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西太平洋中的岛国，与中国隔海相望，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国。中日相互交往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
日本由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四个大岛（占总面积的99.37%)和6800多个岛屿(其中，面积在1平方公里以上的有340个，55平方公里以上的有48个)组成。日本国土面积约37.8万平方公里，约为中国国土面积(960万平方公里）的1/25，略小于云南省（38万平方公里)。目前，日本约有1.28亿人口，是中国人口(约13亿)的1/10。
在当今中国的对外关系中，日本占有十分独特而又重要的地位。这一特点突出地表现在近年来中日各交往领域之间的极大失衡与反差上：一方面，中日经济与民间交流快速发展，共同利益不断增大，相互依赖日益加深；另一方面，中日政治、安全关系及民族感情却持续恶化，围绕历史问题和现实利益的政治摩擦频频发生，相互戒心日益加重。
首先，日本是中国周边经济实力最雄厚的邻国，同时也是中国最重要的经贸与民间父往对象之一。
二战以后，日本充分利用了一系列有利的内外条件，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日本GDP(国内生产总值)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相继超过英、法、西德等西欧主要国家，70年代后期超过苏联，从那以来，一直保持着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地位。在这一时期，中国则因种种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在经济发展方面大大落后于日本。1978年启动改革开放进程后，中国开始急起直追，正在逐步缩小与日本之间曾经巨大的经济差距。
从静态看，2006年，日本实际GDP为51万亿日兀，按1美兀折算115日元计S约等于4.8万亿美元；而中国GDP为20.94万亿元S按1美元折算7.8元计，约等于2.68万亿美元。日本以中国的1/25国土、1/10的人口，其按美元计算的2006年GDP却为同年中国DGP的约1.8倍，人均GDP则更是约为中国的20倍。从总体上看，目前日本在经济总量、资金实力和技术水平上依然领先于中国。
另一方面，从动态看，中国正处在经济高速增长期，日本经济则已结束高速增长期和对欧美发达国家的追赶期而进入发达国家型低速增长期。因此，中国在经济规模上正在快速追赶日本，在经济质量上逐步缩小与日本的差距。中国“改革开放元年”——1978年，
长期以来，世界各国在进行国民收入核算时所用的指标主要是GNP(国民生产总值)，1993年联合国统计司要求各国改用GDP(国内生产总值)，它是指一国一年内所生产的最终物品（包括有形的物品与无形的劳务）的市场价值总和。从比较的观点看，GDP是在“一国领土范围内”由本国人和外国人生产的价值的总和；GNP则是“一国居民”在国内和国外生产的价值的总和。
中国以美元折算的GDP为1473亿美元，日本GDP约为1万亿美元，中日GDP之比约1：6.8；1990年，以美元折算的中日之比进一步扩大为约1：10；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发展，日本则因“泡沬经济”破灭而进入10年萧条期，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呈现加速追赶日本之势。以美元计算，1990年中日GDP之比为1：10，1995年缩小为1：5，2004年缩小为1：2.4，2006年进一步缩小为1：6稍多，足见这一差距正在缩小2006年，中国进出口总额为1.76万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3.8%，继续超过日本，居美国、德国之后而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这一年，中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约694亿美元，远远超过日本而居世界最前列。2007年3月底，中国（不包括香港和台湾）的外汇储备达到12020亿美元，超过同期日本的外汇储备9089.58亿美元而继续居世界第一位。
据一些国际组织测算，以美元计算的中国GDP可能在2016-2020年期间赶上日本，然后将继续超过日本。如按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PowerParity=PPP)法计算..S不少权威性国际组织和经济学引家均认为，目前中国的GDP已超过了日本，两国的人均GDP之差言也并没有以美元计算时那么大。中国在一系列主要产品产量和主言要商品消费等重要经济指标上已经赶上或超过日本，在科技和对外投资方面也在急起直追气1978年中国GDP据胡****2006年4月21日在美国耶鲁大学演讲。
连以一国货币与美元的汇率来计算其国内生产总值，不能准确地反映该国货币的实际购买力。购买力平价法则把一国货币在国内市场的购买力和在美国国内美元的购买力相比，形成购买力平价，据此折算成一国国内生产总值。以此法计算，中国GDP大大超过了按现行人民币与美元汇率换算的GDP。
日本无疑是当今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交往与合作伙伴之一。
在贸易领域，日本自1993年以来连续11年占据了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的位置。中日贸易额从1990年的129.3亿美元猛增至2006年的2073.6亿美元，增长16倍以上。由于2004年以来中国与欧盟和美国贸易的增速比中日贸易更快，这一年起日本已退居中国第三贸易伙伴的位置。尽管如此，中日、中美、中欧三对贸易额相差不大，三者形成了支撑中国外贸的鼎足之势。况且，欧盟是由27个成员国构成的，因而中欧贸易不能与中日贸易简单类比，实际上比日本更大的贸易对象国只有美国。例如，2006年中日贸易额相当于同年中俄贸易额（333.9亿美元）的6.2倍、中德贸易额（781.9亿美元）的2.65倍，但少于中美贸易（3430亿美元）以及中欧贸易(2723亿美元）。
据日方统计，2004年，中日贸易额为22.2万亿日元(含日本与香港贸易），日美贸易额则为20.5万亿日元，二战结束60年来，前者首次超过了后者。这无疑是日本对外贸易结构的重大转折，也是对日本已固守一个多世纪的“脱亚入欧(美)”心理的强烈冲击。据日本财务省2006年度贸易统计速报(通关数据），2006年，日中贸易总额（不含日本与香港贸易）为25.43万亿日元，比前一年增长16.5%，中国大陆单独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日本与第二大贸易伙伴美国的贸易总额为25.16万亿日元，日中贸易与日美贸易的差距正在进一步扩大。
近年来，中日贸易的发展呈现出相互依赖日益加深、双赢结构日趋明显、日本对中国的依赖程度比中国对日本的依赖程度逐渐加大等特点。据中方统计，20世纪70-80年代，中日贸易在中国外贸总额中所占比重最高时曾达近30%；这一比例1990年下降为11.2%；1996年重新上升到20.7%；此后呈下降趋势，2006年降至11.8%。另一方面，中日贸易在日本外贸总额中的比例则从1990年的3.5%上升到2006年的17%。显然，中日贸易的相互依赖结构已经发生了逆转，日本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已大于中国对日本的依赖程度。近年来，中日贸易拉动日本贸易、“中国特需”拉动日本经济复苏的作用日趋明显。
在直接投资领域，按国别计算(即除了港、台地区对内地直接投资以外），日本多年占据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对华投资国的位置。
2005年，日本对华实际投资金额65.3亿美元，较2004年增长19.78%，创历史新高；截至2005年底，日本对华投资累计项目数为35124个，合同投资金额785.7亿美元，实际投入金额533.7亿美元，占中国吸引外资累计总额lOW：。2006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与上年同比下降29.6%，实际投入金额45.98亿美元，居国别第一位。
近年来，日本大型汽车、电子骨干企业正在改变以往那种对中国宁愿出口成品，而不大热心投资建厂、不愿转移先进技术的消极姿态，开始进行大规模直接投资，而且日益注重把最新技术应用到在华投资企业，并把一部分研究与开发(R&D)中心和开拓新市场的营销中心也转移到中国内地来。
日本对华投资的双赢效果十分明显，它给中国带来了资金和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提升了中国产品的技术含量和质量，促进了引其产业装备的技术进步；同时，对华技术出口也延长了日本产品技言术的生命周期，使之获得丰厚的利益回报；在华投资设厂，也给日本言过剩资金找到了良好出路，获得了利益回报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双重效果。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在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的比重，1990年为0.6%，2001年上升为4.5%，2006年度则更是上升到12.2%。
日本对华投资也扩大了中国劳动力的就业机会和居民收入。目前，在日资（包括中日合资）在华企业的直接就业人员已经超过100万人，与这些企业相关的配套、服务、流通企业就业人员则达920万人。2004年，日资企业缴纳税收约490亿元，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2004年，韩国的对华单年度投资额为62.5亿美元，首次单年度超过了同年日本的对华投资54.5亿美元。
然而，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领域，中国对日本的依赖程度也在相对降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在中国引进外资中所占比重1990年为14.3%，而2005年则下降到10.8%；另一方面，中国的对日投资虽然起步较晚、规模尚小，但也已开始迈出坚实的步伐登陆日本列岛，日本股民也越来越醉心于在中国的发展中圆其“致富梦”，热心购买中国上市企业的股票。
政府间资金合作是中日经贸关系的又一重要领域。日本政府于1979年12月首次承诺对中国提供以日元贷款为主、以无偿援助和技术合作为辅的政府开发援助(ODA)资金。稳定周边的外交目的、开拓市场的经济目的、对中国放弃战争赔偿的回报心理，是日本对华提供政府援助资金的三大动机。迄今为止，日本已为中国的交通、电力、通讯等“硬环境”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和环保、扶贫、人才培养等“软环境”社会发展领域提供了3.2万亿日元以上的政府日元贷款、约3000亿日元的无偿援助和技术合作，以及数万亿日元的其他形式政府优惠贷款，成为对中国提供政府间经济合作资金最多的国家。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些资金在中国经济的“起飞(takeoff)”阶段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为日本提供了巨大的市场，使其对华提供政府援助资金的目的得以充分实现。
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增大和日本对华政府资金合作规模的缩小，2005年日本对华日元贷款降至748亿日元(不足9亿美元），其在中国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所占比例由最高年份1994年的27%，2000年的10.4%降至2006年的3%以下，在中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所占比例更是下降到0.3%S与2007年3月底中国外汇储备12020亿美元、2006年底超过16万亿元的中国居民储蓄存款关于日本的对华政府开发援助，详见金熙德《日本政府开发援助》第六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相比，日元贷款的比例更是显得相对微小1972年中日复交以来，中日民间交流有了长足进展，积累了深厚的基础。中日人员往来从1972年的不足1万人次发展到了2006年的450万人次。截至2006年，中日地方友好城市已有300多对，每周往来于中日间的各种飞机航班达540架次。中日文化交流十分活跃。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学子留学日本热潮经久不衰，中国留学生在日本接受的外国留学生中所占比例长期占首位，以致如今在日本形成了规模约40万人的“新华侨”；日本也有越来越多的学子留学中国，截至2003年底，留学中国的日本学生人数已达16084人（同期居第一位的韩国在华留学生人数为36093人）。日本动画片和大众歌曲深受中国年轻一代喜爱，中国的古典文学和现代音乐也广为日本民众所喜欢。这种密切往来局面不仅在中日2000多年交往史上是首次出现，而且也在中国和日本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交往相比也都居于前列。
然而，与上述中日经贸关系与民间交往轨迹呈现出的上升曲线背道而驰，中日政治与安全关系以及相互民族感情的演变轨迹却勾勒出了持续恶化的下行曲线。21世纪初期的中日关系呈现出了两重性的强烈反差：一方面，日本依然是中国最重要的经贸伙伴之一；但另一方面，日本又是最不确定且又日益强硬的政治与安全领域对手，以及最敏感的民族情感因素与交流对象。近年来，因日本决策层不断做出美化侵略历史的举动和在台湾问题上采取干预姿态，以及中日两国在领土、海域、安全、资源等现实利益问题上不断发生碰撞，导致了“历史问题”与“现实利益”的恶性循环，使中日关系呈现出“政冷经热”的矛盾特征。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的日本研究界就开始以“政治冷、经济热”一语来概括冷战后中日关系逐渐显现的双重特性。近年来，中日两国政府和社会各界也逐渐接受了这一概念。中日间出现的关于中日经贸关系的全貌，详见本书第五章。
经贸关系持续发展、政治关系波澜起伏的“政冷经热”局面，对“两国经贸关系的加深有利于政治关系的加强”这一国际关系的一般命题提出了挑战，从而也对每个从事中日关系的研究与实际工作的人员提出了揭开其中谜团的课题。
如何诠释“政冷经热”这一颇为令人困惑的现象呢？
究其根源，这一现象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日两国的政治目标相互矛盾、经济目标相互重合、政治关系与经贸关系相对分离、两大领域发展失衡而导致的结果。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日政治关系进入了重新调整、重新定位的转折期，两国在规范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上不断出现矛盾与摩擦。其基本形态是：（1)日方不断冲击1972年以来两国就历史、台湾、领土等主要问题形成的政治原则，中方对此做出适度的回应；(2)中日围绕“历史问题”和“现实利益”的摩擦出现恶性循环局面；（3)两国民众的相互感情和舆论氛围不断恶化，这又对两国政治关系形成了负面牵制，导致了“政治关系”与“舆论环境”的恶性循环。
中日政治关系进入新的转折期，具有国际环境演变、中日国内条件变化以及相互作用方式转变等多层次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