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最大的困难，还在于把握博士的记忆的结构。据老太太说，他的记忆终止于1975年，但我不知昨天对他来说是几时，不知他能否预料明天的事，不了解这种不便给他带来的痛苦有多大。
但有一点似乎是确定无疑的，就是无论过去多少天，他依然记不住我的存在。别在他袖口的那张画着脸的便条，只不过告诉他我并非初次见面的人这一事实，无助于帮他回忆起和我共同度过的时间。
出去购物时，我总尽量赶在1小时20分钟之内回来。与他数学家的身份相符合的是，设置在他头脑里的80分钟的计时器比钟表更加精确。当我说声“我出门去了”，然后在1小时18分钟后回到家，他会说着“呀，你回来啦，辛苦了”来迎接我；但假如我不小心花了1小时22分，他的第一句话就退回到“你鞋子穿几码”。
我总担心自己无意中说漏嘴。我不是说到一半赶紧闭嘴，比如“今天早上的新闻里出来了，宫泽首相宫泽首相：这里指宫泽喜一（1919—），日本政治家，历任外务大臣及大藏大臣等职，1991年11月至1993年8月任自由民主党总裁、首相。……”（博士所知道的首相到三木武夫三木武夫（1907—1986）：日本政治家，历任通产大臣及外务大臣等职，1974年12月至1976年12月任自由民主党总裁、首相。为止）；就是无意识地讲一整段，比如“在夏季巴塞罗那奥运会开始之前，买台电视怎么样？”（对他而言最后一届奥运会是慕尼黑奥运会）。说完就后悔。
但表面上，博士并未表露出介意的样子。每当谈话朝着他跟不上的方向发展时，他不会气恼，也不焦躁，只是耐心地等待自己能够再一次发表看法的状态的到来。不过，他无意询问我的身世。我是什么时候开始干这一行的，老家在哪里，家里可还有亲人，这些他统统没问。大概他是怕同一个问题问多了招人嫌吧。
我们能够毫无顾虑一谈再谈的，就只有数学方面的话题。从上学那时候起我就讨厌数学，只要一看见课本就打寒噤。但博士教给我的数字知识，自然而然就能进入我脑袋里。这倒不是因为身为一名保姆力求对雇主投其所好，而是因为他教授的方法非常高明。单是他在算式面前所发出的惊叹、赞美、眼里同时闪现的光芒，就已经意味深长。
多亏他的记忆是一次性的，我才得以毫不客气地一遍又一遍提问同一个问题，这也是关键的一点。一般学生一次就能学会的东西，我需要解释上五回、十回才总算能够领会。
“最先发现友好数的人可真了不起啊！”
“那当然。是毕达哥拉斯，在公元前6世纪的时候。”
“那么久以前就已经有数字啦？”
“当然。难不成你以为是江户时代快要结束的时候才产生的？数字在人类出现以前，不对，在这个世界形成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我们谈话的地方必定是在饭厅。博士不是坐在餐桌旁，就是躺在安乐椅上休息；我则不是在煤气灶上的锅里搅拌食物，就是在水槽边清洗餐具。
“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数字是人类发明的呢。”
“是啊。假如是我们自己发明的，那么谁也不需要为了它劳心劳力，数学家也不需要了。没有一个人曾经目睹数字诞生的过程，当我们察觉到的时候，它就已经存在了。”
“所以聪明的人们要绞尽脑汁，努力弄清楚数字的结构吧。”
“同制造数字的造物主相比，我们人类实在是太愚钝了。”博士边说边摇头，接着躺到安乐椅上翻开了数学杂志。
“肚子饿了就更加愚钝了吧。要吃得饱饱的叫营养运行到脑袋的各个角落才行呀。您再稍等一下，马上就可以开饭了。”
我把胡萝卜捣碎了掺进肉末里做了汉堡牛肉饼。为了不让博士发觉，我把胡萝卜的皮扔进了垃圾桶。
“除了220和284以外，我想自己也找一对友好数出来，最近每天晚上都在埋头苦干，可是看来不行。”
“接下来的一对小小友好数是1184和1210。”
“是四位数？我到底还是不行啊。我叫儿子也帮忙找过，虽然他找因数好像有点困难，加法还是懂的。”
“你有儿子？”
博士从椅子上站起来，发出惊奇的声音。他刚一站起来，杂志就给滑落到了床上。
“是啊……”
“多大了？”
“10岁。”
“10？那应该还是丁点大个小孩呀。”
博士的表情眼看着罩上了阴云，我明白他正一点点失去冷静。我停下正在搅拌汉堡牛肉饼的各种原料的手，等待他像平常那样就10这个数字讲述一点什么。
“那你儿子现在在哪里？在干什么？”
“这个——具体我也不太清楚。这个时候的话，我想他已经放学回到家里，作业也不做就跑出去了，跑到公园和小伙伴们打棒球去了吧。”
“你说具体你也不太清楚？你也太漫不经心了！现在天就快黑了。”
我等了又等，就是不见他有要揭开10的奥秘的意思。对于博士来说，这种情况下的10，除表示一个丁点大的小孩以外，似乎别无其他涵义。
“不要紧的。每天都这样，他也习惯了。”
“每天都？原来你每天都扔下小孩不管，跑到这种地方来捏什么汉堡牛肉饼？”
“我不是要扔下他不管。只是来这里是我的工作……”
我不懂博士为何那样关心我儿子。我继续把胡椒与肉豆蔻撒进碗里。
“你不在的时候谁来照顾他？还是你先生回家比较早？啊，对了，家里有婆婆在对吧？”
“不是的。很遗憾，我没有丈夫，也没有婆婆。我是带着儿子两个人生活。”
“你是说，你留儿子一个人看家？他一个人呆在黑洞洞的屋子里饿着肚子等妈妈回家？妈妈却在给别人做晚饭，做我的晚饭？啊——这算怎么回事？不行，这不行。”
博士像是无法抑制内心的不安，他站起来搔搔头发，绕着餐桌转圈，全身的便条沙沙作响。头屑纷飞，地板嘎吱嘎吱响。汤滚了，我关了火。
“您不需要担心。”我尽量平静地说道，“他更小一点的时候，我们俩就一直是这样过来的。到了10岁，他自己一个人什么事都会做了。而且我把这里的电话号码也告诉他了，我也跟住在公寓楼下的房东说好了，请他在儿子有困难的时候帮帮忙。”
“不行、不行、不行。”博士加快了绕餐桌的速度，打断了我的话，“让小孩子单独呆着，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要是炉子翻了，着火了怎么办？要是糖卡在喉咙里了，谁来帮他？啊，想想都让人害怕。我受不了了。你马上回家去。身为母亲，就应该做饭给自己的孩子吃。快，你现在立刻回家去！”博士抓起我的胳膊就要把我拉到大门口。
“再等一会儿。接下来只要把这个捏捏圆，放到煎锅里煎煎就好了。”
“那种东西随它去。要是煎牛肉饼的时候孩子烧死了，我问你怎么办？你听好，从明天开始，把你儿子带到这里来。让他从学校直接来这里就好。只要在这里做作业，不就能够一直呆在妈妈身边吗？你该不会想着我反正一到明天就会忘掉，就敷衍了事吧？你不要瞧不起人，我不会忘的。要是你不守信用，我可不答应。”
说完，博士取下别在袖口的“新保姆”便条，从内口袋掏出铅笔，在我的脸后面加了这样几个字：“和她儿子，10岁。”
我哪里还顾得上收拾厨房，连好好洗洗手都来不及，就带着生肉的腥味像被赶出来似地离开了偏屋。较之思考时被打扰而发火的他，这时的博士更具威严。怒火的底部越是潜藏着恐惧，就越使人害怕。要是公寓着火怎么办？我脑子里想着博士的质问，一路跑回了家。
我真正消除戒心、开始信赖博士，是从博士与儿子见面的最初的那一瞬间开始。
我遵照前天晚上的约定，画了张地图给儿子，叮嘱他放了学一定要直接来博士家。我不大愿意带孩子进工作场所，因为怕这样做有悖于工会的从业守则，但我又无法抗拒博士的那份威严。
当儿子背着双肩包出现在大门口的时候，博士笑了，他尽情地打开双臂拥抱了儿子。他也顾不上指着“……和她儿子，10岁”的便条，说明事情的经过了。他的双臂充溢着意欲庇护眼前的弱小者的怜爱之情。能够亲眼见到自己的儿子被哪个人像这样拥抱着的情景，是幸福的。不仅如此，我甚至也希望博士能够这样来迎接自己。
“跑了这么远的路，辛苦了。谢谢！谢谢！”
博士说。他甚至连向初次见面的我每天早上必定提出的数字问题都没提。
儿子受到意想不到的欢迎，不知所措，身体发僵，光松了松嘴角，试图以他特有的方式来回应对方的热情。接着，博士摘下儿子的帽子（上面有阪神虎标志的帽子），抚摸着他的脑袋，还没打听他的真名，就先给他取了一个再恰当不过的昵称。
“你是平方根，无论什么样的数字你都不会嫌弃，让它藏到自己里面，实在是很宽容的一个符号，平方根。”
博士说着立即往袖口那张便条上添加了符号——
“新保姆，和他儿子，10岁，。”
那时候，我为了帮助博士稍稍减轻哪怕一丁点的负担，制作了姓名卡。不仅他在自己身上贴便条，我这边也别上名牌表明自己的身份，这样彼此之间就能免去不少多余的顾虑。儿子也坚持一出校门就摘下学校里的姓名卡，换上有符号的姓名卡。这张姓名卡棒极了，无论你如何精神恍惚，照样不由分说跳入你眼底。然而我所预想的那样的变化并没有发生。对博士来说，我依然是永远需要伸出数字的右手迟迟疑疑握手的对象，儿子则只要往那里一站，就应该迎接以拥抱。
儿子很快习惯了博士独特的欢迎方式，并且喜欢上了这种欢迎方式。他开始主动脱下帽子，自豪地亮出头顶，以显示自己多么地符合平方根这个称呼。而博士决不会忘记在说完欢迎的话语之后赞美平方根这个符号的伟大。
博士首次对着我做的饭菜双手合十，说出一声“我要吃了”，也是在和儿子三个人一起吃的最初的晚餐桌上。合同上原本规定傍晚6点准备一个人的晚饭，收拾完毕后7点回家，但儿子刚一加入，博士便对这一时间安排提出了异议。
“在饿着肚子的孩子面前，居然叫这么大一个大人独自嘴里大嚼特嚼，成何体统。等你工作结束回到家再做，平方根要到8点才能吃上晚饭。那不行。非但效率低下，而且不合道理。孩子必须要在8点钟上床睡觉。大人无权剥夺孩子的睡眠时间。自从人类诞生以来，孩子无论哪个时代都是在睡眠中长大的。”
就算曾经是数学家，他所提出的这个异议是没有科学依据的。于是我临时决定随后要同工会组长商量，烦请他从工资中扣除掉我和儿子的伙食费。
在餐桌上，博士表现得彬彬有礼。他端坐在椅子上，不发出一丝多余响声，桌面和餐巾纸上也没有撒上一滴汤汁。既然他能够做到这样礼貌周全，却为什么要在只有我和他两个人的时候那样失礼失态呢？我感到不可思议。
“你上学的学校叫什么名字？”
“班主任老师亲切吗？”
“今天的伙食吃什么？”
“将来打算干什么？能不能告诉老伯伯？”
博士一面往煎鸡肉上挤上柠檬汁，把搭配的芸豆分成小份，一面向平方根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有关过去和将来的问题他也毫不犹豫地问出口了。我能感觉到他是竭力在让餐桌显得和乐融融。就算平方根的回答再怎样不客气，他仍旧保持热心倾听的态度不变。一个半老的曾经的数学家，一个不满三十就有了孩子的保姆，一个上小学的男孩子，这样的三个人能够不致陷入令人尴尬的沉默，还算愉快地共进晚餐，全是博士的功劳。
但并不因此就说博士只是一味地在讨好孩子。当平方根把手肘拄在桌上，或者碰响餐具，做出诸如此类不合规矩的举动（全是博士他自己平常老爱做的动作），博士也会若无其事地给他警告。
“不吃饱不行，小孩子的工作就是长大。”
“我是班里个子最矮的。”
“这个不需要介意。现在正是储蓄能量的时候，能量一旦爆发，你就能一下子长大。你很快就能听到骨头长长的声音，嘎吱嘎吱的。”
“博士也是这样吗？”
“不是，很遗憾，老伯伯好像是把能量浪费在无用的方向上去了。”
“无用的方向？”
“我有过一个最好的朋友，可它有一点小问题，它没法跟我一块儿踢铁罐、打棒球、玩需要活动身体的游戏。”
“你的朋友是生病了吧？”
“刚好相反。它怎么可能生病呢。它既高大又强壮，屹立不倒。不过他住的地方是在脑子里，所以只能跟它在脑子里玩。我好像把能量都倾注到那边去了，没让它分一点给骨头。
“啊，我知道了。你那个朋友是数字吧。博士是伟大的算术老师，妈妈跟我说的。”
“你真聪明，直觉真灵。是啊，除了数字，我没有别的朋友了。所以，小时候要让骨头好好活动。知道吗？挑食，把不喜欢吃的剩下不吃，是不对的。要是肚子还没吃饱，不要客气，把老伯伯的这份也拿过去吃。”
“嗯，谢谢！”
平方根的这顿晚饭比平常吃得津津有味得多。他回答了博士的问题，又为了使他满意，提出再吃一碗。就在我给他盛饭的当儿，他一副抑制不住好奇心的样子，眼睛骨碌碌地在屋子里东张西望，偶尔还小心翼翼地、不被察觉地偷偷看一眼博士西装上的便条。
明天往色拉里加进生的胡萝卜吧。看博士怎么办。我为自己想到这个恶作剧的计划而感到好笑，于是一边含着嘴偷笑，一边倾听一老一少的对话。
自从出生以来，平方根就是一个很少得到拥抱的婴儿。看见婴儿给放在产科医院小船形状的透明床上的那个时候，涌上我心头的，与其说是欢喜，不如说更接近于恐惧。他出生才几个小时，眼睑上、耳垂上、脚后跟上都还残留着刚才浸在羊水里泡涨了的感觉。他的眼睛半闭着，可没像是在睡觉。他的手和脚从过大的不合身的襁褓里伸出来，微微地动着。他的样子简直仿佛在向谁倾诉着被人抛弃在错误的地方的不满。
我把额头抵在新生儿室的玻璃上，也向那个谁抛出尖锐的质疑：你怎么知道这个婴儿就是我的孩子？
那年我18岁，很无知，孤零零一个人，孕吐一直持续到躺上产床之前那一刻，两颊因此凹陷，头发因为汗水散发着恶臭，睡衣上还沾着破水时的污渍。
在两排大约有15张小床的当中，醒着的就他一个。此刻离天亮还有一点时间，除了灯火通明的值班室里穿白大褂的人们以外，走廊上和大堂里均不见一个人影。婴儿松开握拢的小手，接着又笨拙地把手指头弯了起来。他的指甲小得没有道理，呈黑紫色。他抓破我的黏膜，血凝固在指甲下面了。
“对不起，请你们帮个忙……”我跌跌撞撞地冲进了值班室。“请你们帮我把孩子的指甲剪掉。他的手很爱动，我担心他会不会划伤自己的脸……”
那时那刻的我，可是企图表现给自己看，说自己是一个温柔的母亲？或者那也许仅仅只是因为无法忍受因此被唤醒的黏膜的疼痛。
打我懂事起，就已经见不到父亲的身影了。母亲爱上了一个无法跟他结婚的男人，生下我后独自把我养大了。
母亲在婚礼会场工作，从杂务做起，做过会计、礼服指导、摆花、布置酒席等等，其间凡是允许报考的资格证书她统统去考了过来，最后做到了营业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