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是年轻人最大的特权。一个年轻人，只要拥有健康，就是一件无比幸福的事。每一个年轻人都应该对生育自己的母亲表示由衷的感谢。我曾经采访过日本首富、朝日啤酒董事长樋口广太郎先生。我当时对他坐拥万贯家财十分羡慕，结果他脸上的表情非常不屑，对我说：“我可以把我所有的财产都给你，你愿意拿你年轻的身体跟我交换吗？”采访结束后不久，樋口董事长就过世了。
说到底，人们只会为自己没有的东西而苦恼，对于已拥有的东西，却很难体会到它的宝贵。因此，我很能理解看到“健康”这个话题就想赶紧跳过去不看的年轻人的心情。
即便如此，我还是想大声地对中国广大年轻读者朋友们说：“健康高于一切！”
健康，是年轻人最大的特权。一个年轻人，只要拥有健康，就是一件无比幸福的事。每一个年轻人都应该对生育自己的母亲表示由衷的感谢。我曾经采访过日本首富、朝日啤酒董事长樋口广太郎先生。我当时对他坐拥万贯家财十分羡慕，结果他脸上的表情非常不屑，对我说：“我可以把我所有的财产都给你，你愿意拿你年轻的身体跟我交换吗？”采访结束后不久，樋口董事长就过世了。
就像樋口董事长感叹的那样，年轻而健康的身体，是千金不换、价值连城的宝贝。
距离“死神”只有一堵墙
目前，我在东京的一家出版社工作。出版社大楼背后不远处，就是和青山墓地齐名的占地面积高达12万平方米的东京都内高级墓地--杂司谷陵园。20世纪上半叶的日本作家代表夏目漱石、永井荷风、泉镜花和著名画家竹久梦二、东乡青儿以及作为二战甲级战犯被处决的政客东条英机等人都长眠于此。他们每个人的墓碑都可谓精雕细刻，气派非凡，让人一眼望去就能联想起这些人生前的奢华生活。
反观陵园周围，人工建筑寥寥无几，众多的植物茂盛坦荡，形成了东京都内弥足珍贵的一大片绿地。于是，这里成为流浪者的绝佳居所。尤其是从春至秋的这段时间，大量流浪者聚集于此，用纸箱、纸板搭建起临时居所，然后穿着一辈子都不换的臭气熏天的衣服“蜗居”其中。
每次看到这些流浪者的时候，我都会想起1000日元纸币上的人物--夏目漱石。他就像中国的鲁迅一样，是一个在日本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大文豪。但是，这位大文豪终年疾病缠身，因胃溃疡恶化，于1916年12月9日辞世，享年49岁。
相比之下，这些“蜗居”杂司谷陵园周围的流浪者们虽然一没工作、二没钱、三没房产、四没家庭，却健健康康地活着。一边是早在近百年前便已长辞于世并化为白骨的伟大作家，一边是在其墓碑旁蜗居的每日风餐露宿的流浪者，二者之中究竟哪一个才是幸福的呢？换句话说，如果二者之中必须选择一个的话，你会选择哪一种人生？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选择后者--即便放弃优渥的名人生活，即便经历再多不堪的遭遇，我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健康地呼吸着2013年的空气。
杂司谷陵园开建于明治维新之后不久的1874年，可谓历史久远。从二十几年前我进入现在的公司工作开始，它就一直屹立在那里。不过，年轻时的我对这个陵园的存在视若无睹，那时候的我并没有把“死亡”与自己联系在一起。
人，终究要面临死亡。生老病死，极盛则衰，是这个世界不变的法则。可是对于年轻人来说，“死亡”太过遥远，并不是“眼前急切需要面对的紧要问题”。即便是身边的长辈去世，大家也只会觉得那是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那个世界与自己是扯不上一丝关系的。
然而，过了不惑之年，在每天上班的途中必然经过的这个陵园，却突然进入了我的视线。或许是我开始意识到“死亡”已经在慢慢靠近吧。
回想起来，二十几岁的时候，周末我经常会应邀参加朋友的婚礼。特别是在25岁以后，由于同龄的朋友们相继结婚，我平均每个月都要参加2次婚宴。
在日本，男性在参加婚礼的时候，通常要身着全套的黑色西装，搭配白色领带赴宴。婚礼的礼金一般需要2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250元）。
象征着成双成对的“2”这个数字会给新人们带去好彩头。每次2万日元的礼金累计起来，一年大概有5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31250元）的支出。每当我感叹着这笔不小的开销时，总是会被前辈鼓动说：“那你就快点结婚，把损失补回来啊！”
现在，参加婚礼的机会几乎没有了，取而代之，出席葬礼的次数却越来越多。在日本，参加葬礼时的帛金一般是5000日元（约合人民币310元），与结婚时一定要送崭新的钞票不同，葬礼时，人们习惯奉上旧钞。另外，出席葬礼时的着装与参加婚礼时一样，都是整套的黑色西装。不同的是，领带的颜色不是白色而是黑色。虽然参加葬礼的花费只有婚礼的四分之一，但与华丽而浪漫的婚礼相比，葬礼的气氛无疑是让人忧郁而沉重的。
最近，周围的好几个朋友都相继去世了，参加葬礼的机会越来越多。就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中午时分，接到了一个电话通知，日本最富盛名的日本现代史（昭和史）作家保阪正康的夫人突然离世。闻此噩耗，实在让人悲伤不已。我与保阪夫妻二人是多年的好友，每个月都会相约一同进餐。就在两周前的周末，我们还一起在一家法国餐厅用餐。就餐时，我选了一瓶勃艮第红酒，66岁的保阪夫人还一边喝一边开心地称赞着“好喝好喝”。想不到，前天晚上她却突然昏厥，并于今天清晨突然去世。
此外，前几天，原本担任《每日新闻》中国总局局长的前辈在五十出头的年纪便匆匆与世长辞。公司一位四十几岁的摄影记者也在编辑部整理照片时突然倒地，从此成了黄泉不归人。几周前，出版社的另一位前辈记者也突然离开了人世。这位前辈是一位深受业内同行尊敬的知名人士，曾亲自教授我作为一名政治记者应该有怎样的态度，我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参加了他的葬礼。听到年仅58岁的他离世的消息时，我们无不扼腕叹息。葬礼中，有500多位日本记者到场送他最后一程。大家在无奈地感叹“天妒英才”的同时，也在私下里窃窃私语：“下一个究竟会轮到谁？”
是啊，回想过去，似乎在每一年我们都能听到圈内某位同行猝死的消息。今天神采奕奕、奋笔疾书的记者们，没有人能够保证明年也能如此精神矍铄。所以每次在悲伤过后，我都不禁会想，或许记者这个职业也是个不折不扣的“短命职业”吧。
带着同样的不安和疑虑，某日本新闻周刊杂志做了一个以“短命职业”为主题的特别报道，“日本短命职业排行榜”的结果如下：
第1位：广告公司业务员
第2位：IT公司程序员
第3位：连锁餐饮店店长
第4位：年轻官员
第5位：护士
第6位：出租车司机
第7位：空乘人员
第8位：自卫队队员
第9位：教师
第10位：卡车司机
一位常年调查“职业与寿命关系”的日本医生指出：“从社会医学的角度分析，人的职业和寿命存在明显的密切关系。具体来说，‘没有自主决定权的工作’以及‘强度过大或者需暴饮暴食的工作’都是容易导致早死的工作。在没有自主决定权的工作中，上司或顾客发出的命令会让人感到巨大的压力，从而造成精神上的亚健康；而强度过大或者需暴饮暴食的工作则会对人的身体造成严重的损伤。”
在“日本短命职业排行榜”中名列榜首的“广告公司业务员”，不仅要在白天的工作中严格按照客户的指令行事，晚上还需要经常加班。即使偶尔不加班，还不得不利用这些时间主动和客户进行各种“应酬”。位列排行榜次席的“IT公司程序员”每天都要长时间地工作以确保程序的正常运转。排名第3位的“连锁餐饮店店长”每天都要卑躬屈膝地对老板和顾客唯命是从，不但“压力山大”，而且工作时间之长可谓超乎寻常。排名第4位的“年轻官员”只有到了一定的年纪、做出了一定的成绩才能拥有较大的权限，从而减轻自身的压力，而在年轻的时候，他们的待遇简直连奴隶都不如。在10年前进入某日本政府机构就职的20位大学毕业生中，已经先后有3位自杀身亡。
排名第5位的“护士”每天需要长时间工作，要是遇上值夜班，一整晚都没有睡觉的时间。排名第6位的“出租车司机”也是如此，工作时间长，而且必须保持精神上的高度紧张，以确保安全驾驶。排名第7位的“空乘人员”要长时间在颠簸的环境中工作，还要向飞机上的每一位乘客提供无微不至的服务。排名第8位的“自卫队队员”所经受的训练的残酷程度超出想象。排名第9位的“教师”由于受到近期教育费用预算削减的影响，授课时间不断延长，再加上头顶着“从事神圣职业者”的“光环”，他们几乎无法通过打麻将或者唱KTV等娱乐方式排遣压力。排名第10位的“卡车司机”的工作性质和排名第6位的“出租车司机”类似，所以这两类人的状况基本相同。
另外，该特别报道还按照职业类型调查了3511位日本各界知名人士的死亡年龄，最终统计出了“日本长寿职业TOP5”：
第1位：宗教家
第2位：实业家
第3位：政治家
第4位：医生
第5位：大学教授
长寿的关键与压力的多少有关，从事压力越小职业的人就越长寿，反之则越短命。要是用中国的俗语来表达，类似--宁为鸡头，不做凤尾。
我所从事的“记者”职业，不但压力大、强度高，而且经常没有时间按时吃饭，被迫暴饮暴食，所以也是典型的“短命职业”。每年都有记者同行猝死的情况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可是，为什么“记者”这个职业没有入围“日本短命职业排行榜”的前十名呢？
我就立刻想到了答案。写出这篇“特别报道”的人不正是我的记者同行吗？身为一个记者，如果发现自己所从事的职业竟然位列“短命职业排行榜”的首位，恐怕无论是谁都会吓出一身冷汗，然后立即删掉这个职业吧。
有时虚无，有时存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同学聚会上聊的主要是与谁谈恋爱或者是谁要结婚了这样令人开心的话题。到了三十岁，同学聚会的话题重心转移到了孩子身上，还有一部分人开始谈论起离婚。而到了四十岁的同学聚会，一大半的话题都是关于疾病和健康的。到了这个年龄，很多同学的身体状况变得糟糕起来，大部分的人开始面临诸如肩膀疼痛、腰部僵硬、牙齿疼痛等等的一些健康问题，甚至需要住院接受手术治疗。
步入不惑之年，同学会上，大家都开始介绍自己的保健方法。比如，早上喝一杯加了蜂蜜的胡萝卜汁对身体好；每天生吃一头大蒜有好处；洗冷水浴可以促进血液循环，等等。眼看快到五十岁的年纪，恐怕今后同学会上的主要话题将会变成父母的看护问题或者如何设计自己墓碑的问题了吧。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会越来越关心跟死亡有关的问题。比起“怎样面对生活”，人们更多关心的是“如何迎接死亡”。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死亡”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聪明的一休》这部日本动画片在中国家喻户晓。片中“一休”的原型是室町时代后小松天皇的私生子--京都大德寺住持一休宗纯（1394-1481）。据说，大德寺周边的居民们每逢春节便喜逐颜开，欢呼着“又长了一岁！”。见此场景，一休禅师总会叹息道：“愚蠢的人们啊，从呱呱坠地开始就只想着‘生’。其实，他们应该想的是自己距离‘死’还有多久才对。如果这样想的话，每过一年就相当于离死亡更近了一步。其实，春节是一年中最让人难过的一天。”
在西方也存在着同样的生死观。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哲学家的马丁·海德格尔（德国）在代表作《存在与时间》（1927）中就主张人生是一个“朝向死亡”的存在。在学生时代，我曾通读《存在与时间》这本书，对于马丁·海德格尔所倡导的“实存主义”（主张每个人都是不同的，都有其独特的个性，皆是完全个别的存在者）深有感触。不过，当时的我对于他“朝向死亡”的生死观却持漠然和怀疑的态度。时至今日，经过了人生转弯的我才完全理解了他的这一观点。
这个观点可能比较接近中国的老庄思想。然而，中国广为流传的一般是比这一生死观更为现世化、世俗化的东西。即使是汉代时期从印度传入的佛教，进入中国后也同样被世俗化了许多。
历朝历代的皇帝都祈求长生不老，为所欲为地得到世上任何一样东西。
比如，在司马迁的《史记》中记载称秦始皇曾派徐福率领3000名童男童女前往仙人居住的地方--蓬莱寻访长生不老的仙药。徐福率大批人马乘船泛海东渡，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所以，徐福说不定就是日本人的祖先。实际上，日本多地都设有徐福神社，甚至还有传言称“徐福是日本的开国神武天皇”。如果这一切是真的，那我们日本人真应该好好感谢秦始皇对于长生不老的执着追求啊。
历朝历代的皇帝中没有一个人不担忧自己的健康，不仅仅是秦始皇，汉武帝也十分痴迷于对长生不老的追求，但是，秦始皇只活了五十岁，汉武帝也在六十九岁时便撒手人寰。放在中国人平均寿命已经七十五岁的现代来看，他们二人都可以说是英年早逝吧。
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健康长寿是人们亘古不变的追求。不过，对着充满活力的中国年轻人大肆宣扬健康的重要性，真担心会遭到诸如“与其说什么健康，还不如给我钱来得实在！”这样的反击。健康的宝贵只有在年龄逐渐累积的过程中才能体会到。
现在想来，我从前的身体状况也是让人称羡的。大学的时候，每年夏天我都会去母校开办的一家旅馆打工，这家旅馆就在伊豆半岛南部一个海水浴场的背后。那时，每晚我都会站在大浴场里高大的镜子前欣赏自己宛如米开朗琪罗的雕塑《大卫》一般体格健硕的身体。我当时甚至天真地以为自己黝黑精悍的身形会永远保持下去。
没想到，就在我夸耀着自己健康的身体时，病毒悄悄潜入了我的体内。在学生时代，由于隐形眼镜上附着的病毒，我的左眼失明了。就这样，我眼里的世界在不经意间突然暗去了一半。从此，我再也无法打乒乓球和网球，因为这些运动项目会伴随视物距离的突然改变而产生不适，给别人倒啤酒对我来说也变得很困难。有人说，我的身体可以定为二级残废了，但是我拒绝申请认定。拿着二级残疾人证，可以减免税金，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费用也可以打折，可是我认为自己可以跟健康的人一样生活，完全没有必要提出申请。
其实在少年时代，我有好几个同学的身体都不算健康。有一个小伙伴天生心脏就比较衰弱，当时，在同学之中只有他的家长给他买很贵的牛奶，而我不论怎么缠着父母，他们都不会买给我喝。而我的这位同学，在升初中之前就早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