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苏军的作战重点理所当然地放在西方，作为西部白俄罗斯军区副司令的朱可夫，对远东的局势尤其是日军的动态了解不多。但从伏罗希洛夫和总参谋部采取的措施，朱可夫认为他们是基本了解的，而且已经有了基本的评判。
此去真的会去打一仗？这种可能性很大。
如果像伏罗希洛夫说的把部队的指挥权接过来，不知道将接过什么样的部队的指挥权，也不知道作战对手的情况，打什么样的仗。但不管怎么说，自己将独当一面。
1937年年底，朱可夫等人作为顾问到中国工作了很短一段时间，几个月后仅留下崔可夫担任大使馆武官，其余的人都先后回国了。这一段时间的工作，使朱可夫对中国的基本情况有所了解。自己将去的中蒙边境，就己方而言，有苏联、蒙古和中国；就对手而言，有日本、伪满洲国。就处理矛盾的办法而言，有和谈、战争，也有半和谈、半战争，将会非常复杂。这些，需要自己到后提出方案，最后由总参谋部、伏罗希洛夫敲定。
想到这里，朱可夫忽然觉得此次莫斯科之行还有一个很大的空缺。
按一般的惯例，面对涉外的军事问题，最高统帅斯大林是会亲自进行安排、提出要求的，可这次斯大林不仅没有出面，连有什么指示、要求也没听伏罗希洛夫、斯莫罗基诺夫提及。
难道此事不需要斯大林过问？不，它涉及到苏联与日本是战是和的问题，而日本是东方的帝国主义大国。
难道斯大林对此事没有给予必要的重视？不会的。不管大清洗如何，斯大林是个战略家，远东地区一旦发生战争，将对整个苏联带来什么影响他是很清楚的。
难道斯大林对我不信任，不屑一顾？看来不至于如此。自己赴远东的事，远东战争迫在睸睫的形势，伏罗希洛夫不会不向斯大林报告。如果不信任，得不到他的认可，伏罗希洛夫不会把这么一个独当一面的任务交给自己。
但是，斯大林没有作出具体指示仍使朱可夫不可理喻。
不到二十分钟，巴维尔回来了，说已给同学打电话索要日军资料。接着空军中校走过来了，请朱可夫登机。
飞机舷梯旁站着4名青年军官，两名上校中一名个子很高，高朱可夫半头，另一名个子稍矮些，还有两名中校。他们热情地向朱可夫敬礼、问好，作了自我介绍，有搞报务的，有作战参谋，还有一名中校是蒙语翻译。
朱可夫很随和地和大家打招呼：“欢迎你们跟我一起去出一趟特殊的差，欢迎！”
4名军官看到上将和蔼可亲，原先的拘谨很快消除了。
“快上飞机吧，我们抓紧时间！”朱可夫说着走上舷梯。
大家刚坐好，飞机就隆隆起动，不一会儿就腾空了。
飞机的引擎声很大，机身随气流巅簸着向着东方飞去。
苏军飞机中专门的客机是供总部指挥员使用的，极少。有少部分是客货两用的，即在货仓里安装上几把座椅，以备所用。这趟为朱可夫特派的飞机就是两用型的。
飞机巅簸很厉害，朱可夫感到不舒服，有点头晕，便习惯性地双目紧闭、双手握成拳顶住两边的太阳穴。
尽管有些头晕，朱可夫脑子仍在紧张地活动着：“到了远东，首先必须判明日军是在挑起边界冲突，还是挑起一场巨大的战争，在此基础上，才能正确地应对……”
“对手日军的战斗力如何，主要指挥官是谁，惯于运用何种战术都要很快搞清楚……”
“我军前线部队情况如何，指挥员的战斗精神如何……”
一个个问题，像舷仓外的云层，有雪白的，也有乌黑的，从朱可夫脑际飘过。
飞行了一段，飞机平稳下来，机舱里外豁亮多了——飞机穿越了乌云层，飞行在蓝天里。
朱可夫腑视机下，一块硕大无朋的绿色的地毯向四方延展，一条蓝色的带子飘舞在上面，壮阔美丽而又飘逸潇洒。
“下面是平原、河流？”朱可夫回身问。朱可夫长期在西部的部队工作，对东部的地形地貌不熟悉。
“是的。”后座上的巴维尔回答。
“我们的国家真辽阔！”朱可夫心里想着。
朱可夫再次把头转向机舱外，俯视广袤的大地。
飞机下面是森林，也是一片绿毯，但有的是深绿，有的是浅绿。不同的树林在六月里展示不同的绿。
偶有城市，街道、楼房，还有桥梁都依稀可辨。
良久，朱可夫转身向后座上的4名军官说：“你们这次跟我去，可是要打仗的哟！”
“我们就是想跟您去打仗的！”
“我们知道您打过很多仗！”
“我们当兵10多年了，还没见过什么是打仗！”
“这10多年国际形势很紧张，仗没打起来，但仗迟早要打起来。你们的军旅人生中，免不了要打仗。”朱可夫说。
“我们就希望打一仗！”
“我们不怕打仗！”
这些年轻人对朱可夫一见如故，真诚得有些幼稚。朱可夫笑了。
朱可夫指着中校翻译：“你的蒙语是在哪里学的？”
“在家里学的。”中校说着，挺起胸膛，见朱可夫不解，中校又说，“我父亲是哈萨克斯坦人，我母亲是蒙古人。”
“那你这次是回姥姥家了？”
朱可夫的话声刚落，机舱里响起一阵笑声。
飞机从莫斯科到蒙古的塔木察格布拉格，加上中间加油、休息时间，需要两个多昼夜，朱可夫在飞机上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他展开地图边看边思考起来。
看着看着，朱可夫意识到日本人选择在哈拉哈河与苏蒙军交手，不失为高明的一招。在这里，日本关东军可以充分利用中东铁路及兴安岭支脉以南的阿尔山铁路，而且在张家口的日军第二十六师团、独立混成第二旅团可以通过历史上就存留下来的简易公路直达蒙古乌兰巴托。一旦苏蒙军作战不力显示弱势的时候，关东军便可利用两线的铁路和公路分进合击蒙古境内的苏蒙军。和日军相反，苏军无法调动远东的部队，也不能轻易调动。苏军远东的部队都坚守在边境要塞，一旦动用，对峙的日军也会做出反应。但如果要从苏联内地增兵，大批的人员、物质装备等仅靠远东唯一的铁路是很难完成运输的。
如果日军选择黑龙江的其他地区作为进攻点，苏军在这些点上修建了不少要塞，配置了十几个精锐的机械化师，到处是专用机场和野战机场，而且那里铁路和公路四通八达，一旦发生战争，强大的国防力量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可以聚集起来。
日军选择诺门罕是很狡滑的。
朱可夫继续看地图，不觉一惊：日军一旦占领蒙古，很容易切断靠近苏蒙边境的苏方铁路，铁路一切断，整个远东苏军的供给线将会被切断。
朱可夫半天多来轻松了些许的心头又压上了一块大石头。
巴维尔看到朱可夫脸色的变化，急忙问：“副司令员身体不舒服？”
“没有，没有，休息你的。”
哈拉哈河的军事冲突会不会引起连锁反映？资本主义国家会不会像干预十月革命那样，再次组织反对社会主义苏联的十字军远征？朱可夫想，这是一个战略上的问题，自己有责任提请国防人民委员、总参谋部甚至斯大林高度关注。哈拉哈河的战争，应该服从于战略大势。
飞机穿梭在云层里，像舰艇在波涛汹涌的浪花中行驶，光线忽明忽暗，朱可夫不时用两指按着太阳穴。
人生也是波翻浪涌的。接受了这次的任务，告别了令人压抑、提心吊胆的大清洗，被挑选到了另一组行列之中，但不等于万事大吉。政治上的筛选还要军事方面的成果来证明，对一个军军事指挥员，尤其是一个危机时刻担任重要使命的指挥员更其这样。
这是一场局部性的战争，但它对全局影响甚大，一旦失利，将影响苏联的整个战略部局。
朱可夫忽然想起了远东方面军第一任司令员任布留赫尔元帅。
布留赫尔是苏俄国内战争时期成长起来的一颗将星，曾创造过用一个步兵师打垮了装备有大量坦克、装甲车的机械化的白卫军一个军的奇迹。布留赫尔曾化名加伦担任过中国国民革命军军事总顾问，参加中国的大革命和北伐，并指导中国共产党发动南昌起义。
1935年苏联恢复军衔之后，布柳赫尔被授予元帅军衔，位列苏联五大元帅的第二位。布柳赫尔任远东方面军司令直到1938年10月，是苏联远东方面长期防御日本侵略的最高将领，号称“远东军魂”。1938年夏，在中国东北、朝鲜与苏联三国交界地区，发生了苏日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张鼓峰事件，布柳赫尔指挥苏军粉碎了日本关东军的武装挑衅。
朱可夫对布留赫尔早有接触。早在1924年春的一天，布留赫尔到朱可夫担任团长的骑兵三十九团检查官兵的伙食，检查骑兵的驮载、武器、装备及战斗准备情况，实地指导训练，鼓励官兵随时作好战斗准备，使朱可夫深受感动。朱可夫毫不隐瞒地对战友们说：“我一直梦想成为布留赫尔这样卓越的布尔什维克、坚定的同志和天才的统帅一样的人！”
张鼓峰战斗结束不久，布柳赫尔元帅被捕，并于1938年11月9日被秘密处决，罪名是“打入苏联内部的日本间谍”。由于他在国内及军内享有很高的威望，斯大林不敢公开指控他，甚至也不敢宣布他死亡的消息。
朱可夫意识到，一旦此次作战失利，自己完全有可能重新成为被处置的对象，而不管是什么借口或原因。
朱可夫又回到斯大林没有召见自己的事上。这个关键性岗位的候选人必需得到斯大林的认可，而斯大林留有余地，这也是政治家们的一种行事方法。这就更加要求自己须打赢这一仗。做到了这一点，就可以继续自己所热爱的军事工作，继续为祖国而战。反之，一切都将结束，战争从不给失败者留下展示的舞台。
“将军同志，您还需要点什么吗？”高个子上校走过来问。
“有哈拉哈河地区最新绘制的大比例地图吗？比我现在这个更大。”
“有。”上校从作战皮包中取出地图。
朱可夫注意到这份地图与蒙古共和国提供的地图有不小的区别，一切都绘制得更为详细。
飞机在离开苏联国境前，先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停留加油，后在新西伯利亚加油，第三次是在伊尔库茨克加油。
伊尔库茨克出发又飞行了一个多小时，飞机徐徐下降。
朱可夫从舷窗看到，候机楼上用俄文写着“赤塔”的字样。机场上的陈设告诉他这是一个军民两用机场。
“飞机还要在这里加油。”个子稍矮的上校告诉朱可夫。
朱可夫的目光再次投向舷窗外。利用各种机会了解各地的地形地貌是朱可夫的习惯，他认为了解的情况也许某次战斗中就可能用上。
朱可夫放眼望去，赤塔尽收眼底：这是一座小城，与苏联西部城市相比也就算一座小镇。全城多为平房，其中不少是木板房，透着简陋与荒凉。
飞机滑行一段后停住了，两辆中吉普驶到舷梯旁，来接朱可夫一行到远东军区，军区邀请朱可夫借加油之机小憩并向他介绍情况。这当然是朱可夫很乐意的事。
远东军区在各军区中部队不算多，但管辖的地域最大。
军区大院的情况似乎与军区相照应，占地面积不小，房屋不多，稀稀拉拉。
军区司令雅科夫列夫和军事委员加帕诺维奇在作战室门口迎候朱可夫。朱可夫过去就认识这两位领导。
寒暄几句后，二人向朱可夫介绍起情况，当二人介绍到最近日军飞机深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追逐苏军、蒙军的汽车并进行扫射时，朱可夫问：“日军飞机纵深达多远？”
“不少于200公里。”雅科夫列夫回答。
“不少于200公里。”朱可夫重复着雅科夫列夫的话，“在西线，德国飞机侵入我国领空的事也时有发生，但纵深还没有到20公里的。看来远东不会是边境一线小规模冲突的问题了。”
“我和加帕诺维奇同志也这样看，并向总参谋部报告过我们的看法。”雅科夫列夫说。
加帕诺维奇点了点头。
雅科夫列夫和加帕诺维奇不是大清洗的对象，但目睹了大清洗的许多触目惊心的事情，难免小心谨慎，话语都不多。
“这仗要打起来，可得靠你们支持呀！”朱可夫说得很诚恳。
“这副担子本来该我们挑的。现在把你从西边调到东边，把我们该挑的担子撂到您肩上了，我们会全力做好该做的一切的。”雅科夫列夫说。
“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是为了苏维埃政权。”加帕诺维奇说着，重重地拍打了一下朱可夫的肩膀。
“我们都是为了苏维埃政权……”朱可夫听着，心底泛起不可名状的况味。
半个多小时后，朱可夫握别军区两位领导人，赶往机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