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的群落》的书写群体比较独特，他们均在1964-1965年下乡，下乡的原因都是家庭出身“不好”。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因为家庭原因被剥夺了升学、就业的权利，被迫带着“原罪”下乡。他们在乡村经受的不仅是肉体的折磨，还有精神的折磨。
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初下乡时，希望能够脱胎换骨，改变成分，“披上无产阶级成员那耀眼的翅膀。”（《我的初衷》张光亲）他们的梦想很快在残酷的现实生活面前破碎了，他们在劳动中表现出色，却无法摆脱“另册”，不能参军、入党，一次又一次地失去进工矿和回城市的机会；即使回到城里，“等待他们的仍然是最差最苦最累的工作”（《曾经，我们都是户口兵》李忠公）。有的老知青甚至在恢复高考的1977年，仍然因为出身问题被大学拒之门外。（《梦断1977》任宗景）重庆老知青群体是一个被“阶级路线”政策制造出来的“不可接触”的卑贱群体；这种“血统论”制造出来的等级，是遇罗克在《出身论》中所说的，类似“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
重庆的一位老知青在回忆录中这样说：“几乎从小时起我便明白，我背负着沉重的原罪，这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东西都不该属于我。小学升初中没有我的份，我只能读民办中学；初中升高中更没有我的份，我只能与那些和我命运相同的人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广阔天地里来。广阔天地对于我这样的人其实并不广阔。几乎每天，我身边的生活都在唤醒我的原罪意识。”（《在严寒的日子里》周邦宪）距离上山下乡运动已经四十年了，虽然时过境迁，但是重庆老知青像犹太人在战后追逐纳粹罪犯一样，对曾经制造过一场青春浩劫的“阶级路线”并没有轻易地放过，对造成终生苦难的历史原因进行了执着的追究。
重庆市教育局、公安局发布的1964、1965年大学、高中生招生文件，在政治审查一条中，这样写道：“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是无产阶级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极为重要的工具之一，也是我们和资产阶级争夺后一代的一条极为重要的战线。中等学校是培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接班人的重要阵地。学校招生，必须坚持贯彻阶级路线，对考生进行政治审查，提高新生的政治质量。把好这个关口，是关系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印把子掌握在工人和贫、下中农子女的手中的问题。”文件提出，要防止“阶级敌人有可乘之机，值得警惕”，要求学校认真核实学生的家庭出身，“有些学生亲生父母是四类分子，随母后嫁的，也要弄清楚，写明白。”
在高等、中等学校录取新生的政治审查标准有数条，不仅直系亲属被判刑、管制的学生不能录取，甚至有海外关系的亦不能录取。标准中虽然提出“本人确已划清思想界限、拥护党和政府方针政策、表现进步的，可以录取”，但这只是一种虚伪的“摆设”，在极左的政治环境下，从来没有实行过。
制定这份文件的人也很清楚，这种侵犯人权的政策是见不得天日的，文件特别提示“政审标准和做法，只能传达到学校党支部委员会、公安派出所，不得扩大范围，不得对外公布，防止造成紧张气氛。”
回忆录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是重庆老知青作为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曾经历过的苦难往事。他们对“阶级路线”罪恶的血泪控诉，也是对“阶级路线”和“阶级斗争”的历史清算。这种历史的清算，不仅是对自己的青春负责，给自己的人生求得一个明白的说法，更是为了对历史负责，避免同样的灾难再次发生，使得人权不再遭到同样的践踏。
“劫后辉煌”的神话曾经在90年代风行一时，其中不乏对返城后拥有财富和权势的艳羡和追求。《无声的群落》对个人的人生价值判断却有着新的价值立场。他们已经放弃了“青春无悔”和“劫后辉煌”的神话，从依恃集团转向依靠个人，从集体主义转向个人主义，从沉迷于群体神话到正视个人的人生悲剧。
许多重庆老知青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在农村坚持学习文化知识，最终抓住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升入大学，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我的读书梦》邓鹏、《大巴山上学英语》周邦宪）他们作为弱势的知青群体中的一员，不屈服于命运的安排，他们以个人之力对扼杀人才的专制制度进行顽强的抗争，他们用事实证明，这个被扼杀的“原罪”
群体，本是一个人才济济的可以奉献给国家和社会以聪明才智的青年群体。
重庆老知青群体中的多数人则经历了平凡、艰辛的人生。《刻在记忆里的岁月》（苏谦）记述了一个知青平凡的青春经历，在重庆老知青群体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代表性。作者16岁怀着革命理想到大巴山插队，患重症病退回城后，当过教员、护士、统计和财务经理，干一行专一行，行行出成绩，最后因病退休，又自学成才当上了画家，获得“和平女神首届国际书画大展赛”“和平奖”。她的人生看上去并无多少荣耀，活得十分辛苦，没有成为富婆、高官或明星，算不上所谓的成功之士。但是，她的生活处处闪耀着光彩。
她能够不断地适应各种险恶的环境，毫不气馁一次又一次地从头再来，她珍视自己的人生，自尊自爱，努力活得像一个人。她的身上有着一种令人敬佩的英雄气概。
重庆老知青讲述他们在大巴山苦难的生活，以及返回城市后艰辛的工作，语气总是那么乐观、自信，从容淡定，字里行间传达出坚忍不拔的生活意志。
他们没有“悲壮的青春”，只有“苦闷的青春”，返城后没有“劫后辉煌”，只有艰辛的奋斗，但是，他们并不自卑自弃，努力维系做人的尊严。他们的人生是如此艰险，又是如此的平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是所谓的“成功人士”，并没有获取到惊人的财富、权势和功名。但是，他们不需要用世俗的成就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他们本分做人，清贫自守，能够上无愧于父母，下无愧于子女，这已经足够了！
重庆老知青付出的一切努力，不过是为了像人一样活着。他们要活得像个人样，却要付出血泪甚至生命的代价，那本是成为神的代价。最大的奇迹并不是“悲壮的青春”、“劫后辉煌”，也不是在绝境中生存下来，而是努力像人一样地活着。像一个人那样活着——这是黑暗年代中最有价值的“成就”、最值得一代人骄傲的“业绩”。要活得像一个人，却需要一种英雄的气概。我们还活在英雄的时代，这是我们的不幸，也是我们的大幸。
《无声的群落》放弃了以往“青春无悔”的宏大叙事立场，完全转向个人化的各自表述。重庆老知青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时，总是以个人的骨力、胆识承担着生活的苦难，无论是个人的曲折经历，还是个人曾经的苦闷、彷徨，都坦言无忌，他们不再以群体和社会的思想定式取代个人的情感表述。
重庆老知青坦然地陈述着自己的人生，自信地谈论着自己的平凡业绩。他们确信，自己的人生价值要由自己来判断！每一个人面对自己的一生，面对着自己的灵魂，进行独立的判断：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的人生具有什么样的价值？
在中国当代的历史环境中，长期存在的计划经济、集体主义和普遍的组织化，使得个人意志难有立锥之地。在中国社会最稀缺的就是个人主义和私人的声音。重庆老知青回忆录能够形成一种私人叙事的声音，十分难能可贵。
“宏大叙事”是一种重整体轻个人的价值观，“集体至上”意味着个人对自己的生活可以不负责任，放弃个人承当是拒绝忏悔的重要原因。“私人叙事”则是一种尊重个体的价值观，脱离了集体、国家的立场，不再有一个形而上的存在为个体承担责任，他不能把责任推诿于他人，他要为个人自由承担全部的后果。重庆老知青的这种个人主义立场，为他们的个人忏悔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重庆老知青在大巴山里的生存环境，非比寻常，其政治的严酷性和生活的艰苦性，远超过了一般知青，在这场上山下乡的浩劫中，他们苦海求生，努力保持做人的尊严，不放弃一个人的良知。回忆录专门开辟了“红色忏悔录”一栏，专门记述一些忏悔文字。其间有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精神苦斗和艰难的灵魂炼狱。
一个重庆老知青因为发表过对反右运动的不满，在“文革”运动中被工作组抓住了政治把柄，设下圈套，逼迫他揭发自己的好朋友。这位老知青在回忆录中忏悔说：“当时，我真像一个淹在水里的人，何尝不想抓住一根救命的稻草，但要指控一个自己最好的朋友，而且还是自己最推崇的战友，实在是难以决断。……软弱的我最终没能抵御工作组的诱迫，当了“叛徒”，以揭发批判邓鹏换取了自己的安全。但是，我一直深深地内疚着，这成了我一生中最懊悔的耻辱！”（《政治悲剧中的“跑龙套者”》张弘）这篇忏悔文章，有着坦荡的陈述和深刻解剖，这种自我曝光，并不是因为社会压力，完全是由于自我良知的逼迫。从中可以看到作者那颗强健、光明的心灵。他用自己的道德勇气，洗涤了灵魂的污点。我相信他一定可以像但丁一样，穿过地狱的苦难、炼狱的烈火，被自我的良知引领进天国的大门。
《那一年，我参加了阶级斗争》（章孟杰）记述了下乡参加批斗地主的斗争会，在会上他动手打了姓何的老地主一个耳光。13岁的地主女儿端着菜来为父亲求情，却被知青们打翻了菜盆。“这天夜里我失眠了，脑子里总是重现批斗会的情景和送菜小女孩饱含泪水的眼睛，还有她哀怨的神情。我出身于书香世家，从小受的教育就是要懂礼貌，要与人为善。我从来没有和别人打过架，更别说先出手打人，在老师眼里我从来都是品学兼优的学生。我为自己在批斗会上的举动感到惊讶。“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思索着。
答案其实很简单：我的父亲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正在劳改中，我无非要用行动来证明我与反动阶级划清了界限！”
文章中最后记述，1986年暑假他带儿子重返大巴山，又看到姓何的地主，“他早已忘记我曾经打过他，热情地邀请我去他家做客。”我为被加害者对加害者的宽恕而感动。毫不奇怪经过共同的苦难，他们已经消弭了往日的仇恨，成为一家人。还有什么比这种场景更令人感动呢？
读着“红色忏悔录”栏目中诸篇大作，我的心灵跟随着忏悔者们一起翻山越岭，走向救赎的彼岸，这些师兄们仿佛是引领我穿过地狱的导师，“导师和我从那条暗道走进去，回到那光辉灿烂的世界里；然后，不想作任何的休息，我们就往上登，他在前而我在后，一直登到我从圆孔里辨出了天下累累地负载着美丽事物；我们从那里面走出，又见到繁多的星辰。”（《神曲·地狱篇》但丁）重庆老知青的忏悔实践，是在个人化的层面上进行的，独立个体不仅意味着自由，也意味着个体的责任，因此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为社会化的忏悔转为宗教性的忏悔，由世俗的价值评判转为宗教层面的价值评判，铺平了道路。
在世纪之交，关于“忏悔”的论争，以及新道德清洗运动，引发了长期的激烈论争。这场论争涉及到普世的道德准则，如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它实际上是价值重建运动的深入发展。
道德清洗运动中，问罪的一方属于自由主义群体，他们认同和依恃的理念是自由主义，但是，自由主义也是一种世俗权威。用自由主义的标准来断定知青群体的青春与生命，其结果自然也是一种世俗的价值评判。这种评判有其优长亦有其缺陷。它使不同政治派别和社会背景的人相互之间发生冲突，把忏悔当成了一种政治批判工具，使忏悔变成了一场社会运动。
在有关忏悔的论争中，有人想要厘清道德忏悔与宗教忏悔的关系，强调二者本质的不同之处，努力清洗其间的宗教因素。不少人认为忏悔应该在现世层面进行，但忏悔的实践与论争表明，坚持世俗的评判标准，难免与现世生活相纠缠，造成不同个体表述之间出现诸多混乱和冲突。
由于忏悔运动发展成为社会集团和政治族群的冲突，在其间的忏悔者难以避免政治集团的批判和受害者的威慑；许多人拒绝忏悔正是为了免于政治压迫和法律质询。他们把自己视为政治运动的另一种受害者，认为权势者的“罪行”不应该由个人来承担。在这场有关忏悔的论争中，人们看到的往往是政治道德和社会清肃，而很少看到个人的灵魂，看到超越（的）世俗的个人内心冲突。试图回避忏悔的宗教因素，是道德清洗运动最终进入误区的重要原因。
超世的宗教忏悔，虽然不脱离现世，忏悔者却只能依赖自己，依靠个体灵魂的良知良能，他如果不愿或无力面对现世社会道德的审判，还可以进行私下的自我审讯，独自去面对上帝（天地、神、佛或良知）对自己的“最终审判”。
显然没有比宗教更为全面的，经历过历史检验的超世价值体系了；宗教忏悔所体现的价值观念是针对每个人的。首先在个人心灵上，排除世俗理念和信仰的无上权威，为个人心灵留出一片属于自己的空间。个人的忏悔是一条走出国家政治误区，进入由个人担当责任的多元社会的必然之路。
重庆老知青的普遍个人价值立场，独自的灵魂内省，都为进入宗教境界铺平了道路。
可以说，他们的一只脚已经迈入了神殿，宗教性的超世境界已经呼之欲出。重庆老知青回忆录的出版，实际上已经预示着宗教性的超世价值体系的恢复。
自上山下乡运动肇始以来的近半个世纪，从知青群体形成之日起，知青一代的群体内部，就一直存在着尖锐的思想冲突，60年代上山下乡初期，老知青为争取返城与中学红卫兵发生的冲突；“文革”中“出身论”与“血统论”的冲突；“文革”上山下乡高峰时期，“扎根派”与“不相信派”的冲突，阴谋知青文学与知青地下文学的冲突；新时期“权力-知青文学”与“新现实主义”知青文学的冲突，后新时期知青文学生存主义宏大叙事与自由主义私人叙事的冲突；以至新世纪之初的今天，犬儒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冲突，仍然在继续着，如今它已经发展为反对生存主义的兽道（2005年畅销书《狼图腾》）与坚持自由主义的人道的斗争。
《无声的群落》的出版，突破了泛滥一时的犬儒哲学的羁绊，打破了“法西斯国家主义”的生存哲学的喧嚣。它代表了知青群体中的自由主义派别在继续前进。
作者简介
杨健：男，1952年生。中央戏剧学院教授、博导。着有《“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
（1992）、《无罪流放——66位知识分子五·七干校告白》（1998）、《中国知青文学史》
（2002）。
不能遗忘的一段历史
徐友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