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由于由联邦财政负担债务，势必需要增加国家收入来进行补偿，所以中央政府行这种“善举”的同时，无疑也获得了征税的权力。竭力削弱地方权力加强中央政府，这正是汉密尔顿的真正用意。在汉密尔顿的政策中，弗吉尼亚蒙受了最大的损失，然而该州的政治领袖麦迪逊和杰斐逊出于对加强中央权力的赞同，依然竭力支持汉密尔顿。亏得最大的一家都认账了，别的州也不便再抱怨什么，于是国会又一次批准了他的议案。
汉密尔顿规划这个国家未来的第一阶段，可以说是取得了全面的胜利。于是这个野心勃勃的年轻人又推出了他规划中的第二阶段——建立中央银行。在汉密尔顿的规划中，未来政府的财政事务将由国家银行来全权处理，并将广泛吸纳私人资本以促进经济发展。无疑，可以选择改组成为合众国的国家银行的机构只有一个——波士顿的新英格兰银行。汉密尔顿很清楚波士顿和纽约的富豪们与这家银行之间的关系，而这也正是他的目的。国会里反对中央银行的几乎都是南方各州的议员。他们质疑汉密尔顿的提议，认为建立国家银行主要是为中北部的工商业集团，而非南方的种植园主和农民服务的。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作为获利方的中部和北部的代表联合了起来，无视南方各州议员的抗议强行通过了决议。
当年12月，在汉密尔顿提交的第二份《政府信用报告》中，他又建议征收一系列特许权税，其中就包括对种植烟草和蒸馏威士忌酒进行征税的计划。就当时而言，征税增加政府的收入是必要的，所以各方代表不论是支持还是反对汉密尔顿的，都没有过多纠缠。征税的决议得到了通过。不过，在当月提交的《制造产业报告》（Report on Manufactures）中，汉密尔顿提出的征收欧洲进口货物关税的建议却遭到了全体代表的一致反对。
在汉密尔顿看来，适当征收关税、提高市场上进口商品的价格，可以保护本国工业。此外，他还建议提供补贴来鼓励农民和种植园栽种利润较低但很重要的作物，比如说实现粮食自给。但是这一次，不论南方还是北方或者中部，国会中几乎全体议员都反对他的这项计划。因为在国会议员们的立场看来，汉密尔顿提议的最直接的后果将不是保护本国工业，而是直接提高生活费用。而对农业提供补贴的想法也不现实，因为那样毫无根据仅靠推测而来的计划，无疑会打破一个世纪以来南方各州农业的格局，导致一些未知的严重后果。
也就在1790年的12月里，各地反对汉密尔顿的经济和财政计划的人已经凝聚起了强大的力量。为首的是传统的反联邦主义者、弗吉尼亚的帕特里克·亨利。亨利组织起了被称为“弗吉尼亚集会”的公众会议，并通过了一系列的声明。他警告说，就目前政府的所作所为来看，南方的种植业已越来越依附于北方的工商业，短短的一年时间内，联邦政府的权力已经膨胀得非常危险。对此，汉密尔顿私下里对他的老上级华盛顿说：“危险的征兆……总有一方要退出历史，或者干脆取消宪法。”
确实，仅仅一年时间，这个新生的合众国就已经开始孕育起了混乱的种子。然而所有人都没有料到的是，第一个造成后果的却是“威士忌酒税”。
悔之晚矣
“去他妈的合众国，我们要做乔治三世的顺民！”
在宾夕法尼亚州西部和田纳西州，一些以蒸馏酿造威士忌酒为生的农场主们，喊出了这样的话。
在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地区，自18世纪中后期开垦出大片良田。肥沃的土地每年产出大量谷物。最初，当地的农民通过水路或者陆路，将这些出产销往山脉以东以及新英格兰地区。但是这些零散的小规模运输的成本过高，走海路从南方甚至欧洲运来的谷物相对美洲本土的出产，价格优势极其有限。然后，自北美殖民地与英国矛盾加剧起，为了解决粮食自给问题，在新英格兰和南方地区又开垦出了大片的粮食种植区，廉价的本地出产让那些阿巴拉契亚山以西种粮食的农民彻底无利可图。不过他们很快找到了解决的办法。由于五大湖流域出产的谷物品质很高，所以用来酿酒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尤其是威士忌这种蒸馏烈酒。也不知最初是谁想出的这个办法，反正在18世纪末，那里的威士忌酒酿造已经形成了相当规模的产业。直到政府的征税计划的到来。
政府的征税计划削减了当地酒农的利润，于是有不少人干脆偷逃税款，但是这引来了糟糕的下场，因为他们很快就拿到了法院送来的传票。传票要求他们越过山脉向东走数百英里，前去波士顿的法庭接受审判。否则他们的财产就随时有可能被查封，更糟一些甚至有可能会被逮捕入狱。而出售没有缴纳过酒税的农场主生产的威士忌酒的店主，也会面临相应的处罚。一些联邦的公务人员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在1792年春天，一个叫做乔治·克莱默（George Clymer）的傲慢税吏，针对“少数人在道德方面的自身弱点”，做出了扣押货物当众销毁的严厉惩戒，以警告那些出售没有缴纳酒税的“堕落的农场主们”生产出来的宾夕法尼亚威士忌酒的“肮脏的店主”。
北美的民众向来对税收问题格外敏感，想当年为了每磅几个便士的茶税都能犯上作乱，而今天，这个不知道哪来的政府居然“胆敢”打他们吃饭营生的主意！毫无疑问这些“肮脏的店主”和“堕落的农场主”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在税收和傲慢官吏的双重刺激下，有组织的集会抗议活动出现在了1792年的夏天。8月，来自整个宾夕法尼亚西部的农场主们在匹兹堡召开会议，他们打出了“威士忌酒！要自由，不要赋税”的横幅，公开谴责这项“愚蠢而且堕落的”征税计划，并发誓要抵制这项税收。与会者向整个宾夕法尼亚发出呼吁：如果不立即开始反抗，将会丧失自由。
1794年7月，位于匹兹堡的联邦司法区执行官大卫·伦诺克斯（David Lennox）带着12名全副武装的民兵来到地方税吏约翰·尼维尔（John Neville）的家里，他本人受命执行一项危险的差事——给当地的几名“堕落的农场主”送去司法传票以及财产查封通知等。然而消息提前走漏了。当天晚上，数百个“来路不明的人”携带着各种家什：草耙、锄头、铁锹、猎枪、棍子，包围了尼维克的住宅。根据尼维尔本人的叙述，当晚包围他家的“有500个拿着枪的人”。察觉情况不妙的尼维尔和伦诺克斯从后院跳墙跑了，留下了12个民兵被堵在了屋子内。外面的人要求民兵们投降，但是这12人担心受到人身伤害拒绝投降，于是双方开始交火。断断续续打了几个小时，在制造了几个伤者之后，士兵们弹药耗尽举手投降。武装分子没有从屋内搜出他们要找的人，不过他们也没有对这几个士兵发泄自己的怒火，而是一把火把尼维尔的住宅付之一炬。
这种事情在宾夕法尼亚并非个案。同月，在金斯顿渡口（Kingston Ferry），超过200名来自各地的农场主召开集会。在会上，他们讨论的内容是武装反抗威士忌酒税和脱离美国。联邦政府委派负责调查的人员在写给国会的报告中评价道：“这是1765年的重现！”
消息传到费城时，华盛顿总统被吓着了，他当即宣布此类集会为“非法”，并强调一定要完成征税。谣言总是伴随着危机而来，威士忌酒税导致的这一次也不例外。有传闻说西班牙正在美国的南部地区策动独立，更有“消息灵通人士”透露说，英国将有可能支持威士忌酒农们的抗议，而公开的反抗也将会从宾夕法尼亚西部向马萨诸塞和肯塔基扩散。
在这种明显的威胁之下以及汉密尔顿一再的建议（甚至可以说是怂恿）之下，华盛顿同意以武力镇压。附带说一句，持有和汉密尔顿类似观点的还有当初抗议“英国暴政”并努力制造动乱的北美传统“搅屎棍”塞缪尔·亚当斯。联系到他最初的所作所为，这实在是非常的讽刺。在那些主张镇压的人看来，这种暴动不是什么要求改变不公平的政策，而是在对政府的统治能力发出挑战。所以对其作出的镇压也就不是在剥夺或者打击自由，而是“增强国家的稳固性”。汉密尔顿热切地要求和军队一起开赴西部，参与镇压“叛乱”。
8月末，一支以强硬的联邦党人为骨干的军队集结了起来，开进宾夕法尼亚西部。总兵力达1.3万人，另有数千后勤和辎重人员。这支部队名叫“宾夕法尼亚蓝色军团”，指挥官是威廉·麦科佩尔森（William McPherson）陆军上校，压阵的则是总统和财政部长大人。出于安全考虑，华盛顿总统在9月初返回了费城，而镇压“叛乱”的全权则被委任给了汉密尔顿。舆论攻击联邦政府的这一行为，但是汉密尔顿不为所动，甚至他还满心期盼和“叛军”打一次正面决战。然而事与愿违，当联邦的大军开到之时，这场所谓的“威士忌酒暴动”已烟消云散，之前还豪言壮语势不两立的“叛乱分子”在联邦赤裸裸的武力威胁之下作鸟兽散。一切都解决了，只余下少数有贼心没贼胆的“螳臂当车”的歹徒，偶尔喝醉之后会在啤酒馆鼓起勇气发表一通“英军来了一定带路”等的言论。
事情就这么结束了，对此，许多惶惶不可终日的联邦党人开始变得镇定下来。汉密尔顿的竞争者杰斐逊对联邦政府的这种小题大做不以为然，他嘲笑道：“听说有了起义，可为什么还没打过来？”然而，也有一些人看到了潜在的危机，比如说坚定的联邦党人费希尔·艾姆斯（Fisher Ames），对于动用联邦军队去镇压联邦公民的行为，他警告说：“民选统治者动用民主国家的武装力量时，道德和公义力量往往会转而反对政府。”对此，汉密尔顿回应道：“只要话语权还在我们手里便可。”
但是在接下来的一整年内，会有更多的美国人体会到这句话的分量。
混乱的国家
不论是美国往昔的历史还是未来已知的历史上，恐怕都不会有第二个官员具有汉密尔顿这样的影响力。
当华盛顿总统任命他为财政部长的时候，汉密尔顿明白他一直以来梦想的机会终于到来了，他决心将国家改造成他期望的那样。作为华盛顿最信任的人，并充分地利用在革命年代建立起来的关系网，拥有强大政治野心的汉密尔顿网罗起众多的党羽，在建国之初的美国政府中建立了属于他个人的强大政治基础。
汉密尔顿对于这个国家的未来寄予了极高的期望，公众们依然记得他总是喜欢把这个年轻的共和国称为“襁褓中的巨人”。他的预见倒确实符合今后的事实。为了尽可能地促进国家的经济，在财政政策上他总是乐于将财富投入到能够使国家更富强的企业家手中，并希望借此进一步加强强势企业和政府之间的紧密合作。在汉密尔顿性格中的另一面，他又是一个极端保守的人。“人民总是暴躁善变的，他们很难做出正确的决定。”他不相信民众，认为他们是一个无知而且见利忘义的群体，并一直被英国君主政体的稳定性所吸引，坚信这才是最好的统治形式。这些顽固的信念一直贯彻他的整个政治生涯。
自始至终，就一直有人反对汉密尔顿的经济政策，并随着他的政策的推广而日渐高涨。1791年10月，反对派在国会内办了一份内部油印小报，名曰《国家公报》（National Gazette），这份报纸是在国会内免费分发的。利用这块舆论阵地，反对派猛烈抨击政府的现行政策，而这些政策的主要策划者汉密尔顿自然首当其冲。汉密尔顿也不示弱，利用联邦党在国会内散发的代表现政府内阁立场的《合众国公报》（The Gazette of United States）发表了一系列匿名的但是谁都知道是作者的文章加以驳斥。在这些匿名文章中，汉密尔顿指控杰斐逊派反对宪法、煽动人民抵制政府政策，甚至不忘记把杰斐逊和他的女黑奴的故事翻出来大做文章。当然，除了乱搞女黑奴的事情，其他多数指控都是断章取义，有些甚至根本就是含血喷人的污蔑。
在那一年的年底，双方的斗争是那么的激烈，有几次险些在国会内上演全武行。最后多亏华盛顿的居中调解。总统不希望政府分裂，他劝说双方都要克制，用巨大的个人威信慑服了这群火气正旺的部属。不过这也只是暂时的。
矛盾到1793年初再次激化。由于汉密尔顿再度抛出一系列令国会内共和派厌恶的法案，1月的某天，弗吉尼亚州的众议员威廉·布兰奇·加尔（William Branch Gile）提交议案，指控汉密尔顿以权谋私，他建议立即调查财政部的现状，并对汉密尔顿进行审查。这一议案掀起了国会内反对汉密尔顿政策的新高峰。尽管有关指控汉密尔顿的议案最后一个都未通过，当事人也竭力为自己辩护，但是这次持续到2月末才平息的风波已经充分揭示了国会内政治斗争的激烈程度。危机并不仅局限于内部，美国是如此的年轻，而美国独立对旧世界带来的影响又是如此深远，以至于这种从大西洋东侧掀起的巨浪在震撼了整个欧洲之后将回溯北美的土地。
曾经开赴美洲协助殖民者争取独立的法国远征军回国了。对于美国，法兰西给予了胜利和自由的馈赠，而美国的回赠，则是一种被称为“大革命”的“礼物”。
当那些在北美深受独立、自由等革命思想浸淫的士兵们回归法国的时候，他们也将革命的种子带回了故乡。路易十六曾在世界范围内结成了反对英格兰的同盟并发起了战争，北美只是其中的一个战场，而这场无利可图的世界大战除了严重“恶心”了英国以外，还空前地消耗了法国的国力。战争增加了民众的税收和兵役负担，也使国库空虚财政紧张，这促进了正值权利意识觉醒时期法国社会矛盾的加剧。而就在这个时候，种种现实情况结合那些从新兴革命国家归来的人，奇妙的社会“化学反应”发生了。
以反对君主独裁提倡民主政治为名的法国大革命在1789年时爆发了。法国民众对公平和自由的要求已经被压抑了太久，当扭曲的渴望爆发出来的时候，导致了发生在法国的这场革命很快便冲破了传统意义上对“革命”的定义。当1793年法王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之后，真正意义上的激进的、破坏性的革命开始了。贵族和教会遭到了攻击，逃亡的贵族和主教将革命的恐怖信息夸大之后散播于整个欧洲，使其他国家的王室与政府自危，进而联合起来反对法国的革命政府。在以后的数十年间，欧洲事务将以法国革命为主导进行发展，而法国大革命同样也跨越了大西洋，以另一种形式干预了合众国现存的政治危机，并对新生的合众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