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经过装修后重新开业的东京池袋“东武百货”是日本规模最大的商场。然而，这个商场最引人注意的并不是83000平方米的经营面积，而是商场内播放的中文广播--在用日语及英语播放完广播后，该商场还会用中文播放一遍同样的内容。“中国人又没钱逛商场，有必要弄个中文广播吗？”“在商场里播放中文广播，高兴的恐怕是中国的盗窃集团吧？”针对东武百货的这种开天辟地式的创新，来自各界的非议之声几乎不绝于耳。
那时我去采访东武百货的社长山中金贯先生。对于外界的非议，山中社长斩钉截铁地说：“目光短浅、没有见识的日本人懂什么？我看重的是十年、二十年之后的事。未来的中国一定会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市场。而对于全世界所有的商场而言，中国人将会是出手最大方的顾客。过不了多久，全日本的商场都会学我们东武。现在以为中国人就是穷人的日本人，等再过十年、二十年后悔去吧！”
我觉得山中社长的话非常有道理，而且他的这番话似乎也适用于我的婚姻。所以，我一下子有了自信。事实上，在二十年后，无论走到哪家商场，我们都会听到中文广播，导购们学习中文的热情也一年比一年高。而且，现在已经没有人会因为我的妻子是中国人而说一些带有歧视性的话了。从这个意义上说，2010年日本的GDP被中国赶超，也着实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了。山中社长确实很有先见之明。
我和妻子结婚后不久，一位日本官员创建了一个“中国妻子协会”。随后，不少和中国女性结婚的日本男人纷纷入会。他们在这个协会里互相倾诉烦恼，互换心得。每过半年，这些会员就会聚在一起开个晚餐会。有一次，我也受邀参加了晚餐会。到达会场后我发现，在场的二十多位日本男人都是手里端着啤酒，口里大声说着中国妻子的种种“事迹”。
后来，这个协会里的成员人数越来越少了。过了大概10年，这个协会竟然不复存在了。经过多方打听我才得知，协会里离婚的成员越来越多，到最后就连协会创始人也离婚了。
至于这些人离婚的原因，我想主要还是因为日本经济的凋敝以及中国经济的崛起。一开始，很多中国女性可能都是冲着“日本人比中国人有钱多了”才嫁给日本人的。然而，在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之后，日本人的经济实力逐渐下滑，而自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很多年轻人走上了成功的道路，过上了富裕的生活。所以，对于中国女性而言，与其跟着日本老公留在日趋衰落的日本，还不如和日本老公离婚，回中国寻找更为成功的婚姻和更为幸福的生活。
幸好，我的妻子是个“文化人”，不是“经济动物”，她对“日本和中国的经济实力谁强谁弱”似乎并不感兴趣。当然，她也许在本质上还是十分关心这个问题的，只不过她非常了解日本的长处罢了--除了地震这样的天灾外，日本是世界上最安全、最和平、最卫生、服务最周到的国家。因此，我们这一对日中跨国婚姻“例外地”在东京的同一个屋檐下延续着。
娶一个“逢凶化吉”的妻
在我和妻子交往并决定和她结婚之后，我开始认真地学习中文，并尝试着阅读一些中国历史、文学类的书籍。我特别喜欢中国四大名著中的《红楼梦》和《三国演义》，而且一直希望能在北京举办一场中国传统式的婚礼。而妻子从小就喜欢看《红楼梦》，是个地地道道的“红迷”，所以，她非常开心地答应了。当时，有一家日资婚庆公司刚刚和北京的一家婚庆公司成立了合资公司，于是，我们决定赶在1994年的“五一”劳动节在这家合资公司新建的婚礼会场举办婚礼。
就在婚礼举办的前一周，我们从东京回到北京，那家合资公司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后来，有知情人士告诉我们，在临近开张的时候，中日两家公司发生了分歧，最后一拍两散了。他们的公司散了不要紧，可是几天后，我的父母以及我在日本公司的记者同事们都会应邀来北京参加我的婚礼。这可如何是好？！
思来想去，妻子提议：“我们去和大观园商量一下吧！大观园是根据《红楼梦》里的描述建成的公园，里面肯定有古代王公贵族们举办婚礼时的用具。”
于是，我们俩径直去了位于天坛公园附近的大观园。在说明了来意之后，大观园的负责人说：“我们这儿的确有唐代举办婚礼时的用具，但是我们没有举办唐代婚礼的先例。”最终，妻子凭借她的三寸不烂之舌成功地说服对方，借到了婚礼的用具和衣物，另外还聘请了二十多名工作人员。就这样，三天后我们如期举行了婚礼。
在那个年代的北京，市民们大多崇尚身着白色婚纱和黑色燕尾服举行西式婚礼，几乎没有新人会举办古典的唐代婚礼。在我们婚礼当天，酒店里挤满了前来看热闹的人。
妻子化着唐代的妆，坐在轿子里被人抬进了婚礼现场。我射箭迎接新娘，然后同新娘向双方父母行三叩九拜大礼，最后喝了交杯酒。虽然身上的大红色唐代贵族衣饰颇有分量，让我们做每一个动作都十分费力，但是伴随着现场演奏的唐代古乐，我们还是在“巧舌如簧”的司仪的指挥下完成了婚礼的所有流程。
大约一个小时之后，婚礼顺利结束，接下来就是午宴了。我们一桌接一桌地向来宾敬酒，不知不觉中，这顿午宴一直持续到傍晚时分。尽管我们早已经筋疲力尽了，但我还是意犹未尽地说：“我们难得有这身装扮，不如去天安门广场拍照留念吧！”
很显然，我的妻子有些不好意思，但我还是拉着她的手，在酒店门前拦了辆的士，直奔天安门广场。
由于那一天正值“五一”劳动节假期，天安门广场上聚集了大量的游客，非常热闹。我和我妻子的“盛装登场”立即吸引了周围人的目光。
我们高兴地向大家宣布：“我们刚刚举办完婚礼！”在场的所有人用热烈的掌声向我们表达了祝福。
《北京青年报》的记者和摄影师也赶到天安门广场对我们进行了采访。第二天，我们的照片以及“我们的结合是中日友好的象征”的图片占据了《北京青年报》的一整幅版面。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我和中国妻子“波澜起伏”的婚姻生活也正式拉开了帷幕。
母亲曾对我说：“你呀，就应该找一个危机意识强的姑娘结婚！”婚后不久，我先后两次领悟到了这句话的深意。
第一次是在我们去巴黎度蜜月的时候。当时，巴黎正在举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的庆典。我们在离圣母大教堂最近的地方迎接庆祝胜利的游行队伍。妻子对我说：“早点回酒店吧。”可我却由着自己的记者职业病，拉着她的手，一直走到了围观群众的最前排。
庆典开始后不久，由于现场的群众过于亢奋，很快就发生了暴乱。在逃命的过程中，盛夏的艳阳加上长途跋涉的疲惫最终让我因贫血倒在地上。随后，游行的人群从我身上踩过。那一天，我差一点儿就死在了巴黎的大马路上。
这时，我的妻子大喊救命，然后拼命地冲向不远处的一队警察。眼看就要冲到警察队伍近前的时候，她假装摔倒，吸引了警察的注意。当警察赶来搀扶她的时候，她立即拉着警察的手回到我身边。这个时候，我已经被踩踏得失去了意识。这队警察及时地将我救起，然后把我抬回了酒店。
第二次是1996年2月，我们去云南丽江旅游的时候。那一天，我们乘坐长途客车从大理出发前往丽江。经过了一路的颠簸，终于在中午时分到达了目的地。下车后，我们立即给当地的旅行社打电话，请旅行社帮忙联系宾馆。到了宾馆后，妻子说：“这家宾馆给人一种不祥的感觉。”于是，我们换了一家价格不菲的高级酒店。
另外，旅行社为我们安排了“地陪”--一个就读于云南大学旅游专业的可爱的女大学生。对这个“地陪”，妻子也非常不满意：“不是丽江本地的纳西族男生，绝对不要！”最终，在妻子的坚持下，旅行社同意更换导游。而那位女大学生委屈地哭了起来，让我在心里泛起了一丝怜香惜玉之情。
后来，纳西族的大男孩和宏强（时年22岁）成了我们的“地陪”。
在一番寒暄之后，他建议：“来了丽江，就一定要去海拔5596米的玉龙雪山。登山绝对是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妻子再次反对：“绝不出城半步！”所以，我们在参观了几个有着明代木制房屋的村落后，就在一家餐馆的二楼早早地吃起了晚饭。
就在快要吃完晚饭的时候，我们突然听到一声巨响，然后就感觉天旋地转。几秒钟之后，我们所在的木制房屋迅速燃烧起来，我们也直接从二楼跌到了一楼。勉强爬起来一看，只见地面出现了裂缝，脚下的大地剧烈地摇晃--这时，整个丽江就是一座人间地狱。
没错，这就是丽江大地震。
眼前的房屋一栋接一栋地坍塌，刚才还五光十色的彩灯一大片一大片地熄灭，四处都是断壁残垣，就像战争电影里出现的场景一样。妻子塞了一些钱给和宏强，对他说：“小和，快去找点水和食物！”
小和接过钱飞快地跑开了。过了一会儿，他带着面包和矿泉水跑了回来。此时，天已经完全黑了，气温骤降到了零度以下，道路也基本堵死了，我们只能借着和宏强这个当地人的直觉艰难地避难。
我们在黑暗中摸索着走了大约一个小时，偶遇几个和小和住在一个村子里的年轻人。他们对小和喊道：“整个村子都毁了，你的父母也很有可能被埋了，你尽快回去！”可是，小和却高声回答说：“这个外国人把命交给我了，不把他们安全地送到避难所，我绝不回去！”听到小和的话，我们非常感动，但还是劝他：“你还是回去吧，回到父母的身边去吧！”但是，小和坚定地说：“这事儿关乎我们国家的体面，我是导游就要履行导游的职责，不完成任务，我绝不回去！”
之后，小和又依靠直觉带着我们向前走了几个小时。其间，又发生好几次震级较高的余震，我们被吓得魂飞魄散。途中，我们看到一处很大的砖瓦堆，小和轻声说道：“如果一开始你们住在这个宾馆，估计这个时候你们应该已经死了。”我走上前去看了半天，完全看不出什么宾馆的外观，只有一座毛主席的铜像毫发无伤地立在那里。
深夜时分，我们终于走回了那家价格不菲的高级酒店。酒店有一半被震塌了，停车场被当作市民的紧急避难所。小和终于舒了一口气，然后转身离开了。我和妻子把酒店的桌椅当作柴火焚烧取暖，总算熬过了一晚。
第二天早上，小和又骑着自行车过来了。他说他的村子已经变成一片废墟，不过他的父母平安脱险。昨晚找到父母之后，他就为两位老人搭建帐篷，一直忙到天亮，然后又放心不下我们，所以过来看看。他告诉我们：“玉龙雪山上有很多人失踪了。”妻子对小和说：“我们愿意花掉身上所有的钱，请帮我们找辆车去机场。”小和说：“机场刚开始建，还没完工。”尽管如此，妻子还是坚持：“那就把我们带到机场工地去！”
公路已经彻底瘫痪了，我认为已经没有希望了。但是，小和竟然奇迹般地找来了一个司机。司机说：“150块钱我送你们去机场。”我们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和小和互道珍重之后，我和妻子坐上一辆小破车，经过近两个小时颠簸，终于到达了既定的目的地--机场。
虽然名为“机场”，其实就是一个把山铲平了的大工地。车刚一停下，一种莫名的恐惧感就在我的心里油然而生--估计这方圆数十公里都没有人烟。待在这个地方，太阳一落山，我们铁定会被活活冻死。
就这样，我和妻子一声不吭地在工地上站了一个多小时。就在我们万念俱灰的时候，空中突然传来一阵轰鸣声，随后一架飞机出现在云端。没过多久，飞机缓缓地降落在我们所在的机场工地上。定睛一看，从飞机上走下来的正是我在《新闻联播》里经常看到的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的吴邦国！还没等我缓过神来，妻子就已经跑上前去寻求帮助了。看到一个从荒郊野地里跑出来的女人，吴总理似乎也吓了一跳。当我们详细地说明了情况之后，吴总理和蔼地说：“这架飞机马上就会飞去昆明，你们赶紧上去吧。”谢天谢地，我终于捡回了一条命！
飞机起飞后，我从空中俯瞰了一眼已然成为废墟的古都。这时，母亲的话再一次回响在我的耳边--“你呀，就应该找一个危机意识强的姑娘结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