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在成为一个极富影响力的大国。除了它确切无疑的成功以外，中国政府还有许多目标有待实现。为此，它需要一个合适的国际环境，前提之一是必须确保一个稳定繁荣的西方。中国人可能并不希望西方势力继续增长，但是肯定也不会希望西方国家出现混乱、经济衰退，或者成为民粹主义的牺牲品。许多评论家认为，如果西方国家不能处理好自己的问题，便会面临国家混乱、经济衰退这样一种未来。
在前言部分，我将西方定义为英语国家和过去60年来试图以英语文明为模型追求发展的欧洲国家。我写道，目前这个文明正在遭遇一场危机，人们不再相信它是最佳的社会管理模式和唯一正确的模式。西方社会出现了许多问题，而且我们发现自己已经无力与新兴经济体有效竞争。本书中的六个主题便集中反映了这场危机存在的问题。
在阐述问题之前，我首先回答了“英美文明为何崛起”这个问题，详细分析了纪录片《大国崛起》（TheRiseoftheGreatPowers）发起的讨论。我将英美经济的成功归因于它的制度，尤其是法治（RuleofLaw）以及越来越多的人参与意见制定和决策过程。相对而言，英国早期的政治家并不能也不愿意控制人民的创业精神和积极性，但是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发展进一步限制了人民的创业权利，也无法保证他们的安全不受强权侵犯。我们所称的工业革命（TheIndustrialRevolution）实际是创业革命（TheEnterpriseRevolution），其中的一些重要人物都是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普通人，但是他们对自己所处时代的前途充满自信。随之产生了一种文化，人们不仅在自己所属的行业实施创新，在公共服务、体育和爱好领域也有所创造。政治变革大多以和平方式实现，具体表现为讨论与妥协，韦鸣恩勋爵将其称为“和平途径”（thepeacefulpathway）。社会变革通过具有公众精神的个体创新活动实现，例如社会活动家废除奴隶贸易，妇女参政权论者支持妇女投票权，众多慈善活动家为穷人建设住宅、创办学校和医院……
英美文明一直保持着它的先进性，人们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并能在相对人性化的氛围中实现这些目标。很长时间以来，与其他社会相比，英语文化圈的人民更加富有、安全、健康和自由。尽管像我在前言中提到的那样，英美文明也出现过波折，但是总体过程一直非常成功，一直是其他国家或地区艳羡的对象。一方面由于英语文化圈建立的制度，另一方面由于他们继承的财富，英语社会一直保持着富于创新和创造的优势，它的文化也充满勃勃生机。但是，在此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严重问题。
本书在此背景下，选择了六个问题，并以相关故事进行分析阐述。每一个问题都是本质性的，也很棘手。我们的某些制度虽然看似优秀，实际导致了一些未能预见的有害结果。书中不仅展示了这些有害结果，而且阐述了人们试图消除这些有害结果的方法。
在最后一章，我分析了许多人认为的时代关键问题。“新阶层”“媒体阶层”和“职业政治阶层”的兴起是我们今天面临众多问题的主要根源。我主要以英国为基础进行讨论，部分原因正如我在前言部分强调的那样，英国是西方现代社会赖以形成的大多数思想的发祥地。更重要地，英国面临的问题或多或少也是所有西方国家面临的问题。我们发现，英国出现的问题，在世界其他地区，尤其在中国，大部分都处理得很好，从而进一步提高了我们的认识。
中国对西方的启示
今天，很多中国人到西方旅行，当他们看到西方不同的行为方式时，便会对自己的社会进行对照思考。他们这样做的直接原因得益于邓小平的创新思想，同时也是历史的进一步延续，这段历史始于19世纪，以严复等思想家为主要代表。
不幸的是，西方没有像邓小平这样的政治家。邓小平认为，面对各种严峻挑战，国家必须适应新形势，才能生存和发展。同样不幸的是，骄傲自满的心理已经深深根植于西方的“清谈阶层”（chatteringclasses）。有如《圣经》中所言：他们眼中有横梁，却总盯着他人眼中的尘埃。
20世纪上半叶，每一位西方知识分子和思想者都希望到中国参观学习，很多人也的确这样做了。尽管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存在众多困难，但是对于中国来说那的确是一个发生了伟大进步的时代，西方著名思想家对中国思想家崇拜有加，并推荐自己的同胞积极学习中国文化。今天，西方很少有人思想如此开放，大多数人十分傲慢。
然而，今天前往中国的西方人不得不被迫思考自己国家的文明。首先，有思想的西方人会马上意识到，西方频繁批评和指责中国的做法非常狭隘，他们不得不询问自己，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做？其次，中国不断增长的竞争实力迫使西方人不得不思考自己的行为方式是否存在问题。
18世纪，英国向中国学习了官员选拔方式，进一步发展了行政制度，这种行政制度成为大英帝国的基石，促使它创造了世界奇迹。今天，我们应该继续学习中国管理现代社会的有益经验。西方社会应该研究，如何让优秀人才担任政府职务，如何让人们积极参与各种事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将在本章稍后部分详细分析。一些西方国家应该学习如何改造无法正常运转的国家，而不是继续像过去那样假装管理经济，实则是在压制经济的发展。1980年以前，人们认为中国经济采取了中央集权管理，是一种灾难。那时，中国没有激励机制，也没有市场提供的制度性和心理性控制作用。此外，福利、教育和健康均由国家提供，没有人对自己或对制度的问责性管理负责。慢慢地，中国转向了一种混合性和多元化经济形式，采取了高效和问责性激励机制。西方可以从中学到有益的东西。中国以务实和科学的态度取代了过去那种压制创新的意识形态。在西方，无论是自由市场理念，还是国家行政观念，意识形态都是进步的绊脚石。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一样，西方在教育和就业方面奉行的狭隘平均主义和反精英理论都极为有害。
在社会与企业管理方面，中国强调人的素质及其道德品质，而不是依赖制度和组织确定所需结果。很多情况下，西方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组织和委员会以及资金投资被认为是问题的答案，其实这些问题需要的是态度和行为的转变。我们需要学习如何重视人的素质。
中国公民通过学校教育建立了清晰的身份认同理念，并通过语言、歌曲、集体活动、大众媒体和积极的行为榜样进行展示。一般情况下，人们都理解就餐和聚会礼节的意义；与意大利一样，中国的饮食文化也将不同年代和阶层的人们团结了起来。对中国理念的一致认识有利于组织的合作和个人精力的集中。西方可以学习这一点。
中国的教育有时极端重视纪律和期望，这一现象的根源是对知识、技能和知识权威的尊敬，这本身并非谬论。西方对年轻的宠爱和对无知的纵容需要被中国偏爱经验与学习的思想所取代。
中国人以勤奋工作和专注任务而非过程著称，所以他们对家庭的建立与维持抱有非常严肃的态度，所以在不安全家庭背景下生活的孩子数量远远低于英语国家。由于这一点，中国家庭的相互责任感与合作水平要高于西方。
英语文化圈的衰退
正如我们在第一章看到的那样，英美文明成功的基础是英美人所谓的较为宽泛的“自由”。我们所说的“自由”并非单指选举民主，毕竟选举民主是一个相对现代化的事物。我们所说的“自由”是指，我们受到的限制和压制较少，政府几乎不干涉我们的生活。由于法律制度能够保障公民安全，政府又不过多干涉私人事务，普通人的创业积极性便会高涨。随着社会财富不断积累，越来越多的人便有能力改善自己和社会的生活品质，参与公共事务。
然而，过去50年，人民参与公共事务这一持续发展的趋势出现了倒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权力分配得到了广泛实施，但是随后权力集中越来越严重。权力之所以出现集中趋势，是因为我们推选了职业政治家，他们更重视增加自己的权力，而不是为工会、企业、地方和各种职业谋福利。
因此，西方选民现在普遍讨厌自己推选的领导人，参政议政的热情也越来越小。虽然我们的政治家总批评非西方国家不实行选举制度，但是他们本身几乎没有任何权威性，因为投票箱只能赋予他们一种合法性。在许多普通人看来，君主、法官和其他非选举权力人物的权威性更高，不过知识分子对此嗤之以鼻。这非常不幸，因为过去的200年，西方人普遍认为选举制是选择领导人的最佳办法。
我们选举了领导人，然后又讨厌他们，这到底是为什么？我们选举了他们，但是我们并没有挑选他们。事实上，在欧洲，一小部分党内大佬决定由谁代表本党参加竞选。他们选择的候选人从上学时便一直从事政治，除了政治几乎什么工作经历都没有。他们一点有益的经验都没有，从未做过重要决定，或者为公民福利和经济事务承担责任。他们执政的目的只是为他们的同类谋取利益。过去，政党代表为政党带来知识、地位，甚至个人财富；今天，他们从政只是为了谋取一份职业，或因此获得地位与金钱。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因为感觉到自己无法施加影响，参加政党的普通人越来越少。1950年，20％的英国人参加了党派。今天，任何一个党的人数都超不过20万人。许多普通人甚至认为，投票根本没有意义，更不用说参加政党了。
那么，人们为什么不建立自己的政党，并改变政治制度呢？有些人曾经进行过尝试，但是没有成功。小型政党也进行了努力，由于缺乏资金和知名度，也没有成功。在英国，媒体对这一现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们只是宣传主要党派，并援引规定说，他们必须根据投票数量对政党分配宣传时间。
陷入困境的转变
西方面对的诸多问题不可能通过一个方案得到解决。不过，很多人已经认识到，要解决目前的经济问题，改变领导人的选择办法是一个根本性前提。在意大利，经济危机已经使民选政治家被未经选举的官员取代；在西班牙和希腊，革命性政党获得的支持越来越多；在法国和荷兰，极右翼势力的影响逐年上升；在美国，人们对政治家犹豫不决的表现越来越失望。
目前，批评主要分为三类：
权力集中：国家权力越来越集中，如果人们希望在横扫全球的经济革命中幸存下来，他们就必须创新和创业，但是权力集中阻碍了创新与创业的发展。
能力不足：除了世界大战期间以外，民选政治家的权力已经超过了任何历史时期的统治者，但是他们的执政表现非常令人失望，而且他们的失败不仅表现在管理层面，还体现在政策制定上，即为人民谋取长期利益的工作上。经济萎靡不振主要源于政治干涉和政治家的失误。
缺乏民主：中世纪时期，欧洲国家通常由王子和职业军事家统治，为了确保国家的发展与繁荣，他们必须顺从和接受民意。与今天的领导者相比，至少他们对社会的干涉非常有限。今天的“王子”主要是一些富裕家庭的年轻人，他们都接受过权力政治教育，有时间和力量成为职业政治家，但他们不能代表人民。无论何种党派，这些人都会形成寡头政治集团，观点也非常一致。
根据社会心理学家和组织机构社会学家所做的研究，只有包含大量人群，考虑他们的想法和意见，才能制定最优秀的决策。获取民众广泛意见的方法随地域、文化、环境变化有所不同。但是，近年来，西方社会的决策过程越来越集中在狭小的范围内，制定决策的也总是同一个小型群体的成员。
政治环境出现了两个非常重大的变化，但是我们的领导人未能成功地调整与适应。第一个重大变化是全球化和由此引发的越来越激烈的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竞争，这种情况在以前并不需要考虑；西方必须适应世界的这一变化，为此它必须理解和改善四个世纪以前英国以极少付出获得极大成就的经济发展模式。
第二个重大变化是数字化和由此引发的信息革命，它使普通人在本地便能获得生活所需的知识与技能。互联网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西方政治家并没有适应。在生活的众多领域，由于互联网和数字信息对知识传播和技能获取所起的作用，其他行业的影响力遭到削弱，但是在政治领域，这种情况正好相反。在网络的推动下，我们应该转变为一个更具参与性的社会，但是我们正在往一个寡头政治国家倒退。西方国家在向现代政治制度转变、向长期民主下一阶段转变的过程中，已经陷入了停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