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人很难在思想上达到一致，所以人们总是看见枯燥的争论在不休地上演。唯有一个例外是环境问题，愈来愈多的人被卷了进来。购置山林的、义务植树的成了风潮，呼吁保护环境的大军，渐渐壮大遍及一切阶层。
除了对沙漠化自然的绿色行动主义，对文化环境的爱怜目光也在对焦。义愤填膺的声浪干涉着粗野短见的施工队，人人都成了文物保护者。强调讲究的文化，痛斥浅薄的建设，老外特别来劲。常听说哪位欧美国籍的夫人，在不辞辛苦地阻挡拆迁，保卫胡同。谁能说这不是一种社会进步呢？但任凭什么，也挡不住隆隆的工地轰鸣。一座城市又一座城市，历史的积累和宝贵的遗存，还是依次被拆光毁净。雷同的十字路高架桥，使本地人找不到家。乏情的银行楼大商厦，把粗犷北方和阴柔南方，统一成一个可憎的模式。在酷似七十年代简易楼的种种叫卖欧陆加州的楼群中，更绞尽脑汁添造了鸟巢和锅盔；洋专家利用新潮的官僚心理，给害羞不已的都市再披上皇帝新衣。
一个词，一个叫做“市”的词汇，被滥用得嗳昧可笑：不仅有若“定州市涿州市”之类的汉字悖义，在古老的草原上，你能理解如“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市满洲里市”这样的招牌么？而肆虐于市的瘾头似乎还远未过去，人们正静候哪天出现“中国市北京市八达岭市”的正式颁布。唐宋传奇中的天下军州，历史地图上的州府路道，哪怕革委会时代的县地省，一切历史沉积结晶的人类聚落描述——州、府、省、县、镇、集，无论大小轻重，不问功能内涵，都变成词义不明的“市”。头上是一刀切的高度，眼里是白晃晃的瓷砖，耳中再听着铲除古迹的消息，单调和疲惫的尽头，使人不再喜爱自己的家乡。
所幸这毕竟是一个允许议论的领域。如保护树林一样，谁都可以对破坏古城风貌者狠狠骂上几句。甚至国家的标志剧院尚未落成，就读到咒它“王八蛋式建筑”的文字。最早的呼吁者，那些在这个领域尚带有浓烈政治意味时呼吁的人们，其实早已绝望地沉默。
二
也许，对我们这个感性迟钝的民族，唯有到了历史城市消亡的时刻，对城市史的观察才可能开始。非要到了仿古街道一条条被伪造出来，而且错觉随之发生，连我们也真要把它们当作古迹——新历史城市就这么差强人意地登上了舞台，管你愿意与否——人才静心转过身，注意珍贵的历史城市。
人类文明的进程，在远古的岔路口上分开的时候，城市的类型，呈现了不同的思路。也就是说，我们拥有的城市，其实在最初就有一些先天的弱点。今天有心思比较地中海的一些名城了，才发现它们沿袭了不同的规划。
比如，格拉纳达是在一条山脊上，沿着山势走向和起伏，先营造了宫殿即王城，然后在要塞的墙外，随意地兴起了百姓的民居。广场即是市集，借邻家外壁做我家的前墙，顺着几户邻里的小径，勾连成城市蛛网般的通路。家居和土地的私有，限制了国家的霸道意志，一个街区与另一个街区之间是交通大路，它们沿着泉眼流水，给后代留下了改造的依据。都市营建中，借助自然的思路，使人类获得了说不清的好处。千年过去之后，整个那种布局，更显现出一种迷宫的魅力。难怪数百步之内的王城和居民区，阿兰布拉宫和阿尔巴辛窑洞区，两处都早早被定为人类文化遗产。
而在中国的脑子里，规划就是礼制。从《周礼·考工记》的时代，九经九纬的大平面，任凭改朝换代沧海桑田，未曾有一点更改。这是统治者逞示威严的平面，而不是居住舒适与合理的设计。这样的布局规划，必然把城市选择在平原上，而平原城市除了对水患与战争的无力，它还放弃了建筑的落差，其实也就是丢失了城市的奥深。
礼制规划的缺陷，不能单从平原的安置来追究。僵化的不仅是切豆腐式的划分，理念中的其他因素，也使城市难得长命。不用说安阳的殷墟，不用说《清明上河图》的汴京，即便那万国来朝的伟大长安，它天下闻名的里坊，为什么后来荡然无存了呢？值得反省的例证不胜枚举。喀什噶尔也坐落在平原上，它的魅力为什么那么诱人呢？顺便说一句：喀什市的愚蠢改造，也正以消灭魅力为纲领，以九经九纬为图纸，日以继夜地进行着。
除了平面之外，建筑材料也是一处软肋。从殷墟到战国的高台（如赵国丛台楚之章华），古代的材料只有夯土。木头加夯土的速朽，是不言而喻的。后来添些硬材料，中国建筑走上了漫长的土木材料之路。这种建材作为城市的细胞材料，它的易损速蚀，造成了古代蕴藏的保存难度。比如，它无法和地中海东岸的阿拉伯——那座石筑古城相媲美。遍地的古建，其实都必须百年一落架，三十年一补修，看是碑文上写着远溯唐宋，其实眼前的寺庙殿堂，一色几乎都是清代重建。我们缺乏使用石头的传统。无边的平原上，昔日星点分布着烧砖窑，今天到处兴建着水泥厂。那么也就没有如阿拉颇，没有那种沿着地中海的、上溯纪元前后依然巍峨屹立的罗马遗迹。土木材料的廉价和限制，滋生着都市营建的投机和短见。抽时间遛一遛石材市场开人眼界：原来根本就没谁打算建一座石头的建筑，只有人把石头切成片，“干挂”在劣质材料的骨头上！
如此建筑，如此建筑堆积而成的城市，它的难存韵味，它的历史遗存，早已是危若累卵。
三
布罗代尔在《地中海史》里归纳了早期资本主义城市的一些要素，诸如城市诞生的地理原因，以及它与市场和交通的关系，城市的官僚、商业、工业、手工业、宗教、军事等诸多功能，指出了城市含有的粮食、政治、交通、人口等病灶，最后总结了城市的银行时代。他说：“如果说城市生活是分阶段发展的，那么，它也是分阶段衰退的。城市的诞生、发展以及衰落与整体经济形势息息相关。城市在衰退过程中，陆续放弃它们的力量根源。”
但在16世纪导致资本主义城市兴起的交通因素，尚未如今天一样发展为城市之癌。交通是城市的脉管，它一旦痈肿伤炎，城市便高烧瘫痪。发展交通，这是一个神圣的名义。交通难题是一切阴谋和腐败的掩体。房地产的巨额利润，当然也在这种掩体背后暗暗计算。城市是脆弱的，仅仅一个交通的借口，就可以把每一个北京胡同的路口都变成立交怪物。城市里的人更是脆弱的，工程队和开发商的背后是“不可抗拒力”，人只能接受从自己的家离走迁徙的判决。隔离桩，铁栅栏，为了交通七十老翁在爬高高的过街桥，然而汽车仍然如蝗灾般疯狂涌来。拓宽，把每一条路都拓宽到八十米、一百米，碍事的九经九纬，可以在它的八十一个交叉点都建起恐怖的立交桥。不远的未来，可以畅想人行横道上通了摆渡般的过街公交车。区区胡同就盛不下你的乡愁么？为了交通、汽车、楼盘，为了长官意志和肥腴利润，可以把一切文明剜骨剔肉，拆个精光！
我想起摩洛哥的菲斯城。那座古城连同今日的生活，都是联合国的文化遗产。它也建在一个大致平坦的地面，材料也不是坚硬的花岗石，它居然用毛驴车的单行线对付交通问题。关键是在那里的城市建设中，对文化的珍惜是绝对的，如同禁忌一般，没有人敢动古城一根毫毛。而在缺乏社会监督和异议表达的规划中，毫无禁忌，唯有霸道。
曾见过郑州底层的旧景顷刻消失，又看到昆明木造的老街逐间拆毁。前年不见了伊犁汉人巴扎的风情，此刻又目击喀什的帖姆巴旦被围困——城市如同历史，脆弱且可以涂改。遗憾已经化成了悲哀，早已是墨虽浓惊无语。难道我们竞争传递古城拆毁的消息，我们比赛对滥拆运动的诅咒么？再听到准絮叨北京的胡同，我感到心烦。
但良知无论早晚，总是应该支持的。愈来愈多的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的介入，使得失速的古城删改，毕竟拦上了群众舆论的绳子。冯骥才早就呼吁与收藏双管齐下，十数年沉溺其中，推行抢救的运动；李江树握着相机和散文两种武器，企图对文化的浩劫，做他个人的批判。
周末的江树骑着自行车，在尚未拆除或已经拆光的街上徘徊。我说，太晚了，算了吧。他不被我的悲观论传染，总觉得只要大家都行动，就可能救出灭顶的街巷，至少安慰忐忑的良心。他在残存的地点支上三脚架，和满腹怨愤的老人娓娓交谈。在流水的日子中，他补充了学识，也洗炼了语言，包括建筑的语言。他对建筑与其环境的种种分析，是因为不敢奢想而被自行放弃的、人对建筑及城市有权提出的要求。抚摸着文学和摄影两件心爱的东西，他对自己的力量所及和正义形式，摸索得日渐清晰了。不仅如此，这并非只是书市新添的一本文化环保小册子，从谭嗣同到鲁迅，他在这部记录里实行着文化批评，他的从来慎于表达的义愤，提示着一种普通善良人的观点。——作为他多年的好友，我怎能不被这样的行为感染呢？所以反省自己的虚无，也琢磨再做些什么。
随着推土机的凯歌声，新的一年隆隆而至。愿我们的心情，能在这苦恼人的声浪中变得强韧。
原载《中国作家》2005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