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hn Galsworthy（1867—1933）
品质
——这条街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在那时，它却是坐落在伦敦西区的一条新式街道。
那座店房有某种素净的特色；门面上没有注明为任何王室服务的标记，只有包含他自己日耳曼姓氏的“格斯拉兄弟”的招牌；橱窗里陈列着几双靴子。我还记得，要想说明橱窗里那些靴子为什么老不更换，我总觉得很为难，因为他只承做订货，并不出售现成靴子；要是说这些都是他做得不合脚因而退回来的靴子，那似乎是不可想象的。是不是他买了那些靴子来做摆设的呢？这也好像不可思议。把那些不是亲手做的皮靴陈列在自己的店里，他是决不能容忍的。而且，那几双靴子太美观了——有一双轻跳舞靴，细长到非言语所能形容的地步；那双带布口的漆皮靴，叫人看了舍不得离开；还有那双褐色长筒马靴，闪着怪异的黑而亮的光辉，虽然是簇新的，看来好像已经穿过一百年了。只有亲眼看过靴子灵魂的人才能做出那样的靴子——这些靴子体现了各种靴子的本质，确实是模范品。我当然在后来才有这种想法，不过，在我大约十四岁那年，我够格去跟他定做成年人靴子的时候，对他们两兄弟的品格就有了些模糊的印象。因为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我总觉得，做靴子，特别是做像他所做的靴子，简直是神妙的手艺。
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我把幼小的脚伸到他跟前时，羞怯地问道：
“格斯拉先生，做靴子是不是很难的事呢？”
他回答说：“这是一种手艺。”从他的含讽带刺的红胡根上，突然露出了一丝微笑。
他本人有点儿像皮革制成的人：脸庞黄皱皱的，头发和胡须是微红和蜷曲的，双颊和嘴角间斜挂着一些整齐的皱纹，话音很单调，喉音很重；因为皮革是一种死板板的物品，本来就有点儿僵硬和迟钝。这正是他的面孔的特征，只有他的蓝灰眼睛含蓄着朴实严肃的风度，好像在迷恋着理想。他哥哥虽然由于勤苦在各方面都显得更虚弱、更苍白，但是他们两兄弟却很相像，所以我在早年有时要等到跟他们订好靴子的时候，才能确定他们到底谁是谁。后来我搞清楚了：如果没有说“我要问问我的兄弟”，那就是他本人；如果说了这句话，那就是他的哥哥了。
一个人年纪大了而又荒唐起来以至赊账的时候，不知怎么的，他决不赊格斯拉兄弟俩的账。如果有人拖欠他几双——比如说——两双以上靴子的价款，竟心满意得地确信自己还是他的主顾，所以走进他的店铺，把自己的脚伸到那蓝色铁架眼镜底下，那就未免有点儿太不应该了。
人们不可能时常到他那里去，因为他所做的靴子非常经穿，一时穿不坏的——他好像把靴子本质缝到靴里去了。
人们走进他的店堂，不会像走进一般店铺那样怀着“请把我要买的东西拿来，让我走吧！”的心情，而是心平气和地像走进教堂那样。来客坐在那张仅有的木椅上等候着，因为他的店堂里从来没有人的。过了一会，可以看到他的或他哥哥的面孔从店堂里二楼楼梯口往下边看望——楼梯口是黑洞洞的，同时透出沁人脾胃的皮革气味。随后就可以听到一阵喉音，以及趿木皮拖鞋踏在窄狭木楼梯上的踢跶声；他终于站在来客的面前，上身没有穿外衣，背有一点儿弯，腰间围着皮围裙，袖子往后卷起，眼睛眨动着——像刚从靴子梦中惊醒过来，或者说像一只在日光中受了惊动因而感到不安的猫头鹰。
于是我就说：“你好吗，格斯拉先生？你可以给我做一双俄国皮靴吗？”
他会一声不响地离开我，退回到原来的地方去，或者到店堂的另一边去；这时，我就继续坐在木椅上休息，欣赏皮革的香味。不久后，他回来了，细瘦多筋的手里拿着一张黄褐色皮革。他眼睛盯看着皮革对我说：“多么美的一张皮啊！”等我也赞美一番以后，他就继续说：“你什么时候要？”我回答说：“啊，你什么时候方便，我就什么时候要。”于是他就说：“半个月以后，好不好？”如果答话的是他的哥哥，他就说：“我要问问我的兄弟！”
然后，我会含糊地说：“谢谢你，再见吧，格斯拉先生。”他一边说：“再见！”一边继续注视他手里的皮革。我向门口走去的时候，就又昕到他的趿木皮拖鞋的踢跶声把他送回楼上去做他的靴子梦了。但是假如我要定做的是他还没有替我做过的新式样靴子，那他一定要照手续办事了——叫我脱下靴子，把鞋子老拿在手里，以立刻变得又批评又抚爱的眼光注视着靴子，好像在回想他创造这只靴子时所付出的热情，好像在责备我竟这样穿坏了他的杰作。以后，他就把我的脚放在一张纸上，用铅笔在外沿描上两三次，跟着用他的敏感的手指来回地摸我的脚趾，想摸出我的要求的要点。
有一天，我有机会跟他谈了一件事；我忘不了那一天。我对他说：“格斯拉先生，你晓得吗，上一双在城里散步的靴子咯吱咯吱地响了。”
他看了我一下，没有做声，好像在盼望我撤回或重新考虑我的话；然后他说：
“那双靴子不该咯吱咯吱地响呀。”
“对不起，它响了。”
“你是不是在靴子还经穿的时候把它弄湿了呢？”
“我想没有吧。”
他听了这句话以后，蹙蹙眉头，好像在搜寻对那双靴子的回忆；我提起了这件严重的事情，真觉得难过。
“把靴子送回来！”他说，“我想看一看。”
由于我的咯吱咯吱响的靴子，我内心里涌起了一阵怜悯的感情；我完全可以想象到他埋头细看那双靴子时的历久不停的悲惨心情。
“有些靴子，”他慢慢地说，“做好的时候就是坏的。如果我不能把它修好，就不收你这双靴子的代价。”
有一次（也只有这一次），我穿着那双因为急需才在一家大公司买的靴子，漫不经心地走进他的店铺。他接受了我的订货，但没拿皮革给我看；我可以意识到他的眼睛在细看我脚上的次等皮革。他最后说：
“那不是我做的靴子。”
他的语调里没有愤怒，也没有悲哀，连鄙视的情绪也没有，不过那里面却隐藏着可以冰冻血液的潜在因素。为了讲究时髦，我的左脚上的靴子有一处使人很不舒服；他把手伸下去，用一个手指在那块地方压了一下。
“这里疼痛吧，”他说。“这些大公司真不顾体面。可耻！”
跟着，他心里好像有点儿沉不住气了，所以说了一连串的挖苦话。我听到他议论他的职业上的情况和艰难，这是唯一的一次。
“他们把一切垄断去了，”他说，“他们利用广告而不靠工作把一切垄断去了。我们热爱靴子，但是他们抢去了我们的生意。事到如今——我很快就要失业了。生意一年年地清淡下去——过后你会明白的。”我看看他的皱折的面孔，看到了我以前未曾注意到的东西：惨痛的东西和惨痛的奋斗——他的红胡子好像突然添上好多花白须毛了！
我尽一切可能向他说明我买这双倒霉靴子时的情况。但是他的面孔和声调使我获得很深刻的印象，结果在以后几分钟里，我定了许多双靴子。这下可糟了！这些靴子比以前的格外经穿。差不多穿了两年，我也没想起要到他那里去一趟。
后来我再去他那里的时候，我很惊奇地发现：他的店铺外边的两个橱窗中的一个漆上另一个人的名字了——也是个靴匠的名字，当然为王室服务的啦。那几双常见的旧靴子已经失去了孤高的气派，挤缩在单独的橱窗里去了。在里面，现在已缩成一小间，店堂的楼梯井口比以前更黑暗、更充满着皮革气味。我也比平时等了更长的时间，才看到一张面孔向下边窥视，随后才有一阵趿木皮拖鞋的踢跶声。最后，他站在我的面前了；他透过那副生了锈的铁架眼镜注视着我说：
“你是不是——先生？”
“啊！格斯拉先生！”我结结巴巴地说，“你要晓得，你的靴子实在太结实了！看，这双还很像样呢！”我把脚向他伸过去。
他看了看这双靴子。
“是的，”他说，“人们好像不要结实靴子了。”
为了避开他的带责备的眼光和语调，我赶紧接着说：“你的店铺怎么啦？”
他安静地回答说：“开销太大了。你要做靴子吗？”
虽然我只需要两双，我却向他定做了三双；我很快就离开了那里。我有一种难以描述的感觉，以为他的心里把我看成对他存坏意的一分子；也许不一定跟他本人作对，而是跟他的靴子理想作对。我想，人们是不喜欢那样的感觉的；因为过了好几个月以后，我又到他的店铺里去；我记得，我去看他的时候，心里有这样的感觉：“呵！怎么啦，我撇不开这位老人——所以我就去了！也许会看到他的哥哥呢！”
因为我晓得，他哥哥很老实，甚至在暗地里也不至于责备我。
我的心安下了，在店堂出现的正是他的哥哥。他正在整理一张皮革。
“啊，格斯拉先生，”我说，“你好吗？”
他走近我的跟前，盯着看我。
“我过得很好，”他慢慢地说；“但是我哥哥死掉了。”
我这才看出来，我所遇到的原来是他本人——但是多么苍老，多么消瘦啊！我以前从没听他提过他的哥哥。我吃了一惊，所以喃喃地说：“啊！我为你难过！”
“的确，”他回答说，“他是个好人，他会做好靴子；但是他死掉了。”他摸摸头顶，我猜想，他好像要表明他哥哥死的原因；他头上的头发突然变得像他的可怜哥哥的头发一样稀薄了。“他失掉了另外一间铺面，心里老是想不开。你要做靴子吗？”他把手里的皮革举起来说：“这是一张美丽的皮革。”
我定做了几双靴子。过了很久，靴子才送到——但是这几双靴子比以前的更结实，简直穿不坏。不久以后，我到国外去了一趟。
过了一年多，我才又回到伦敦。我所去的第一个店铺就是我的老朋友的店铺。我离去时，他是个六十岁的人，我回来时，他仿佛已经七十五岁了，显得衰瘦、软弱、不断地发抖，这一次，他起先真的不认识我了。
“啊！格斯拉先生，”我说，心里有些烦闷，“你做的靴子好极啦！看，我在国外时差不多一直穿着这双靴子的；连一半也没有穿坏呀，是不是？”
他细看我这双俄国皮靴，看了好久，脸上似乎恢复了镇静的气色。他把手放在我的靴面上说：
“这里还合脚吗？我记得，费了很大劲才把这双靴子做好。”
我向他确切地说明：那双靴子非常合脚。
“你要做靴子吗？”他说。“我很快就可以做好；现在我的生意很清淡。”
我回答说：“劳神，劳神！我急需靴子——每种靴子都要！”
“我可以做时新的式样。你的脚恐怕长大了吧。”他非常迟缓地照我的脚型画了样子，又摸摸我的脚趾，只有一次抬头看着我说：
“我哥哥死掉了，我告诉过你没有？”
他变得衰老极了，看了他实在叫人难过，我真高兴离开他。
我对这几双靴子并不存什么指望，但有一天晚上靴子送到了。我打开包裹，把四双靴子排成一排；然后，一双一双地试穿这几双靴子。一点问题也没有。不论在式样或尺寸上，在加工或皮革质量上，这些靴子都是他给我做过的最好的靴子。在那双城里散步穿的靴口里，我发现了他的账单。单上所开的价钱与过去的完全一样，但我吓了一跳。他从来没有在四季结账日以前把账单开来的。我飞快地跑下楼去，填好一张支票，而且马上亲自把支票寄了出去。
一个星期以后，我走过那条小街，我想该进去向他说明：他替我做的新靴子是如何地合脚。但是当我走近他的店铺所在地时，我发现他的姓氏不见了。橱窗里照样陈列着细长的轻跳舞靴、带布口的漆皮靴、以及漆亮的长筒马靴。
我走了进去，心里很不舒服。在那两间门面的店堂里——现在两间门面又合而为一了——只有一个长着英国人面貌的年轻人。
“格斯拉先生在店里吗？”我问道。
他诧异地同时讨好地看了我一眼。
“不在，先生，”他说，“不在。但是我们可以很乐意地为你服务。我们已经把这个店铺过户过来了。毫无疑问，你已经看到隔壁门上的名字了吧。我们替上等人做靴子。”
“是的，是的，”我说：“但是格斯拉先生呢？”
“啊！”他回答说，“死掉了！”
“死掉了！但是上星期三我才收到他给我做的靴子呀。”
“啊！”他说，“真是怪事。可怜的老头儿是饿死的。”
“慈悲的上帝啊！”
“慢性饥饿，医生这样说的！你要晓得，他是这样去做活的！他想把店铺撑下去；但是除了自己以外，他不让任何人碰他的靴子。他接了一份订货后，要费好长时间去做它。顾客可不愿等待呀。结果，他失去了所有的顾客。他老坐在那里，只管做呀做呀——我愿意代他说这句话——在伦敦，没有一个人可以比他做出更好的靴子！但是也得看看同业竞争呀？他从不登广告！他肯用最好的皮革，而且还要亲自做。好啦，这就是他的下场。照他的想法，你对他能有什么指望呢？”
“但是饿死——”
“这样说，也许有点儿夸张——但是我自己知道，他从早到晚坐在那里做靴子，一直做到最后的时刻。你知道，我往往在旁边看着他。从不让自己有吃饭的时间；店里从来不存一个便士。所有的钱都用在房租和皮革上了。他怎么能活得这么久，我也莫名其妙。他经常断炊。他是个怪人。但是他做了顶好的靴子。”
“是的，”我说，“他做了顶好的靴子。”
（沈长钺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