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闻岸上踏歌声”，人未到而声先达，欲行的李白却已心知来者是谁，所来何事，手中何所携了。俗话说：“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汪伦就是来得巧。以下的事，诗人不再说也不必说，因为读者可以发挥想象了，那自然是饯别场面，一个“劝君更尽一杯酒”，另一个则“一杯一杯复一杯”了。不说则妙在省略、含蓄。不辞而别的李白固然落落大方，不讲客套；踏歌欢送的汪伦则既热情，又不流于伤感。短短十四字就写出两个乐天派，一对忘形交。这忘形正是至情的一种表现。因而李白不仅以汪伦为故人，而且引为同调，所以他要高度评价汪伦的友情。
三四句以本地风光作譬：“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以水长比情长，是诗人们常用的比喻；而说水深不及情深，就显得新颖。所以清人沈德潜赞美说：“若说汪伦比于潭水千尺，便是凡语，妙语只在一转换间。”此外，古人写诗，一般忌讳在诗中直呼姓名，以为无味。而这首诗自呼其名开始，又呼对方之名作结，反而显得直率、亲切和洒脱，很有情味。突破送别诗的感伤格调和传统手法，此诗正充分表现了李白的艺术个性，从而获得不朽的艺术魅力。由此例可以看到，知人对于透彻地玩味诗意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熟知其人，我们还可从一些看似寻常的诗作中发现奇崛与艰辛：我宿五松下，寂寥无所欢。田家秋作苦，邻女夜舂寒。跪进雕胡饭，月光明素盘。令人惭漂母，三谢不能餐。（《宿五松山下荀媪家》）
须知这首貌似无奇的五言诗，是少年时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万的李白，在晚年时所作。我们不能像论者通常认为的那样，以为此诗仅仅表现了诗人对劳动人民的感情，那太肤泛了。此诗实际上反映了诗人思想上的巨大转变。他是深深懂得了“田家秋作苦，邻女夜舂寒”，因而这位往昔大呼“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的豪放洒脱之士，面对这样一餐寻常茶饭，竟深深地羞惭起来，这就令人尤觉感动。杜甫《丽人行》中以较多篇幅描写了杨氏姊妹在曲江边上大摆排场，所设的一席考究、丰盛的筵宴，用的是犀箸、水精盘，摆的是紫驼、素鳞及各种山珍海味，令人眼花缭乱。尽管那群贵妇并不能吃（“犀箸厌饫久未下”），但送膳的太监们还忙个不停，从夹道将山珍海味络绎不绝地送来（“御厨络绎送八珍”）……如果读者知道写这首诗的人，当时处在“饥饿动即向一旬，鹑衣何啻联百结”的境地，那么这段对奢侈的宴席的描写，读来岂不更为有味。
运用“知人”的方法读诗，往往能洞悉诗人用心，从而发微。仍以李白为例，他的《将进酒》在提到“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之后，即说到“陈王”曹植。然而以饮著名的人物甚多，何以只举曹植呢？比方说，为什么不举耽酒更深，而又著了《酒德论》的刘伶呢？（李贺《将进酒》末尾正是提到他：“劝君终日酩酊醉，酒不到刘伶坟上土。”）只要知道李白自命不凡，好以管仲、诸葛亮一类高级人物自比（“自言管葛竟谁许”），那么他在此以政治上自视甚高而备受排斥压抑的一代诗人与名王的曹子建自喻，也就不足为奇了。于是读者便从这篇劝酒歌中体味到一种浓郁的政治忧愤，不至于视为一般的人生感喟了。年辈较李白早，写出“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的诗人孟浩然，虽终生不仕，功名心毕竟很强。李白《赠孟浩然》却写道：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
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
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
高山安可仰，徒此挹清芬。
这首诗似有溢美之嫌。然而读者只要知道李白一生嗜酒，爱月，迷花，戏万乘若僚友，便可知诗中的孟浩然更多地染上了诗人自我色彩，或者说将孟浩然理想化了。
息夫人的故事为唐诗人所乐道：据史载，楚王为掳息妫而灭息国，息妫入楚宫后生二子，却始终不说话。杜牧《题桃花夫人庙》云：“至竟息亡缘底事？可怜金谷坠楼人。”强调息夫人屈从的一面。王维《息夫人》一诗却云：“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强调其消极反抗的一面。有人联系到王维在作诗三十余年后，也落到息夫人一样的命运，在国难中做了叛军俘虏，尽管心怀旧恩，却又求死不得，仅能抱着矛盾悲苦的心情苟活下来。则可知其早年诗中同情息夫人，也不完全出于偶然。
如果读者能像熟悉朋友一样熟悉诗人，那么有很多看似奇谲的现象也都不难索解。如李贺，我国诗史上以鬼才著称的艺术个性相当独特的诗人，他作诗风格诡奇幽艳，绝类楚骚。与他同时的杜牧就曾以“时花美女”、“牛鬼蛇神”来譬喻他的诗品。有人竟认为他和他的诗歌“不可无一，不可有二”。如果读者不仅注意到这个诗人的心高命短，而且注意到他曾做过以“掌君臣版位，以奉朝会祭祀之礼”的奉礼郎，仿效《楚辞·九歌》写过不少神弦曲之类迎送神灵的歌诗这一事实的话，则其诗风的形成也就有以致之，可得而说，而不足深怪了。李贺为奉礼郎，时年二十初过，正是其创作生命的旺盛时期，他的多数名作，都成于此后。在唐代大诗人中，担任过这种品位不高，职司独特的人，确乎又是独一无二的。“风格即其人”，在李贺身上似乎可能得到另一种解释。
3.云鬟玉臂也堪师
世间有所谓“就事论事”的办法，现在就诗论诗，或者也可以说是无碍的罢。不过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鲁迅《题未定草》）
论诗须知人，而知人须顾及作者全人，最好的办法，除了研究作者传记，便是了解作家的全部作品（不仅是“全篇”）。否则容易以偏概全，不可能达到真知。以陶渊明为例，如果只看他有二三十首“饮酒”诗，便断言他真的是个酒徒；或看他口口声声“归去来兮”，见山爱菊，便以为他浑身静穆，完全是个隐者，那就不免扪烛扣盘，未喻于日。其实陶渊明本是关心政治，有强烈是非观感、好恶分明的人，他的诗固有“时鸟变声喜，良苗怀新穗”（陈毅《吾读》）的内容，也有金刚怒目式的作品，如咏精卫、刑天、三良、荆轲等。故辛弃疾说他“风流酷似，卧龙诸葛”（《贺新郎》）。此外他还是个好几个孩子的慈祥的父亲和一个毫不乏味的情人，写过《闲情赋》，19世纪匈牙利裴多菲的著名的情诗“我愿意是树”、“我愿意是急流”那种温柔的想象与手法，在他早已尝试过了：愿在衣而为领，承华首之余芳；悲罗襟之霄离，怨秋夜之未央。……愿在木而为桐，作膝上之鸣琴；悲乐极以哀来，终推我而辍音……
还有他的《责子诗》，是很见作者性情的：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
黄庭坚跋：“观靖节此诗，想见其人，慈祥戏谑可亲，俗人便谓渊明诸子皆不肖，而渊明愁叹见于诗耳，所谓痴人前不得说梦也。”说他戏谑，极能了解这诗的意味，又说慈祥，则又将其神气都揣摸出来了。只有善于知人，才能神会陶诗。
唐诗人学陶者甚多，成绩显著者莫若王维，他耽好自然，笃爱情亲的一面也颇近渊明。但他那富贵闲人式的生活又使他不全知于陶，特别不能理解《乞食》。那其实是一首很好的诗：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情欣新知欢，言咏遂赋诗。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韩才。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贻。
贫士叨扰知己，图一醉饱，诗人毫不讳言，本色率真，也正见其宁乞食“不为五斗米折腰”之可贵。王维不能理会，批评道：“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这一轻率的讥议，使后来读者很不舒服，有人反唇相讥：“此与腐鼠之吓何异？然万户伤心，亦为一惭耳。”（黄廷鹄）而有人联系渊明当时处境和思想，解道：“愧非韩才，时代将易，英雄无聊。……淮阴能辅汉灭项，乃能报漂母，不然竟漂之恩，亦何由报哉！板荡陆沉之叹，寄托于此。”（黄文焕《陶诗析义》）渊明作诗时是否有此意识，不得而知。但这样知人论诗，至少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较王维便深刻得多。
一个活生生的人，其性格是丰富复杂的组合；而一个成熟的诗人，其风格决不单一。对于一个诗人，我们固然应该有大的把握，如杜甫说李白“飞扬跋扈”、自己“沉郁顿挫”、岑参为“好奇”、孟浩然有“清诗”、王维是“秀句”等，便是如此；同时也应该有完整的观念，才不至于对诗人有片面的理解，隔膜的揶揄。即以杜诗而言，那些描叙兵戈乱离，表现忧国忧民，风格沉郁顿挫的“诗史”式作品，固然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却也不乏流连光景、怜爱儿女、充满人情味的篇章，忽略这点亦不足以知杜甫。他的含情脉脉的《月夜》，还有稍涉香艳之句呢：
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
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
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
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
金人元好问论诗，贬抑秦观诗道：“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清人薛雪持异议，在《一瓢诗话》中写道：“先生休讪女郎诗，山石拈来压晚枝。千古杜陵佳句在，云鬟玉臂也堪师。”其中用作反证的，正是这首著名的情诗。
4.说本事诗
古人作诗填词，往往有特定的写作背景，涉及具体的人事关系，知与不知，对于理解欣赏，关系很大。此亦“知人”之重要一端。唐人孟棨有感于此：“抒怀佳作，讽刺雅言，虽著于群书，盈厨溢阁，其间能事兴咏，尤能钟情，不有发挥，孰明厥义？”于是采录传闻近是者，编为《本事诗》。所谓本事，也就是关于诗歌写作缘起的事实或故事。观孟棨所录本事，虽事出有因，但已有明显的加工痕迹，已近小说家言。尽管如此，由于时代较近，知人较真，唐诗人逸事，多赖以存，对于后人理解欣赏有关诗作有不少启发帮助，故为谈艺者所不废。
孟棨之后，作者蜂起，尤其宋代以下，众多诗话著作中，专辑诗人本事及包含有较多本事记载者，不可胜数，其中收罗较备较富者，如宋计有功《唐诗纪事》、魏庆之《诗人玉屑》及近人唐圭璋《宋词纪事》（先此有张宗《词林纪事》）、王文才《元曲纪事》，均有助知人赏析，极可参考。
除却专书，其实大量零星本事是散见于史书传记、野史稗乘及诗人序跋之中的。读诗者能处处留意相关材料，必多获弋。如中唐诗人朱庆馀名作：
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
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
这首诗写闺情，极富生活气息，诗中新娘婚后第一次拜见公婆前的忐忑不安的心理，被描绘得惟妙惟肖，其人如呼之欲出。但此诗原题为“近试上张水部”，就分明给我们暗示了作诗之本事——原来这是一首科举考试前的投献之作。因而其寓意也昭然若揭：“洞房昨夜停红烛”者，喜举进士（即被推荐到长安应试）也；“待晓堂前拜舅姑”者，将见主考大人也；“妆罢低声问夫婿”者，以所作诗文请教于名流也；“画眉深浅入时无”者，能否获主司之赏识也。这样，读者于赞美作者善写闺情之外，不是又别有一番会心么？倘若你能进而找出张水部（张籍）的答词：“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故沉吟。”（《酬朱庆馀》）两相参读，不是更为愉快吗？同样，如果我们能从《渡汉江》这个诗题，联想到宋之问身世，知道这乃是他从泷州贬所逃归，途经汉江时所作，其实也就发掘出一则本事。于是对“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的心情，也会有更多的体贴同情。
知人论诗，往往有这样一个心理流程，即：赏诗——知人——赏诗。故善读诗者往往能从诗的关键字句悟到不见文字的作诗本事，穷追不舍，多方证明，从而纠正旧说之误，或考订出作品准确的写作时间。如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一诗，前人多据题中“南陵”（今安徽南陵）二字断定天宝元年李白游泰山后携子女南下，移家南陵，由此入京。但有人注意到“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所述为北方之景，“会稽愚妇轻买臣”所切为任城（今山东济宁）与刘氏决离之事，认为李白乃由鲁入京。于事实有所发明，则此诗读来尤觉有味。又如《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一诗，向来凑合“饯别”，结合“校书”讲者，总觉扦格难通。詹锳根据较早版本和别的旁证，判断此诗题应作《陪侍御叔华登楼歌》，正确地将“蓬莱文章建安骨”一句解作汉代诗文，而与校书郎职司无关。这就辨明此诗本事，是李白赠著名古文家李华，而不是送别李云的诗篇，一通百通，使得全诗读来句句落实，语气飞扬，绝无滞碍，更其赏心悦目。考据先于义理，知人有助赏诗，于此也可以得到佐证。
我国古代文学固然以抒情、表现类文体最发达，但与现代诗歌相比，古代诗歌却又往往具有较多的叙事、再现成分。这就是说，在再现类文学得到长足发展的同时，以表现为特征的诗歌，其职司也就更加专一；而在再现类文学未获得充分发展时，诗歌反兼有再现的成分。现代诗歌中的人称可以失去具体的指称意义，如《天狗》中“飞奔”、“狂叫”的“我”，读者不会将它等同于郭沫若本人。而古代诗歌中的人称则不然，如《羌村》三首、《北征》、《春望》中的“我”，则完全是诗人自己。
诗的观念也并非一成不变，万古如斯。正是由于上述缘故，文学史家们常常能根据诗人的作品某些字句加以编年，或作为研究诗人生平的重要材料。而古代诗人的自述或忆昔之作，也便成为我们知人的最好的材料。例如李白《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赠张相镐》《流夜郎赠辛判官》等诗，杜甫《壮游》《昔游》等诗，其中不仅可以看到诗人个人生活，还可看到当时的社会情况，由于是夫子自道，读来更觉亲切。高适《别韦参军》写道：二十解书剑，西游长安城。举头向君门，屈指取公卿。国风冲融迈三五，朝廷礼乐弥环宇。白璧皆言赐近臣，布衣不得干明主。归来洛阳无负郭，东过梁宋非吾土。兔苑为农岁不登，雁池垂钓心长苦……
从此诗我们大体可以了解诗人早年流落不偶的遭逢和心情，从而在读到他的“拜迎官长心骨碎，鞭挞黎庶令人悲”（《封丘作》）、“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燕歌行》）一类同情士卒人民，与岑参尚武好勇的倾向不同的杰作时，也就能知其所以然了。因此，对这类诗作予以充分注意，也是很重要的。如果有人能将古代诗人自述生平的诗篇和诗句加以汇编，以飨读者，那将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赏析示例】
将进酒（唐）李白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