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以来，西方势力就已开始向其心目中的东方尽头——“远东”(FarEast)地区渗透。当时，中国以自给自足为特征的农业文明正处于其巅峰时期，其国力居世界前列S对来自其他地区文明的挑战尚表现出很强的优越性、自信心和抵制能力。然而，15世纪上半期“郑和七下西洋”以后，中国却采取了自我海禁政策，这与其后几个世纪西欧各国远征外海的努力形成了鲜明对照。这一对外战略及理念上的差异，已预示着数百年后中国与西方战略较量的胜负结果至18世纪初，西方列强终于以工业革命中迸发出的优越的经济、军事和体制的力量为后盾，开始征服全球，中国则在腐败衰关于“西方冲击”之前亚洲地区的政治、经济秩序，退的清朝末期开始被卷入以西方工业文明为中心的新的世界发展潮流，漫长历史上周而复始的中华王朝循环过程被打断，出现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此背景下，以华夏文明为中心的东亚秩序逐渐崩溃。在这一地区，日本在19世纪后期最先摆脱传统东亚秩序，在西方列强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19世纪中叶，基本完成对其他地区殖民化的西方列强，以先进的工业文明为后盾，以廉价商品、坚船利炮和基督教教义为武器，蜂拥至远东地区，先是要求这一地区各文明古国接受西方式贸易方式和国际秩序，继而开始强加不平等条约，一步步地把这些国家和民族逼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深渊。
面对“西方的冲击”，中日两国曾同样面临被殖民化的民族危机。在突如其来的相似挑战面前，初始阶段，中日两国做出了一连串十分相似的反应：先是都采取“闭关锁国”政策；其后，又都试图探索出一种“中体西用”或“和魂洋才”的“引进科技”模式，试图只学西方的科学技术而排斥其制度和思想，经过一番曲折之后才都开始探索“维新改制”的道路；最终，又都进入了新的“改革开放”阶段。
中日现代化进程表明，19世纪后半叶两国的现代化起点十分相似，而在整个20世纪两国的现代化道路却大相径庭，21世纪两国现代化的未来远景则又将是在很大程度上殊途同归。
二、中日现代化进程的比较
中日两国的现代化基本上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即在时间上几乎同步，在条件上十分相似。起初，在接触西方文化并接受其影响方面，中国早于日本。在现代化的初始阶段，有关西方的大关于日本对“西方冲击”的思想反应，参见金熙德：《日本近代哲学史纲》，延边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关于中国的思想反应，参见曹乐山：《中西文化和哲学争论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量信息是经由中国传到日本的。《英华字典》首先在广州出版，日本学英文时借助了《英华字典》特别是魏源的《海国图志》，在日本学西方的初期发挥了极大的启蒙作用。然而，在其后的现代化进程中，日本却走在了中国的前面，中国学西方反而要通过日本来学了。
清朝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被英国打败，中英签订《南京条约》。消息传来，日本朝野为之震惊之余，积极收集有关鸦片战争的“风说”，总结中国战败的原因，从中吸取教训。而后，日本迅速决定掉转船头改学西方，而中国却迟迟未能做出这一转变。19世纪中叶的这一步之差，使中日站到了截然不同的历史起点：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走上了以西方工业强国为范本的“富国强兵”道路；中国则错过了维新图强的历史时机，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渊。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倍受冷遇的魏源的《海国图志》，在日本却起到了普及西方知识、培育维新力量的重要作用。足见当时中日两国对这一场历史性变革的认识存在着巨大反差气在走入近代的起点上，中日两国为何会出现如此不同的命运？究其原因，这主要取决于以下几方面的差异。
(一)主体的反应不同
这一点是其中最重要、最关键的原因。中日现代化起点的差鸦片战争前后林则徐编译的《四周志》、魏源的《海国图志》及《圣武记》等介绍世界历史和地理、探讨军事和海防问题的书籍成为日本人了解世界的启蒙读物。
异，首先来源于两国的政治统治核心对“西方的冲击”做出了截然相反的反应：中国的末代皇朝清廷腐败衰落，浑然不知也不想知道外部世界的变化，全无维新图强的内在动力；日本的明治政府生气勃勃，朝野上下先是积极借鉴魏源的《海国图志》，其后派团赴西方直接考察，锐意推动维新图强。
中国是一个农业文明古国，早在秦汉时期就已形成了中央集权体制，至清朝末期已绵延2000年。这既是中国创造的古老文明辉煌之一，同时也是向现代体制转型时的巨大阻力。面对“西方的冲击”，清朝显露出了“伟渡疲劳”症状，统治集团昏庸没落，孤陋寡闻，既缺乏对西方文明的基本了解，也无力“自上而下”地领导一场朝向现代化的改革运动，而对国内出现的任何改革苗头都一律予以残酷的镇压和扼杀。清廷内部的权利结构、清朝的少数民族政权性质及满汉矛盾的加剧等因素，进一步加重了其对外懦弱和对内残暴的权力特性、
从外交角度看，近代以前中国长期位居东亚“华夷秩序”的中心地位，以“册封”和“朝贡”的方式“羁縻”周边各国。沉溺于历史上形成的优越感，清王朝未能认清西方各国的强盛国力及其背后的先进生产力和近代制度，未能及时实现从传统的宗主国向近代主权国家外交主体的转变。起初，清王朝依然把西方列强视为新的“朝贡国”，即使在鸦片战争中失败后的数十年间，也依然试图以战争或“安抚”的方式继续维护“册封体系”19世纪中叶以来的半个多世纪里，中国未能实现政治、经济与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正是在这一时期日本现代化的发展进程超越了中国。
与中国难以变革的旧体制成熟特征相对照，近代以前日本的政治体制则长期处于名义上的统一天皇制和实际上的分散幕潘制的并存局面，其旧体制维护自身、抵制变革的根基远不如中国那样厚重。日本受册封体系的束缚较少，也使其较容易实现外交理念与体制向近代主权国家外交主体的转型。当民族危机到来之时，以下级武士阶层为核心的改革势力打起“尊王”的旗帜，一举打倒幕府政权，通过“大政奉还”的形式，建立了以学习西方为取向的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国家体制，在这一统治中心的主导下很快走上了富国强兵的现代化轨道。
(二)文化底蕴的差异：
中国文化是世界几大原生文化之一，几千年来始终在东亚地区中保持着先进地位。这一文化创造了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大陆统一国家的辉煌成就，其结晶就是以政治伦理和宗法秩序为核心价值取向的儒家正统思想。在“西方的冲击”面前，这一古老文化做出了强烈的排斥反应，起初对立足于科学、民主、个性解放、合理主义等价值取向之上的西方近代文明显得极度不适应。这既表现为当时昏庸没落的清朝统治者自恃“天朝上国”，不求进取，不学西方，也体现在儒家正统思想极力排斥体制改革、科技创新和观念转变。
与中国数千年来积淀下来的文化优越感相对照，日本在古代两千年间始终处于先进的大陆文化的边缘地位，形成了虚心学习和引进外来先进文明的传统。曾长期学习中国文化的日本，在“西方的关于清朝末期对“西方冲击”的笨拙反应，“西方冲击”面前没有中国那样沉重的文化包只和心理抵抗，得以迅速确立了“向西方学习”的观念和体制。“他们不因顾到空虚的面子而拒绝模仿外国文化的事物。保全面子的要求阻挡不住他们模仿外国文化的要求。这是对现代化有利的心理条件。
(三）自然经济的相异
在西方势力东渐之前，中国的封建自然经济基本上实现着自给自足，在近代前夕还有大量茶叶、生丝出口海外，用以抵消西方国家的鸦片与棉织品的进口这一物质基础与妄自尊大的华夷思想相结合，是致使清王朝统治者采取闭关锁国政策的又一根源。如乾隆皇帝1793年给英王乔治三世的敕书中称、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日本也有人流露过类似的自给自足和妄自尊大观念。如山鹿素行早在1663年就说过、以我天下之富，土地之广，不需仰赖外夷之物即可自足。”但与中国不同，19世纪中叶的日本在西方货品大量输入的情况下，没有同量物品足以抵消其巨额入超。经济上的危机感也促使此时的日本极力学习西方，寻求尽可能利用西方科技来增加生产。
(四）国际环境的区别
19世纪中叶，中国和日本面临的民族危机表面上十分类似，但实质上却具有很大差异。当时，从印度洋东渡而来的西方列强主要垂涎的瓜分对象是中国，而不是作为西方国家“东方航线”终点的日本。西方列强对日本没有实施大规模战争，没有进行走私的鸦片贸易，也没有提出领土要求。因此，中国所遭受的民族危机比日本大得多。正如有的学者指出可以说，日本是在印度和中国成为牺牲的情况下，实现独立和现代化的。”
在对中日现代化起点的差异性进行比较的同时，迄今为止各国学者曾纷纷把传统日本与西欧社会进行比较，从中指出了两者间的许多类似性，以此来旁证日本现代化的启动条件原本就优于中国。例如，日本的幕藩体制与西欧的等级君主制、日本的大名领国制与西欧的封建庄园制、日本的武士文化和町人文化与西方的贵族文化和市民文化，此外还有长子继承制和世袭制等诸方面，都被认为存在着很大的相似性。
这些相似性，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诠释日本何以在启动现代化方面在整个亚洲“一枝独秀”的原因。然而，日本的现代化进程毕竟也属于“外源性”现代化范畴，而不是其社会内部自然发展而来的结果-另外，日本现代化进程一旦启动起来之后，其经济与国力的发展则出现了比西欧各国还要快的速度。因此，日欧之间的相似性，只能成为阐释日本现代化启动与发展原因的辅助因素，而难以成为其主要依据。其实，近代日本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非经济因素”，即与其向中国、朝鲜及其他亚洲国家的不断侵略扩张密切相关，其国力的急速上升是以打断和牺牲东亚其他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为代价的，整个东亚的资源、市场、人力和物力，为日本的现代化准备了基础，提供了物质条件。近代崛起中的日本对半个世纪的东亚历史进程产生的负面影响，比其他任何西方国家都大得多。
中日对“西方的冲击”做出的不同的最初反应，决定了其后两国截参见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0-51页。
然不同的命运。日本的工业产值1909年已超过农畜业产值，1914年则达农畜业产值的1.3倍，在20世纪初期基本实现了工业化。以这一时期的积累为基础，二战后日本从战败的废墟上再度迅速崛起，20世纪60年代末成为西方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失去了太多的时间，只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才走上了现代化建设的快车道，并有望在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为之奋斗了200年的现代化。
西欧的“内源性”现代化，经历了市民社会、科学技术、人文思想的渐进演化和革命性剧变的长期发展阶段。而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则开创了非西方型的“外源性”现代化的基本模式——权威主义发展模式。这一模式的基本特征是，首先形成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主权国家，其后依靠国家的力量，从上而下地在短时间内推动工业化进程。19世纪的中国则失去了走上日本型由上而下维新图强之路的历史性机遇，后来在历尽艰难探索后，最终在20世纪上半期走上了由下而上地实现社会革命的曲折道路。
近代中日两国经历了截然不同的命运。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走上了“富国强兵”之路，跻身世界强国之列。中国则一再失去了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机会：第一次是清朝末期“由上而下的改革”的失败，丧失了走向现代化的机会；第二次是辛亥时期“由下而上的革命”之后也再次延误了现代化进程。
中国的现代化为何被一再延误？迄今为止出现的各类学说，就其主要倾向而言可分为外因论和内因论，前者把主要原因归结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渗透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后者把主要原因归结于中国传统文明在近代的落伍性、制度的独特性、社会发展停滞性等内在点。历史进程表明，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实际上受到了多种内外因素“合力”的影响从外因看，中国在19世纪末失去最初的维新图强的历史性机遇之后，欧、美、俄、日列强就再也没有给中国以发展资本主义的机会，列强对中国的一次次的割地、索赔、政治分化、经济掠夺乃至公然侵略，堵死了中国通往改革开放的道路，剩下的便只有“由下而上的革命”这一条道路。革命的直接结果是，中国没有走上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而是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从内因看，末世清廷和各路军阀都未能成为领导中国现代化运动的主体力量，国民政府终究也未能引导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对此，胡绳曾指出，中国曾有两次机会有可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一次是1927年的国共合作，另一次是1946-1947年旧政协的协定，但这两次机会均因国民党的背信弃义而失之交臂就其内涵而言，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转向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百年进程，主体不断更新、形态日益激进，其直接和紧迫的目的都尚不在于现代化建设本身，而是为走上现代化建设道路而准备主体政治条件，即建立一个统一、独立的近现代国家。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这一称作“两个过程论”的论断，长期以来成为中国学界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权威性论断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和学术研究的深入，中国学者开始详见怀特(GordonWhite)：《为什么中国未能走上日本式道路》，载罗荣渠、牛大勇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27-254页。
从更广阔的多种角度探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革进程的问题。例如，罗荣渠从现代化理论出发，提出了近代中国经历的四大趋势，即衰败化、半边缘化、革命化、现代化。
回首历史，中日现代化进程的轨迹勾勒出了两条相反方向的大弧线，走上了两种不同类型现代化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