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度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彦宏回答说：“独立思考，直言不讳。”
e龙公司前董事长唐越回答：“一个正直的人、一个负责任的人、一个有激情的人。”
易凯资本有限公司CEO王冉回答：“肩膀上长了个脑袋，并且不仅仅拿它当摆设。”
启明星辰CEO严望佳回答：“谦和、敬业、专业精神、有勇气、敢于坚持原则。”
要想有所“创造”，独立和自信是必不可少的。
4.按部就班的人生充满悲哀
是否仿佛还没有做好承担责任的准备，但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是否有一些无奈的感觉，不知道未来的生活向哪里去？时间不等按部就班的人，即使他们拼命地追赶，也只有让时间安排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未来，也许和他们的大多数父母一样——疲于奔命。
按部就班的人生，只能这样过了吗？
答案是：不！
在我研究的200多位学习型成功者中，尤其是那些从艰苦环境中走出来的人生开放者，往往都富有人生的创造力，善于人生转型，换句话说，他们善于抓住能使自己整个人生命运都发生重大改变的机会，并且因为拥有人生“创造力”，往往能使自己的人生有个翻天覆地的蜕变。
从小脚女人到奥运冠军的人生转型
邓亚萍曾应邀为我们的采访撰文总结人生心得。她曾写过一部自传——《从小脚女人到奥运冠军》，描述了身高不到一米六的她并没有打乒乓球的天赋，如何凭着刻苦的精神13岁夺得全国冠军，19岁夺得奥运会金牌。但很少有人知道的是她在运动生涯结束后，还进行过一次艰难却值得佩服的人生转型。
众所周知，运动员因为职业原因没有时间系统地学习文化知识，退役之后往本领域方向继续工作，这几乎成了一个“定例”。心态开放的邓亚萍就不信这个邪，也偏偏不走这条路：“临近退役时，我便开始设计自己将来的路，有人认为运动员只能在自己熟悉的运动项目中继续工作，而我就是要证明：运动员不仅能够打好比赛，同时也能做好其他事情。哪天我不当运动员了，我的新起点也就开始了。”
邓亚萍1997年退役进入清华大学攻读英语专业，她的起步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艰难——她连背完26个英语字母都很吃力。但她相信勤能补拙：“我给自己制定了学习计划，一切从零开始，坚持三个第一：从课本第一页学起，从第一个字母、第一个单词背起；一天必须保证14个小时的学习时间，每天5点准时起床，读音标、背单词、练听力，直到正式上课；晚上整理讲义，温习功课，直到深夜12点。”最终，心态开放的邓亚萍不但顺利完成了四年大学的学业，还留学英国诺丁汉大学获得硕士学位，最后进入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专业攻读博士学位，还成为了北京申奥的形象大使，帮助北京申奥成功，完成了惊人的人生开放转型历程。
人生范畴的创造力，就体现在善于人生转型上。善于人生转型者、善于“创造新人生”者，往往能获得人生的跨越式发展，实现人生突围。
转型是人生的一门大学问。人生转型就是从一个行业转入一个新的行业，从一个起点转入一个新的起点，从一种关系组合转入另一种新的关系组合，等等。人生转型有时代的推动，譬如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改革开放过程，就带动也必须带动大多数人进行人生转型，这也才有了无数知识分子下海，无数捧着铁饭碗的单位员工成为公司雇员，以及无数农民离开农村成为民工；也有个人的原因，比如一个学生结束十几年学校生涯开始走入社会，一个人结束了十几年的工作，由于种种原因需要变换另外一个行业的新工作，还有我在上文中说的，当一个人完成职业积累后，开始走向自主创业，这都是一种常见的人生转型。
人生的转型，其实就是人生的重新定位，这是大方向上的完全改变。譬如很多人留学就是出于调整人生定位的目的。2006年底到2007年初，我曾在新浪网和《神州学人》做了一项关于出国留学动机的调查。结果表明：绝大多数人出国留学，首先都是希望借此重新定位人生，完成人生转型，其次才是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和提高专业水平。
表7-1出国留学的动机
选项比例
重新定位自己的人生62.99%
学习国外先进经验59.74%
提高专业水平55.19%
有机会挣更多的钱22.73%
增加国际人脉关系22.08%
资料来源：2007年王辉耀调查数据。
朱敏的创造型人生
从美国硅谷创业成功后回国的朱敏，他的人生就经历过多次开放的转型。
1968年，朱敏高中毕业，被安排下乡插队“修地球”，这是他的第一次人生转型，也是被时代逼迫的转型。在七年的农村生活当中，他当过农民，修过自行车，一度成为村办企业的厂长，最后又为了儿子的教育回城当起了建筑工人，无论怎么折腾，整个命运都没有发生大的改变。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30岁的朱敏顽强地抓住了第二次人生转型，考上了浙江农业大学拖拉机设计与制造专业。当时，因为读书失去了工作收入，妻子带着孩子来看朱敏，一家4口人就只能买10个小锅贴当早餐，朱敏经常跟着导师做完实验后，饿得连路都走不动。毕业后，他进入冰箱厂工作，他的生活虽有好转，但依然没有发生重大改变。
1984年，36岁的朱敏做出了一个充满“人生创造”的转型之举，在背熟2万个英语单词之后，他通过了公派留学考试，前往美国斯坦福大学留学。这次转型也决定了他的一生，在美国迫于生计，学机械设计、从来没有接触过电脑的朱敏毫不犹豫地去应聘IBM的高级电脑工程师。什么都不会，但他却能靠着自学和拜儿子为师把IBM的研究课题解决……最终，他就在硅谷与IT业上开始了自己辉煌的创业之路：一次创业失败，接着二次创业，然后第三次创业建立网讯（WebEx）——只用了3年就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后来，朱敏以32亿美金卖掉了公司，回国当起了风险投资家。
要使整个人生富有创造力，就要解放自己的思维，要敢于改变和开拓，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开放人。朱敏之所以能够成就学习式人生，之所以能够完成如此之大的人生转型，从一个30岁的农民和建筑工人最终成为一个标准的硅谷企业家、一个高科技领域的上市公司创建者，不能不跟他在整个人生上富有创造力有关。
人为什么要学会善于人生转型呢？这是因为每个人都不是均衡发展的，人人都有各自的强项和劣势。而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正好并没有从事自己最适合或者最喜欢的事业，有些人是没有找到“最好的自己”，有些人则是因为家庭负担、个人顾虑甚至是被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强调的“老黄牛”职业精神所困，所以，种种的不如意、种种的失败，都由此而来。因此，当我们希望为了理想而努力，希望找到最好的自己，就必须要学会舍弃和转弯，矫正自己的人生方向，去为自己“创造”一个全新的人生。
中国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安永华明的董事长葛明，1981年被国内第一批派往美国学习西方会计，可很少有人知道他大学所学的专业是英语，此后还当过几年英语教师。他当时报考参加英语专业中西方文学方向研究生考试，结果名落孙山。后来，他父亲建议他改考财政方向的研究生，这时专业外语的劣势就会变成优势。结果，葛明考上了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的研究生。后来葛明自己回忆都不得不承认，这次迫于无奈的改变专业，却是他这一生命运当中最关键的转折点之一。
但如果我们希望获得更自主的人生改变，就必须主动去策划人生转型，并富有人生的创造力——譬如甚至敢于从事与自己专业无关的工作，进入自己过去几十年从来没有接触过的领域。20世纪中国改革开放之初，许多人就是抱着这样开放的心态下海，结果因为那个时代市场体制刚刚启动，甚至仅仅因为胆大就能完成人生转型。
“树挪死，人挪活。”有个时候，我们要把人生从失败扭向成功，也许就只需要那么一点点转型的勇气和创造力。
世界级艾滋病研究专家、被誉为中国防抗艾滋病第一人的曹韵贞给我们的自述让我印象深刻。国际上通过尿液检测HIV抗体的方法，就是出自她敢于打破常规的创造性意识。
1986年12月，美国纽约大学AIDS研究中心，曹韵贞拿了一瓶艾滋病小患者的尿液进行艾滋病毒抗原检测，她忽然想到有报道说在艾滋病人的脑脊液、母乳、眼泪里都能发现艾滋病毒抗体，可大家对病人尿液都只做抗原检测。曹韵贞心想：“何不干脆也把抗体检测做一下？”
抗体检测结果发现是阳性。当时曹韵贞很吃惊：这会不会是一个特例？于是她又扩展试验范围，结果在20多个成年HIV-1型感染者的尿里都查到了抗体。于是，通过尿液检测HIV抗体的新方法诞生了，引起了国际医学界的轰动，也大大降低了检验艾滋病的成本。1989年，曹韵贞还因此获得了包括美国在内共17个国家的医学专利。
这次发现看似偶然，实际上，如果只是习惯按部就班地做事，她也许根本就不会产生那一瞬间的灵感。
5.用镜子照出自己的盲点
1792年，英国的马嘎尔尼率领由科学家、作家、医官等90人组成的使团，拜见乾隆。在这次见面之中，清朝统治者视野中的盲点暴露无遗。
英国人带来了最新的发明：蒸汽机、棉纺机、梳理机、织布机，还有当时英国最大的“君主”号战舰模型。英国人都以为清朝贵族会感到惊奇。但乾隆却认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这些不过是无用的奇技淫巧罢了。马嘎尔尼还赠送过榴弹炮等火药武器，但是当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英国人发现，几十年前赠送给清政府的大炮与炮弹都完好无损地摆放在那里――它们从未被使用过。
双方的争议当然还包括“地球是圆的”这个话题，虽然英国人都发现了清朝行宫中保存有明朝遗留下来的地球仪和《坤舆万国全图》（传教士利玛窦所赠，明朝时曾全国公开出版，上面标有英国的位置）。但乾隆依然不知道英国在哪里，一个叫杨光先的大臣还散发文章说：“若四大部州，万国之山河大地，是一个大圆球……竟不思在下之国土人之倒悬……有识者以理推之，不觉喷饭满案矣！”
马嘎尔尼归国后，曾得出如此结论：“清政府的政策跟自负有关，它很想凌驾各国，但目光如豆，只知道防止人民智力进步……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因此，清帝国“不过是一个泥足巨人，只要轻轻一抵就可以把他打倒在地”。
事实上，正如马嘎尔尼所说，清政府并不缺乏雄心，但关键在于他们“目光如豆”，视野中有一顶“内置的帽子”——自我的盲点。所以，盲点也决定了统治者不可能拥有开拓型的国际视野，也不可能有开放的国策。因此，就算见到了先进的地球仪、战舰、火炮，他们也一样无动于衷。
对任何一个人的视野来说，自我的盲点总是非常致命。
埃里森在耶鲁大学的演讲
甲骨文的联合创始人兼CEO拉里·埃里森2000年在耶鲁大学做演讲时，曾创造一个新名词：“内置的帽子”，在网络上也流行一时。
他在演讲当中说：“我猜想你们中间很多人，也许是绝大多数人，正在琢磨，‘能做什么？我究竟有没有前途？’当然没有。太晚了，你们已经吸收了太多东西，以为自己懂得太多。你们再也不是19岁了！你们有了‘内置的帽子’！我指的可不是你们脑袋上的学位帽。”
一个人在视野上的自我盲点，通常源于各方面的自我误区。第一种是被先天的客观环境主导所造成的盲点，譬如传统文明、体制文化、出生环境、生活地域等所造成的视野盲点。
先天盲点首当其冲的是文明，其次是文化传统，最后是体制。塞缪尔·亨廷顿所著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便把文明冲突当作观察世界风云的重要视角。也正如亨廷顿此书中所指出，冲突并非都是因为物质利益缘起，“文明”（或称“文化个性”）的不同也可以引起冲突。
文明和传统文化的盲点或误区，则必须依靠文化观念的正本清源来解决。有时候，它与知识多少、品德好坏、个人好恶无关，只与文化观念有关。譬如大家都说的民族性，法国人的浪漫和德国人的严谨，这就是先天文化传统的影响。对于那些文化习惯封闭的人来说，明知道创新有益，依然觉得很难接受。相反，对于崇尚冒险和创造文化的民族来说，就算个人因循守旧依旧能够取得成功，他们也依然觉得没有成就感。
著名主持人杨澜离开央视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班上有很多同学就来自国际家庭，譬如爷爷是西班牙人，奶奶是匈牙利人，爸爸从阿根廷来，妈妈在纽约上班，这种独特的经历让杨澜意识到自己文化传统所带来的先天盲点：“我发现世界上原本有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思维方法，同样的事物有来自不同角度的各式各样的看法。从此，我不再那么自以为是，不再以为自己以前一贯接受的观点肯定是正确的了。”
相对于文明和传统文化的影响来说，体制所造成的盲点“来得快去得也快”，不会根深蒂固。这类客观体制所造成的盲点例子也有很多。譬如“文革”时期整个中国的大多数人都怕自己有个“富爸爸”，而仅仅10年之后，大多数中国人又都恨自己没有一个“富爸爸”。
上海创开无框阳台窗公司的董事长应钢星从芬兰留学归来，就曾遇到过一些体制上的“盲点”问题：“我们认为很简单、应该很好理解的事，有时在别人眼里恰巧不简单，很不让人理解。尤其是你的项目业务是全新的，我们国家原来不曾有过，管理部门没有碰到过或涉及过，目录上对不上口，就会困难重重。”
“我们注册一家公司，专门在工厂里用生产线来生产一种生态别墅或木结构住宅，我把这家公司取名为某某生态别墅制造公司。问题就来了，遇到的问题是工商局不让注册，注册人员说，如果是别墅制造公司，性质如同房地产开发公司，需要相关的房地产资质要求。我们努力向他解释说：我们不是房地产公司，我们不买土地，不开发房产，我们只是产品制造商，把房子作为一种产品，在工厂流水线上制作，制造完成时卖出去……”
“注册人员还是不理解。我一个朋友在工商局工作，于是我只好先去向朋友说明透彻。我首先声明：这不是来走后门，我们公司从事的行业是在欧美普及程度已经很高的工厂化制造行业，你甚至可以理解成这种产品就像制造简易帐篷和蒙古包一样……幸亏最后我的朋友理解了，通过朋友的努力，注册人员也理解了，注册才终于过关。”
无论是文明、文化还是体制，先天的盲点当然可以后天解决，譬如我们可以通过出远门学习、工作、旅游的方式，来修补我们在单一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主导下所造成的价值观、文化、思维上的盲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