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60年的中日关系史充分证明，中日关系中的民族感情对立色彩比中国的其他任何对外关系都浓重得多。由于日本侵华给中国造成了深重的灾难，日本右翼势力的历史翻案动向势必激起中国政府和民众的强烈反应；而且，日本右翼势力又以渲染“中国对日本‘打历史牌’”来诱导其国内舆论和民众情绪，力图把中国与日本右翼势力的对立扩大化为“中国对日本”、“中国人对日本人”的两大民族对立。
中国人和日本人在历史上相继形成的由优越感和自卑感交织而成的优劣心理以及近现代造成的历史积怨和感情隔阂是根深蒂固的，至今尚未得到真正缓解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出现了强劲的经济崛起势头，日本则经历了被称为“失去的10年”的长期萧条。两国国力的均衡化趋势，给相互心理带来了很大影响。21世纪初，以中日国力均衡化趋势为依托，两国间出现了感情碰撞似乎更加激烈、直接化的局面。笔者认为，这一局面可能正是中日相互心理走向对等的一个转折契机和必然经过的过渡期。
21世纪初，中日经济发展势头出现“中盛日衰”之势，两国对外战略出现了“中稳日急”之差，中日“两强竞争”局面初露轮廓。2002年11月28日，小泉首相的咨询机构“对外关系工作组”向小泉提交了一份题为《21世纪日本外交基本战略》的政策报告。报告认为，如今日本遇到了“如何对待鸦片战争以来150年间未曾出现的‘强大的中国’这一新问题”，“如何应对中国，是21世纪初日本对外关系中的最重要课题。”中日关系经过2000年的“中强日弱”、150年的“日强中弱”、复交以来的“中日友好”、近年来的“政冷经热”以及舆论和民众感情恶化等因素的合力，促使中日关系在理性与情感、历史与现实之间震荡和摇摆。
在这一时期，日本各界一些精英分子失去了往日的“公允”与“大度”，开始在报刊和电视等各种场合恶意攻击中国。可见，日本在逐步失去绝对经济优势之际，心理已先失衡，导致了焦躁与恐慌现象。同时，也有一些日本政治家、学者在一片对华强硬的舆论氛围中出面表示异议，对其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膨胀和损害对华关系的举动不时敲响警钟。
在中国国内，强劲的经济发展势头使部分人滋生出了浮躁心态，对日本这个目前还远远走在前面的经济大国表露出轻视。但中国各界主流对中日国力之差距和中国现代化的艰巨性还是有着清醒的认识，而且强调经济越是发展，越应放平心态来看待世界和应对日本右翼强硬势力的挑战。
目前中日两国社会和民众的心理和感情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筑在对对方的信息不足和片面心态之上。中日心理真正趋向冷静和对等，需要有一个对当前对方社会和民众加深了解的长期过程。目前，两国政治关系的恶化直接影响着两国社会和民众相互了解过程的正常进展，而两国舆论和民意的恶化又对政治关系的改善产生着牵制作用。归根结底，只有两国社会和民众的相互了解不断加深，才能为两国真正实现政治和解提供深厚的民意基础。如何把政治关系和社会舆论的恶性循环转化为良性循环，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的严峻挑战。
21世纪初，中日关系正处在调节相互心理的过渡期。如同黎明前往往最黑暗一样，从表面看，当前中日关系正处于感情冲突最甚的时期。笔者认为，只要祛除偏见，从感情回到理性，则会清醒地看到，两国间利益上的相互依存正处在历史上最好时期，相互交流已是势不可挡。两国的有识之士应看到，中日关系这块蛋糕总体上正变得越来越大，其中两国的合作与竞争都在同时变大。中日间矛盾与分歧是客观存在的，不可能在短期内完全得以消除，而致力于使合作部分保持主流地位，将是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中日关系的合理目标。
(三)互动结构日趋对称。
与1972年中日复交时相比，近年来中日间综合国力、相互依存、心理因素的日趋接近，正在不断提高中日双边互动结构的对称性。特别是随着20多年来中国的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全面进展，中日交往中双方行为体的类型、行为方式及其相互作用形态的对称性正在日益提高。
在国与国之间的双边关系中，参与相互交往的众多行为体可以归纳为政府和民间两大部分。由于各国的社会体制和发展水平不同，各种双边关系中的政府、民间相互作用的对称程度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随着中日互动结构中相互对称性的不断提高，在未来近中期内，双方行为体的多样化和互动作用的频繁化将导致相互吸引和相互排斥同步增长。例如，由于两国关系的发展和信息传播手段的进步，中日双方民众可以更快、更多地了解对方的信息，两国政府独揽对方信息的范围日益缩小，其结果是对方的正面信息和负面信息同时大量涌入。在这一新的环境下，中日相互作用必然出现日益复杂和不确定的局面。近年来，中日两国相互舆论的敏感反应和剧烈波动便证明着这一点。
然而，从长远的观点看，中日互动结构对称性的提高，最终将使双方社会各界、各渠道的相互依存日益加深，从而使两国关系最终走向更加成熟和稳定。
(四）政策对话日趋深化
21世纪初期，中日关系将在两个方向同时发展：（1)上述社会舆论、民众和民间互动的日益加深；（2)中日政府间政策互动关系的日益提升。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国力、利益、心理的变化趋势为背景，中日两国都在重新审视对对方的政策。这一进程在过去10年间呈现出波浪式起伏发展。1998年11月，中日就共同建设“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达成了共识，以此为核心发表了第三个基本文件——《中日联合声明》。1999年以来，两国在探讨冷战后新型关系方面有了新的进展，两国关系在高层往来、安全对话、经贸交往、区域合作等方面都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然而，2001年4月小泉出任首相以来，对前几任首相和内阁的对华政策做了颠覆性破坏，1998年以来出现的两国关系改善和发展进程严重受挫，出现了“政冷”年年加剧的趋势。近年来的实践表明，中日关系重新调整进程是一个曲折而复杂的长期过程，两国间要形成战略互信的新型关系，还任重而道远。
中日关系的发展受到各自的国家利益、价值体系和社会舆论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各种影响归根结底都要通过相互间的国家关系集中反映出来，最终体现为两国政府间的政策互动关系。
中日两国的政策互动是历史延续和现实变化的结合物，这一政策互动关系以一系列的共同利益和摩擦因素为基础。中日关系的发展，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一个不断解决矛盾与摩擦、不断扩大共识和共同利益的过程。
在每一个历史时期，中日间政策互动总是在一定的内外环境和互动关系中进行的，两国的决策者和政策执行者都不可能超越当时面对的双边框架现实，而只能是从既定条件出发尽可能地推动两国关系向前发展。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日关系进入了重新调整的转折期。借用一个日本式概念来表述——这一时期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中日走向某种“普通关系”的时期。
中日政策互动关系正日益从具体磋商转向战略对话的阶段。中国经济大国化和日本政治大国化的客观趋势，使得中日关系越来越难以维持在低水平论争上徘徊的局面，这一现实将促使中日两国日益正视对方，逐步进入战略对话的心态和角色：反过来说，如果中日关系继续停留于具体论争阶段，则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中日关系发展前景依然会充满不确定性。
中日间政策互动过程从具体论争走向战略对话，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环节。
其一，就问题领域而言，具体磋商以两国间一个个具体分歧与矛盾为焦点，而战略对话则以两国间全局性的双边框架为议题。冷战结束以后，国际环境、中日国内条件以及两国相互作用方式都发生了结构性变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日政策对话进程，迄今尚未超出中日各自阐述自身利益和立场的阶段，尚未真正进入战略对话阶段，向战略合作过渡则更是遥遥无期。21世纪头几年，小泉内阁的对华政策进一步恶化了中日政治关系氛围，使两国一再失去了进入战略对话的历史性机会。这也表明，中日关系的重新调整过程将比人们原来预料的更长，也更曲折。
其二，在基本姿态上，具体磋商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标方式，战略对话则是试图缓解和消除矛盾与摩擦的根源、在根本利益上达成共识的治本方式。1972年中日复交谈判，就是一次重塑两国关系的战略对话的典范。回首过去的10年，在频繁的中日政治摩擦背后，是两国间战略互信的极端缺乏和与此相关联的戒备心理、竞争意识和对立感情的上升。中日战略对话并不会马上消除两国间根深蒂固的分歧与矛盾，但将首先降低政治摩擦的频度与烈度，并为从根本上解决具体问题铺平道路。中日走向战略对话并不意味着回避具体论争，而是意味着以战略对话积极诱导和有效控制具体论争。
其三，就其进程而言，中日政策对话将是一个渐进过程：一方面，它将不是停留在同一话题和水平上，而是不断向更高的战略对话与合作层次发展；另一方面，这一进程又将是一个冷静务实、循序渐进的长期过程。
中日战略对话能否真正渐入角色？两国政府和各界主流社会能否就21世纪的相互关系开展真正的深入对话？这是中日能否最大限度地利用百年一遇的机会来构筑稳定的友好合作双边框架的基本前提。
（第二节）“政冷经热”的结构分析
一、中日关系的政经互动原理1
21世纪初，中日间的经济关系和政治与安全关系呈现出日趋背离趋势，出现了前者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后者相互排斥日益加重的“政冷经热”局面。这一背离的现实已成为中日关系发展趋势中最令人关注的现象，它对“两国间经济关系的加深有利于政治关系的加强”这一国际关系理论命题提出了挑战，同时也给从事中日关系的研究和实际工作的人们带来了困惑。对这一现象的原因和趋势做出分析和阐释，是预测未来中日关系发展趋势、设计未来中日关系蓝图的重要前提。
国际关系学说通常认为，维护安全和寻求发展，是任何主权国家的两大最高利益l。在国与国之间的双边关系中，双方都以维护本国的安全和发展为出发点。以此为基点，国与国之间的双边关系(bilateralrelations)是由相对独立的多种交往领域构成的复杂体系。其中，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安全关系、文化关系是最重要的四大领域，其他一些领域都可以按其类似性分别归属到四大领域中的某一领域。
这四个主要领域既相互联系，又都各有其独自的逻辑和作用。政治关系领域是由维护主权、领土完整，民族独立以及确定敌友关系和对国际秩序的态度等政治逻辑支配的领域；经济关系领域是政治逻辑和以市场原理为核心的经济逻辑相互竞争的领地；安全关系领域是政治逻辑最集中、尖锐地表现自己的领域；而文化关系领域则以文化认同为基础，由以相互影响、相互理解为表现形式的文化逻辑支配着。这些领域之间密切相关，不同逻辑之间虽不能相互替代，但却能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
在当代双边关系中，经济关系相对地较易创出“双赢”局面，政治关系更易呈现“双赢”与“零和”两重性，安全关系则最易陷于“零和游戏”；但另一方面，在双边经济、政治、安全关系诸领域之间，又总是存在着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互为因果关系。
中国的日本问题研究界以“政冷经热”这一概念描述中日关系的新特点始于1996年左右。近年来，中日政府和社会各界普遍以这一概念来说明中日关系现状。
安全利益和发展利益孰者更为优先？对此问题，不同国家、不同时期、不同人们的见解大相径庭。
在这四个领域中，安全关系是两国政治关系的最高表现，经济关系是包括文化关系在内的其他领域关系的代表性领域。因此，经济关系和安全关系是双边关系中的最尚领域，其发展状况可以为考察双边关系提供最主要的两把尺子，而其中最主要的尺度就是看两国的经济关系和安全关系的发展趋势是走向“相互依存”还是“相互排斥”。如果这两个领域都走向“相互依存”，则两者正趋向互促；反之，如果其中一个领域日趋相互依存，另一个领域则日趋相互排斥，则表明两者出现了相互背离趋势。
在国际关系实践中，经济关系与安全关系互促与背离的力学结构，一般表现为“政经关系”。中日关系的发展历程表明，两国间的政治与安全关系和经济关系密切相关，相互影响，政经互动和官民互促始终是把握中日关系发展趋势的重要概念。
在双边关系中，政经互动的表现方式纷繁复杂，但按其主要性质，可以把其归纳为四种形态、三种类型、两种方向及两种影响。
从理论上说，政经互动无非有以下四种形态：（1)政冷经热；(2)政热经冷；（3)政冷经冷；（4)政热经热(参照图8——3)。
迄今为止，一部国际关系史为政经互动原理提供了丰富多彩的佐证，如各国间的历次战争，有的是由政治关系破裂引发经济交往断绝，有的是因争夺经济资源而导致政治关系破裂。二战后形成的冷战格局，则提供了两大国家集团之间由政治对立、军事对抗而导致两大市场之间相互封锁、相互隔绝的“政冷经冷”范例。1971年以后，中国与西方各国的政治关系“解冻”，因而推动相互间经济关系迅速发展，则是“政热经热”一个经典案例。
从近代以来的中日关系史看，政经互动方式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类型。
第一种：敌对或交战状态下的政经互动关系，如抗日战争时期的中日关系就属于这种类型。这种状态是最极端的“政冷经冷”局面，表现为政治与经济关系全面破裂和停顿。
第二种：准敌对状态下的政经互动关系，如冷战时期的中日关系就属于这种类型。这种状态是相对缓和的“政冷经冷”局面，表现为政府间政治关系断绝，但一些民间经济往来得以维持和发展，并为政治关系的“解冻”积累了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