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子里坐着三个女人，其中两个各坐在一把低矮的椭圆形靠背扶手椅上，另一个则坐在床的一端，浅淡的头发被夏日窗户外的光线映得发亮，脸部略显有些阴暗。从她们举手投足和说话的迅速敏捷中可以看出，她们都还年轻，精力充沛。每人都一手握着一根长烟管，另一手端着一只玫瑰色的茶杯，穿的都是过膝的直筒式宽松服，一位是橄榄色的，一位是赤褐色的，有时看起来有点像暗红色，还有一位，也就是头发浅淡的那位，则是乳白或绒毛色的，下身都穿着光洁但色泽暗淡的长袜和带有条纹图案并用纽扣装饰的鞋子，鞋尖很窄，后跟很小。那个坐在暗处椅子上的女人，把她那长长的头发扎在背后，另两个都是短发。那位头发浅淡的女人，当她回首注视着窗外时，阳光勾勒出了她从头顶到脖颈倾斜的轮廓，镀上了一层金光，尤为漂亮。她的上唇很精致，一动不动，表情很沉着，但却充满了期待。另一个短发女人较为难看清，她的发型干脆果断，颇有点男性化，虽然维伦妮嘉早已知道那头发有些花白了，但她还是忍不住瞅了一眼。
她能清楚地看见那两把椅子，其中一把罩了一块浅绿色亚麻布，大小刚好合适，另一把则罩着一块褶皱的印花棉布，上面还铺了一些将要枯萎的大玫瑰花。还能看到屋里生的小火，以及积满灰尘的煤筐和火钳。火苗时而烧得通红，但大多时候都很微弱，因为现在正值夏天，透过窗子，在玫瑰色的印花窗帘之间，是那一成不变的大学公园，中间是个玫瑰花坛和低地水池，周围是茂盛的草皮，还传来除草后的阵阵的青草香。窗口的景色犹如一幅画，周边环绕着许许多多的叶子—是玫瑰还是什么匍匐植物呢？还可以依稀看见屋子里的一张桌子。不必费力去看，只需静静等候，在一个昏暗的角落，有一样家具她从没见过—是衣橱吗？但她总能看见那张矮矮的茶桌，三角炉上放养一个小水壶，旁边是只大茶壶，印着枝状的装饰图案。碟子上有一块核桃蛋糕，几片麦芽糖，另有六只粉红锃亮的茶杯，泛着玫瑰般的色泽，每个本子都配着一只花形的托盘，环身上闪亮的釉光给鲜艳的粉红色镀上蓝灰和浅金色的网状纹理。小小的黄油刀带着钝钝的刀锋和象牙色的刀柄，一只小刻花玻璃碟子上放着一点黄油，另一只上放着果酱和一把特制的平底果酱小勺。三个女人互相聊着，似乎在等什么人。她听不到她们说的话或她们时不时发出的笑声。她还能看见一块破亚麻桌布，边上印着花纹，垂花饰上缀着厚厚的绣花，也是同样或淡或浓的粉红色。她总以为那些绣花是玫瑰，尽管很多花细看下是一些虚构的杂合品。太多太多的粉红色。
突然，她女儿简在楼上大声叫她，蛮横地号叫着。简忙于社交—她一家家地串门，今天在这位朋友家安顿，明天到另一位朋友家栖身，在强劲的摇滚乐、刺鼻的走私大麻中度日—今天出于某个意外之因，她才待在家里。今天简决定缝制一些东西，缝纫机在客房里。她好像想把一个枕头套剪成柳条状，用来做一些奇形怪状的束发带，刚好配她头发的样式。缝纫机破掉了，简说道，这玩意儿真是白痴。她坐在缝纫桌上，狠狠拍了一下机器。抬起头来时，她那放肆的脸周围，披着一头乌黑闪亮而又僵直的头发，活像是一件粗糙的艺术品。她有着她父亲那双乌黑的大眼睛，被眼影勾勒着，以及她外祖母那样大而匀称的嘴，抹着一点唇彩。她长得很结实，圆润苗条，很有活力。她已是个大女孩子了，但又是个坏脾气的孩子。这机器就是穿不了线，简喊着，咔嚓咔嚓地踏着滚轮，转轴咔嗒咔嗒地响。是拉力调节器出了毛病，她使劲地拽着布料，缝线全从机器下面的零件里扯了出来，滑梭迅速地转动着，发出很大噪音。顶上的线已经扯断了。这机器是在1930年作为结婚礼物送给维伦妮嘉的母亲的，那时已经是二手的了。1960年传给了维伦妮嘉，那年简的姐姐刚出生。她用这机器做睡衣，还给小宝贝做衣服。当然只是一些简单的活儿，毕竟她不是裁缝。她母亲也只会干一些普通活儿，比如改领口，剪裤腿，把大衣改成短裙，把窗帘改成工作服，战争那几年就靠这机器糊口。而她的外祖母在1890年代则是个裁缝，还会做手工，做一些垫子、手巾布、手帕和梳妆台布。
简拽了拽她那几个带有金丝环和小玻璃珠的耳缀：“我已经试过拉力调节器了，就是修不好。”简总是那么直率，老是攻击她母亲那一辈的东西有多过时，多老土，包括古董机器、群居和家长的威信。她自己生活在一个充斥着机器的现代世界：她脖子上挂着黑匣子，漫步在人行道上，她置身于各式各样的电器：音响、吹风机、录音机、卷发钳、折缝机。她已经搞坏了老掉牙的缝纫机上的拉力调节刻度表，在缝纫桌上零乱地撒满了碟片。机器正常运行时，缝线会上下迅速安静地摆动，可那些不规则的细丝圈和底端的缝纫针已经把她惹火了。她使劲地拉着缝线，拉出了细丝圈，使得针头向外戳着，还一直晃动，甚是吓人。
维伦妮嘉被激怒了。“这可是弹簧，简—”。突然，她听到自己的声音在心里抱怨着：你怎么能这样，你没感觉吗，你外祖母一辈子守着这台机器，我不也一直都在好好爱惜它吗……
突然，她想起了她母亲的声音，她那毫无节制的没完没了的号啕：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这样。她似乎又看到了母亲的双眼、下挂的嘴唇和她那伤心失望的神情，她也看到了还在大学念书时皮肤光滑、漂亮热情的自己，双眼盯着邮递回家的茶叶箱里那粉红色的茶杯碎片。茶杯是她母亲的大学同学为庆贺下一代上大学而送的，但她却很不喜欢，因为她讨厌粉红色，而且花形的托盘在那里也是很不入时。她宁愿和同学从普通的直筒杯里喝雀巢咖啡。她一度把外祖母送她的绣花桌布叠在抽屉里。可现在看来外祖母的绣花手艺是那么的牢固和精湛。自从她母亲过世后，她脑海中就一直虚构着这个茶会。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悼念方式，虽然并不自愿但能给人以安慰。好像这是她唯一能做的了。她母亲憎恨这个家，憎恨那些牵绊她的琐碎家务，甚至她还憎恨她那些聪明而不过于被家庭牵绊的女儿。因此女儿们都没有全心全意怀念她。母亲出门后的安宁就像是暴风雨后的寂静，或像1920年代后期的某个下午或任何一个下午那个寂静的小房间的宁静。
她不能那么愤怒地对待简。她重复道，这是个弹簧，你不能把它拉直了。简不冷不热地问为什么不可以。然后，她们俩一起坐下来想修理拉力调节器散落的零件。
维伦妮嘉还记得自己给粉红色茶杯打包的那一刻。真是糟糕透了。她记得自己在一片茫然、挫败和苦恼中在宿舍里打转，几乎没有一点力气把那些讨厌的陶器一一放进箱子里。她明白应该用些报纸来包一下瓷器，可她就是怎么也找不到。然而，虽然她当时狂乱地觉得茶杯碎不碎无关紧要，但为什么这样她却不知道。是她失去了情人？在校园戏剧里错过了一个角色？说了让自己后悔的话？害怕自己怀孕了？或者只是隐约对空虚的恐惧，这种恐惧在侵袭着年轻的自己？现在这种恐惧已经被更为强烈的对死亡和一事无成的惶恐所取代了。她记忆里那个痛苦的女孩似乎和自己很不相称—想象中的茶杯也很不相称。她清楚地记得透过学校的一扇门偷偷地看见自己母亲的房间，看见里面两把低矮的椅子和窗下的一张床。在她的想象中，她快速地瞥见椅子上盖着两块不合时宜的大罩子。她母亲要她去念大学，因此她被从她对房子的记忆中抹去了。过去永远都是过去，和现在再没什么干系了。难以想象维伦妮嘉也会像她母亲那样在同样的日光下，坐在同样的椅子里，从同样的杯子里喝茶。世界上没有人能跨进同一条河。简的姐姐，也就是维伦妮嘉的长女，也进了大学，而维伦妮嘉，鉴于自己的母亲，看到了她的成长和现在。
电话铃响了，简说可能是巴纳比打来的。她的暴躁和懒散一下子全没了。在她走出门口的时候，她转身对维伦妮嘉说：“对不起，我把机器弄坏了，但我确信它能修好。不管怎样，这机器太破太旧了。”她在楼梯上唱着歌，跑着去接电话，去重新投入她的生活。她的歌声洪亮、清脆、动听，这是从她那会唱歌的父亲那里遗传来的，一点也不像她母亲或外祖母那样五音不全。她大唱学校合唱队里的勃拉姆斯《德意志安魂曲》。她轻快地唱着：“上帝使我明白我的目标，明白我人生的真谛；我可能知道，我可能知道我是那样地不堪一击。”
在想象中，而不是在记忆里，三个女人坐在小房间里。维伦妮嘉从母亲乳白的裙子里看到了一丝不和谐，外祖母并不是一个绝对称职的裁缝，她的手艺有些笨拙。肩膀部分位置不正，袖口歪斜，甚至纽扣和腰带也是歪歪扭扭，在经济紧缩那些年也算能勉强凑合。这种不和谐在母亲看来是那样的可爱和脆弱。另外一个短发女人举起茶壶，往玫瑰色茶杯里倒了点琥珀色的茶水。有两个茶杯和一个托盘幸存了下来，现在被摆放在维伦妮嘉的厨桌上，虽然没什么用，但维伦妮嘉觉得非常精致漂亮。她母亲抬起头，微张着优美的嘴唇，满是期待地注视着门口—这一切在维伦妮嘉眼里是如此清晰—门口进来了几个小伙子，穿着运动夹克和法兰绒裤，系着学生领带，头发光滑，很有礼貌地微笑着。那种灿烂的笑容刚刚还出现在简的脸上，随意中带着点轻蔑。在窗户里，她看到了一张小巧白皙而又漂亮的脸，带着一种喜悦，一种希望几乎是一种满足。除此之外，她再也看不到别的。茶会的景象又重现了，那两把椅子，那桌布，那充满阳光的窗户，那玫瑰色的茶杯和那片安详的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