美国需要同其它国家进行合作了。其次，中国已经到达了一个充分准备的位置，它已经经历了30年的发展。再者，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为美国经济实力的衰落提供了大背景，并表明了美国为了延续自己的金融霸权已经对中国变得极其依赖。
这一转移正在迅速进行。今年人们已经目睹了中国姿态所发生的一个标志性的变化。自邓小平以来，中国长期奉行“韬光养晦”的政策。但一系列声明和主动姿态都表明，中国的政策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温家宝总理2003年在海南的博鳌亚洲论坛上表达了强大的自信，他说中国成功地经受住了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在他赴欧洲参加达沃斯论坛期间，他也清楚地表示，西方，特别是美国鲁莽轻率的经济政策是导致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他还宣布中国只有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改革的情况下才会向其注资。
现在非常清楚的是，中国已经准备在国际金融事务上发挥积极的干预了。由于全球金融危机排在了所有日程之先，同时对当前的金融秩序进行改革已变得无法阻挡，因此，它们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无论在当前的危机下产生什么样的机制，中国都将是其中的核心国家。
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衰落至少会在金融和经济领域得以呈现。中国已经表明它想全身心地参与这一进程。不难预测一些可能的结果：20国集团将取代八国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将进行改革，而发展中国家将获得更大的发言权。
美元的力量在过去20年间呈现出了一种畸形的状态，美国当前的金融体系也是灾难性的。只有足够勇敢的人才敢打赌美元将持续坚挺。实际上更大的可能是，美元将会骤然衰落。如果这果真发生，那么美元的全球地位将迅速削弱，同时，更为根本性的全球金融改革将变得愈加紧迫。所有这些都只会加速美国的衰落和中国的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