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了蒙毅之后，赵高便把屠刀指向了蒙恬。胡亥的使者来到阳周，宣判蒙恬死罪，并带来了皇帝赐的毒酒。诏令的大意是这样的：你的过错太多了，而你的弟弟蒙毅现在又有大罪，依法要牵连到你。蒙恬对秦朝忠心耿耿，自知并无过错，出于一种对国家前途忧虑的动机，他在临死前要向皇帝进一番忠言。他对使者说：“自我先人，直到子孙，对秦国累积大功，建立威信已有三代了。现在我统率三十万大军，虽然身遭囚禁，也有足够背叛的实力，但我知道，作为一名将士，应该守义而死，我之所以要这样，完全在于不敢辜负先人的教诲，不敢忘记先主的恩惠啊。”
蒙恬墓蒙恬表白自己有反叛力量，却决不反叛，意思是让秦二世放心。接着蒙恬又讲了一段周初的历史，以求秦二世有错必改。他说：“当年周成王刚即位时，还是个幼儿。周公旦便背着他接受群臣的朝见，以至最后稳定了天下。在成王有病危险时，周公旦曾剪下自己的指甲沉入河中，祷告说：‘君主年幼无知，都由我代为行事，若有罪过殃祸，便由我来承受惩罚。’还把这些话记录下来，收藏在档案馆里，可以说是尽忠了。然而当成王能够处理国事时，却有奸臣造谣说：‘周公想要作乱已经很久了，君主如果不防备，会危及社稷安全。’周成王不加分辨，逼得周公旦逃到楚国去避难。后来周成王发现了周公旦的祷告词，才明白真相。于是杀了造谣的人，请回了周公旦。因此《周书》上说‘国君做事一定要多方考虑，反复审查。’现在我蒙氏家族，世代忠于朝廷没有二心，而最后的结果却这样，这一定是有人叛逆作乱的缘故。周成王犯了过失可以改正，听从规劝可以觉醒。有事多向群臣百官咨询查问，这才是圣君治国的法则。”蒙恬再三声明，他所说的话，并不是请求免罪，而是临死前的忠诚规劝。希望秦二世多替百姓考虑。
使者听后，非常坦率地对蒙恬说：“我受诏行法于将军，不敢把将军的话报给皇上听。”蒙恬长叹了一声说：“我到底犯了什么罪呢？”沉默了许久，他又慢声地说：“我的罪过本来就该受死刑，从临洮到辽东，筑城墙，挖壕沟，长达万余里，这中间不可能没有截断地脉，这便是我的罪过了。”说完便喝下了毒酒。
蒙恬认为是修筑长城给自己带来了灾难，但实际上他真正的死因并不在此。他的死是封建统治集团之间争宠夺权的结果。他与扶苏关系密切，胡亥上台，他已是九死一生，再加上他的功劳太大，威信太高，兵力太强，更是非死不可，因为赵高、胡亥是不会让一个潜在的劲敌活在世上的。
助秦为一统三族难保全
——李斯之冤战国时期，历史正处于社会大变革之际。自春秋以来，人民群众饱受分裂战乱之苦。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他们要求尽快结束列国纷争的局面，实现国家统一。各国统治阶级出于对土地、人口、财宝无止境的追求，互相兼并，你争我夺。这种纷乱的时局，为那些欲建功业之士提供了活动舞台。就在七雄并争的战国末期，李斯出生于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县西南）的一个平民家庭。
李斯是秦朝重臣，两朝元老，几与秦王朝的兴亡相始终。他通过不遗余力的政治实践，辅佐秦始皇兼并六国，为建立和巩固统一的封建国家纵横捭阖，功勋盖世。当秦二世继位后，他因揭露赵高的恶行而被逮系狱中，备受折磨，最后不仅自己被腰斩，而且祸及三族。李斯之死实际上也意味着秦王朝末日的到来。
发奋上进心向功名
李斯（？—公元前208）年轻时曾做过郡中小吏，即管理乡文书的办事员。小吏的地位低下，侍奉长官，唯恐有所闪失。满怀理想与抱负的李斯自然不甘久居其位。有一天，他看到官舍厕所中的老鼠偷吃粪便，一旦人来狗咬，立刻惊恐万状，仓皇逃窜。他又来到官仓中，看到这里的老鼠很自在地吃着粮食，住着高大宽敞的库房，尽情享受，公然出入，根本不害怕人来，也不用担心有狗来咬。两相对照，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李斯由此及彼，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老鼠处于不同环境，就有不同的遭遇！人有君子小人之别，就像老鼠一样，在于自己选择所处的环境和地位！”可以看出，在战国时期人人争名逐利的情况下，李斯也不满于布衣或小吏的处境。他决心抛开贫贱，去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在李斯眼里，人生最大的荣耀莫过于取得高贵的身份，最大的快乐莫过于享受荣华富贵。在李斯的胸中，雄心与野心混合在一起，化为一团追求功名富贵的熊熊燃烧的欲望之火。
“学而优则仕”，李斯很懂这句话的涵义，当官的资本就是要通晓治理国家的帝王之术。李斯为了改变生活航向，也不得不走当时游学之士普遍的道路，即先投师受教。因此，李斯辞去了郡小吏的职务，远离家乡，来到千里之外的齐国兰陵（今山东苍山县兰陵镇）求学，拜当时最著名的思想家、儒学大师荀况为师。
荀况，史称荀卿或孙卿，人尊之为荀子。他是战国晚期新兴地主阶级的理论代言人，打着孔子的旗号讲学。荀况的学说虽然仍以孔子为宗，但又结合战国时期变化了的形势，对儒学进行了发挥和改造，因而很适应新兴地主阶级统一天下的形势需要。从荀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来看，他把儒学的“礼治”思想和法家的“法治”思想结合在一起，即后人所说的“儒中有法”。
李斯投师荀况门下，主要着眼于学习所谓“帝王之术”，即学习如何治理国家，如何满足君主的扩张欲望和急功近利的“法治”学说。当时与李斯同学的还有韩非。他们都抛弃了老师的儒家仁义道德，而吸收他那符合法家理论的“帝王之术”。后来，韩非终于成为法家理论的集大成者，而李斯则化理论为实践，成为真正实践法家思想的政治家。
李斯学成之后，反复思考应该到哪个地方去显露才干。他想效力于自己的国家楚国，又眼看着楚国江河日下，楚王已难有作为。其他东方各国也正在走下坡路，都不是能让人建功立业的理想之地。只有秦国最强盛，显得朝气蓬勃，具备了统一中国的初步条件。于是，李斯决定西入秦国，一试身手。临行之前，荀卿曾问李斯为什么要到秦国去。李斯坦率地表露了自己的心态：“我听人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现在各国都在争雄，这正是游说之士立功成名的好机会。秦王羽翼丰满，雄心勃勃，想奋力一统天下，到那里可以大干一场。人生在世，卑贱是最大的耻辱，穷困是莫大的悲哀。一个人总处于卑贱穷困的地位，那是会令人讥笑的。处士横议而又说自己羞于富贵，如此‘无为’，只是掩饰自己无能的表现，这是不合人之常情的，更不是读书人的想法。我将到秦王那里以取富贵。”李斯公然摈弃礼义，毫不虚伪，追求功利，这正是他的品性。这种强烈而偏狭的功利观伴其一生，成为催他奋进的动力。又是他这种赤裸裸的功利主义往往在关键时刻模糊了他的视野，使他不能冷静地思考和理智地选择，最终酿成不可挽回的个人悲剧。
秦庄襄王三年（公元前247年）五月，李斯来到秦国时，正值庄襄王病死，13岁的赢政（秦始皇）即位，相国吕不韦总揽朝政。因此，李斯去投靠吕不韦，成为吕门“舍人”，也就是门下的食客。当时，诸侯贵族养士之风甚盛，吕不韦也承袭秦国传统的用人政策，广招宾客，从东方六国引进各种人才，门下食客多达三千人，在这三千人中，李斯很快显露出才华，成为其中的佼佼者，受到吕不韦的赏识。于是，吕不韦把他推荐到秦王宫廷里，担任郎官，郎官虽然品级低微，职责是守护宫门、侍卫人君、顾问建议及差遣出使等。但因职务之便，李斯有了接近国王的机会。
在此期间，天下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韩国入朝称臣，魏亦举国听命于秦。这一年，虽有魏国信陵君率五国联军打败秦将蒙骜，实为回光返照、垂死挣扎而已。而秦国自从秦孝公任用商鞅实行变法以来，历经惠王、武王、昭王、文王、庄襄王六世，国力大增，兵强民富，实力远远超过了东方六国。秦统一宇内的形势已基本形成。当时秦王赢政虽然年轻，但志向远大、思想活跃，在丞相吕不韦的辅助下，正在为统一全国做准备。对此，李斯也和当时许多明智之士一样，看得非常清楚。但他的高明之处在于，能够认准时机，及时地提出谋略和方案，为秦王献计献策。
有一次，李斯得到了一个向秦王上书的机会，便立刻提出吞并六国，统一天下的战略建议。这封上书以简洁明晰的语言剖析了形势变化，以推动秦国加快统一六国的步伐。李斯综观时局，既指出了此时正是兼并六国的良机，又指出了倘坐失良机，就会有诸侯复强的危险，精辟而透彻。果然，这封奏书正合秦王赢政的心意，也是众大臣日思夜想的主要问题，秦王不能不对这个年轻人刮目相看，于是“乃拜李斯为长史，听其计”。
李斯刚从东方来，对那里各国政权的腐败和君臣离心的状况了如指掌。他建议，暗中派遣能言善辩、巧于谋略的官员，各带金银财宝，去游说诸侯。各诸侯国的大臣权贵如果贪财，就行贿收买；如果不为金钱所动，就派刺客把他杀掉。总的谋略是远交近攻，并利用一切手段，在六国君臣之间挑拨离间，破坏其团结，使其内部越来越乱，然后等待机会，派出良将劲旅各个击破。秦王赢政闻言大喜，更加信任李斯，不久便提升他为客卿。客卿是秦国专为从别国来的人才而设置的高级官位。李斯跻身于客卿之列，终于可以与国王和众大臣共谋国家大事了。
在以秦王赢政为首的决策层中，李斯占有重要的一席。他虽未能像王翦等武将那样，率领大军，开赴前线，效命疆场，但作为秦国的谋士，他参与了整个统一战争的重大决策。东方诸国疆域广大，犬牙交错，强弱不一，情况复杂，统一战争应从何入手，必须有一个全面规划。正是李斯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拟定出了攻灭六国的战略决策，即由近及远，避实就虚，选择弱点，正面突破，先灭掉韩，再扫两翼，最后消灭齐国。而统一战争的进程表明，这个策略是非常正确的。
同时，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战争固然是最重要的手段。但是，还必须采取相应的策略与之配合，如设法从内部瓦解，涣散敌国的军事力量，使其失去抵抗力等，从而使战争更加顺利地进行。这时候，李斯的策略就起了很大作用。例如赵国名将李牧，曾两次击退秦军的进攻，赵国将亡，他还率领赵军，坚持抵抗秦军达一年之久。于是，在李斯的建议下，秦国派人持金玉收买权臣郭开。郭开在赵王面前诬告李牧勾结秦国，阴谋反叛。赵王中计，杀死李牧，自毁长城，秦军乘乱进攻，不久就灭了赵国这个劲敌。在这期间，秦国基本上是按照李斯的战略安排，逐步吞食六国的，从而大大加快了统一战争的进程。正是由于这一策略的成功，秦王赢政才得以“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而李斯也赢得了秦王的信赖，官位不断升迁，逐渐成为秦国决策的主要人物。
面对排挤“谏逐客书”
就在李斯的仕途一帆风顺时，发生了一件大事，几乎断送了他的整个政治生涯。
秦国和关东诸国相比，一向重用外来人才。自商鞅变法后，秦国地位蒸蒸日上，更吸引了大批关东士人入秦。这对秦国的发展产生了重大作用，但同时也引起了秦国一些旧贵族的忌恨。秦王赢政元年（公元前246年），韩国因为抵抗不住秦国的进攻，就派“水工”（水利专家）郑国去“间秦”，怂恿秦王修筑一条沟通泾河与洛河的渠道，引泾水灌田，干渠长三百多里，即历史上著名的“郑国渠”。
韩国的本意是想使秦国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疲劳不堪，腾不出手来再向东征伐，以便暂时减轻秦对韩的军事压力。此术之愚蠢，犹如以肉投虎，虽然耗费了秦国十年之功，却可灌溉田地四万余顷。从此“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国更加富强，为兼并战争作了充分的物质准备。正如后来郑国所说的，水渠修成，“为韩延数岁之命，为秦建万世之功。”
渠将修成，郑国的间谍身份也暴露了，秦国上下一片哗然。接着，秦王赢政九年，长信侯缪毒发动叛乱。次年，又查明相国吕不韦与缪毒之乱有关，遂罢斥其相。郑国、吕不韦都不是秦国人，这就为一向守旧的宗室大臣提供了借口。他们本来就对秦“不用同姓”的政策不满，认为大量异国异姓的人充塞秦国上下，堵住了他们的仕途，因此乘机推波助澜，在秦王面前煽动：“一切在秦做官的外来人都是间谍，是为其本国利益来破坏秦国的，请把他们一概驱逐出境，免遗后患。”秦王赢政对此也不能不加怀疑，于是下了一道十分严厉的“逐客令”，“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
作为楚人的李斯，当然也在被逐之列。当时的李斯已到中年，是一个颇有影响的客卿，成为被驱逐的重点对象。眼看自己的前途将被断送，不仅对他本人，对秦国统一天下的大业也相当不利，甚至有可能引起国内的动乱，削弱秦国实力。于是，在被逐的路上，李斯毅然向秦王上书，力请改变逐客的决定。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谏逐客书》。
《谏逐客书》一文洋洋洒洒，多用排比句式和形象比喻。并巧于运用虚词助字作转折过渡，来增加文章气势和衬托作者的精神。文章思想犀利，逻辑性强，很有说服力。文章开宗明义：“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针锋相对，观点鲜明。接着，李斯用透彻、明快、雄辩、激切的言词，连物比类，就秦国本身发展的历史事实，历述异国人的丰功传绩和关键作用。春秋时代的秦穆公，是强秦的奠基之君，他从西戎迎来由余，从宛地（今河南南阳）得到百里奚，从宋国招来蹇叔，任用从晋国来的丕豹、公孙支。秦穆公任用这五人，兼并了二十国，称霸西戎。秦孝公任用商鞅，实行新法，移风易俗，兵强国富，打败楚魏，扩地千里。秦惠王用张仪的计谋，拆散了六国的合纵同盟，迫使他们一个个西面事秦。秦昭王得到魏国人范睢，计除秦国王庭上专权的亲贵大臣魏冉，加强了王权，并吞食诸侯，奠定了秦国帝业的基础。
上述四位国君，都是靠任用客卿而大大促进了秦国的发展。作者借助无可辩驳的事实有力地反问道：“客何负于秦哉？”假如这四位君主也“却宾不用”，那怎么会有今天强大的秦国呢？李斯又以秦王对来自异国的明珠美玉，骏马利剑、音乐、舞蹈、矿产、美女的喜爱为例，发问道，陛下并不因为这些所好不是秦国出产就舍弃不用，为什么独独对客卿要一概驱逐呢？“逐客”将破坏秦国威望，从此天下背秦，这实际是抛弃百姓去资助敌国，排除“客”籍人才而去成就各诸侯国的功业，这决不是“跨海内制诸侯”的君主所应采取的态度，而是俗语所说的“借寇兵而赍盗粮”的做法。他由此得出结论，逐客之举是既损害了人民，又资助了敌国，“内自虚而外树怨”，破坏秦国统一天下的大好形势。这对秦国来说简直太危险了！
李斯的上述议论表明，这篇文章不仅仅是如何对待外国异域人士的问题，而且涉及到要不要广泛地争取人才，实现统一的大问题。很显然，“逐客”与秦王横扫宇内的既定方针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