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姐和我是发起人呀！三姥姥向我们俩索要她的五分。没法不赔她。赔了她，别人的二角也无意虚掷。二姐这两天生病，她就是有这个本事，心里一想就会生病。剩下我自己打发大家的二角。打发完了，二姐的病也好了，我呢，昨天夜里睡得很清甜。
两个不能遗忘的印象
夏衍
编者出的题目已经忘了，大约是要写一些上海战争中的印象。印象实在太多，现在就将两件自身遭遇的，使我永也不能忘记的印象写下来吧。
其一
二月十五，搭了载着某团体捐给十九路军兵士的军需品和食粮的运货汽车，从中山路到真如去。过了大杨桥，前面就没有连接的市廛，而只展开着随时的点缀着土堆和池沼的耕地。因为那时来往的汽车很多，所以那条平时坐在汽车里会使你上下跳跃的交通路已经修铺得相当的平稳；汽车开足每小时四十哩的速率，汽车夫已在溅着口沫的和坐在旁边的送货的办事员谈话。突然，离开我们的车子前面不到一百码路的一辆红十字会汽车，好像前面碰到了一条土堤一般的停住，车上的五六个穿制服的职员，好像一盘豆子倒在地上一般的四散的望着两面的耕地乱闯。无疑的，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于是我们的车子也很快地停了，我们也像他们一样的躲在土堆和沟渠里面。飞机只有一只，飞得很低，在我们两辆汽车前后飞了一转，弃下了一捆白地蓝字的传单，很快地就曳着尾巴望东方飞去。大家透了口气，重新聚会拢来，汽车夫说，传单正丢在他的前面，不到两三丈路，假使这是炸弹，那就性命没了，他又说飞机师一共两个，掷传单的好像还在带笑地挥手。传单，在地上散很多，出于意料的，这真是太出于意料了，在署名中央党部的写着“打倒抗命的十九路军”的传单之外，还夹着不少日本文的署名日本革命士兵委员会的宣言。很长，最少也有七八百字，最后的口号是：“掉转枪尖来刺死你真正的敌人”，“大胆的和中国的革命的士兵握手”。有许多人看了发怔。
“怪了，东洋人里面也有这样的人？”
“而且是飞机师呢。”
可是汽车夫不服气地用袖子揩了一揩脸上的泥土，说：
“丢在这儿有什么用？我们又不是东洋兵。”
“就是要使你知道呢，东洋人里面也有这样的人！”其他一个很快的讲。
其二
日子记不清了，是在爱文义路梅白克路口的一处伤兵医院。午后，淡淡的太阳斜射在靠街的玻璃窗上，义勇的，一个什么医学校的女生伏在矮矮的板桌上面，正在替一个诸暨口音的八十八师的打断踝骨的伤兵写信。
“唔，现在没有钱寄，一时也不能回来，……还有呢？”女学生催促一般的问。
伤兵望着银鱼一般的在纸上跃动的手，尽是呆了一般的傻笑。
“什么？挂了彩还笑？……你这人痴了？”女的被他看红了脸，鼓起了腮子说。
“天下真有这样白嫩的手！你看，我们手上都是蚕豆大小的趼。喂，老孔！”他喊着，“记得全家宅的那件事吗？”
被他叫作老孔的，脸上被纱布包得只露出两只眼睛的同是八十八师的士兵慢慢地将头动了一下，依旧没力的躺下去。
“在老孔挂彩之前三五天，我和他在全家宅拼命的想要夺一支东洋兵的步枪，可是那东洋人凶得很，打死了还不放手。老孔捏了枪，我将他的手扳开来。对啦，他的手也和我们的一样。”
停了几秒钟，谁都不响，女学生怔怔地望着他的手。
“东洋兵大概也和我们一样的捏铁耙、捏斧头的吧。”另外一个伤兵讲。
58.一个不重要的军人 ／ 冰心
小玲天天上学，必要经过一个军营。他挟着书包儿，连跑带跳不住地走着，走过那营前广场的时候，便把脚步放迟了，看那些兵丁们早操。他们一排儿的站在朝阳之下，那雪亮的枪尖，深黄的军服，映着阳光，十分的鲜明齐整。小玲在旁边默默地看着，喜欢羡慕得了不得，心想：“以后我大了，一定去当兵，我也穿着军服，还要掮着枪，那时我要细细地看枪里的机关，究竟是什么样子。”这个思想，天天在他脑中旋转。
这一天他按着往常的规矩，正在场前凝望的时候，忽然觉得有人附着他的肩头，回头一看，只见是看门的那个兵丁，站在他背后，微笑着看着他。小玲有些瑟缩，又不敢走开，兵丁笑问，“小学生，你叫什么？”小玲道，“我叫小玲。”兵丁又问道，“你几岁了？”小玲说，“八岁了。”兵丁忽然呆呆的两手拄着枪，口里自己说道，“我离家的时候，我们的胜儿不也是八岁吗？”
小玲趁着他凝想的时候，慢慢地挪开，数步以外，便飞跑了。回头看时，那兵丁依旧呆立着，如同石像一般。
晚上放学，又经过营前，那兵丁正在营前坐着，看见他来了，便笑着招手叫他。小玲只得过去了，兵丁叫小玲坐在他的旁边。小玲看他那黧黑的面颜，深沉的目光，却现出极其温蔼的样子，渐渐的也不害怕了，便慢慢伸手去拿他的枪。兵丁笑着递给他。小玲十分的喜欢，低着头只顾玩弄，一会儿抬起头来。那兵丁依旧凝想着，同早晨一样。
以后他们便成了极好的朋友，兵丁又送给小玲一个名字，叫作“胜儿”，小玲也答应了。他早晚经过的时候必去玩枪，那兵丁也必是在营前等着。他们会见了却不多谈话，小玲自己玩着枪，兵丁也只坐在一旁看着他。
小玲终究是个小孩子，过了些时，那笨重的枪也玩得腻了，经过营前的时候，也不去看望他的老朋友了。有时因为那兵丁只管追着他，他觉得厌烦，连看操也不敢看了，远望见那兵丁出来，便急忙走开。
可怜的兵丁！他从此不能有这个娇憨可爱的孩子，和他做伴了。但他有什么权力，叫他再来呢？因为这个假定的胜儿，究竟不是他的儿子。
但是他每日早晚依旧在那里等着，他藏在树后，恐怕惊走了小玲。他远远地看着小玲连跑带跳的来了，又嬉笑着走过了，方才慢慢地转出来，两手拄着枪，望着他的背影，临风洒了几点酸泪——
他几乎天天如此，不知不觉的有好几个月了。
这一天早晨，小玲依旧上学，刚开了街门，忽然门外有一件东西，向着他倒来。定睛一看，原来是一杆小木枪，枪柄上油着红漆，很是好看，上面贴着一条白纸，写着道，“胜儿收玩爱你的老朋友——”
小玲拿定枪柄，来回地念了几遍，好容易明白了。忽然举着枪，追风似的，向着广场跑去。
这队兵已经开拔了，军营也空了——那时两手拄着枪，站在营前，含泪凝望的，不是那黧黑慈蔼的兵丁，却是娇憨可爱的小玲了。
田寡妇看瓜
赵树理
南坡庄上穷人多，地里的南瓜豆荚常常有人偷，雇着看庄稼的也不抵事，各人的东西还得各人操心。最爱偷人的叫秋生，因为自己没有地，孩子老婆五六口，全凭吃野菜过日子，偷南瓜摘豆荚不过是顺路捎带。最怕人偷的是田寡妇，因为她园地里的南瓜豆荚结得早——南坡庄不过三四十家人，有园地的只是王先生和田寡妇两家，王先生有十来亩，可是势头大，没人敢偷；田寡妇虽说只有半亩，可是既然没人敢偷王先生的，就该她一家倒霉，因此她每年夏秋两季总要到园里去看守。
一九四六年春天，南坡庄经过土地改革，王先生是地主，十来亩园地给穷人分了；田寡妇是中农，半亩园地自然仍是自己的。到了夏天园地里的南瓜豆荚又早早结了果，田寡妇仍然每天到地里看守。孩子们告她说：“今年不用看了，大家都有了。”她不信，因为她只到过自己园里，王先生的园在哪里她都不知道。
也难怪她不信孩子们的话，她有她的经验：前几年秋生他们一伙人，好像专门跟她开玩笑——她一离开园子就能丢了东西。有一次，她回家去端了一碗饭，转来了，秋生正走到她的园地边，秋生向她哀求：“嫂！你给我个小南瓜吧！孩子们饿得慌！”田寡妇没好气，故意说：“哪里还有？都给贼偷走了！”秋生明知道是说自己，也还不得口，仍然哀求下去，田寡妇怕他偷，也不敢深得罪他：看看自己的嫩南瓜，哪一个也不舍得摘，挑了半天，给他摘了拳头大一个，嘴里还说：“可惜了，正长哩。”她才把秋生打发走，王先生恰巧摇着扇子走过来。王先生远远指着秋生的脊背跟她说：“大害大害！庄上出下了他们这一伙子，叫人一辈子也不得放心！”说着连步也没停就走过去了。这话正投了她的心事，她一辈子也忘不了，因此孩子们说“今年不用看了”，她总听不进去。不管她信不信，事实总是事实。有一天她中了暑，在家养了三天病，园子里没丢一点东西。后来病好了虽说还去看，可是家里忙了，隔三五天不去也没事，隔十来天不去也没事，最后她把留做种子的南瓜上都刻了些十字作为记号，就决定不再去看守。
快收完秋的时候，有一天她到秋生院里去，见秋生院里放着十来个老南瓜，有两个上边刻着十字，跟她刻的那十字一样，她又犯了疑。她有心问一问，又没有确实把握，怕闹出事来，才又决定先到园里看看。她连家也没回就往园里跑，跑到半路恰巧碰上秋生赶着个牛车拉了一车南瓜。她问：“秋生！这是谁的南瓜？怎么这么多？”秋生说：“我的！种得太多了！”“你为什么种那么多？”“往年孩子们见了南瓜馋得很，今年分了半亩园地我说都把它种成南瓜吧！谁知道这种粗笨东西多了就多得没有样子，要这么多哪吃得了？种成粮食多合算！”“吃不了不能卖？”“卖？今年谁还缺这个？上哪里卖去？园里还有！你要吃就打发孩子们去担一些，光叫往年我吃你的啦！”他说着赶着车走了，田寡妇也无心再去看她的南瓜。
懒马的故事
孙犁
一
懒老婆每日里是披头散发，手脸不洗，头也不刮。整天坐在门前晒暖，好像她一辈子是在冰窖里长大起来的。
年纪还不到四十，好吃懒做，老头子也不敢管她。
有一回丈夫骂她一句：“你这个老王八，只会晒暖。”
夜里，她就拿着腰带系到窗棂上去上吊了。
二
一天，妇救会分配给她一双鞋做，她就大张旗鼓地从东街走到西街，逢人便说：“都说我懒，你看我不是做抗日鞋了吗？”
看看她的针线笸箩吧：
三条烂麻线，一个没头的锥子；一块她的破裤里，是她用锅底烟子染了黑，来做“鞋表布”的；还有一堆草纸。
三
懒老婆做这双鞋，什么也不干，做了十天，后来同着全区的五百双鞋一块送到军队上，四百九十九双都有同志们心爱的拿走了，就剩下了懒老婆这双。放在管理科没人去看它，鞋底向上，歪歪趔趔写着懒老婆的名字“马兰”。
放了半年，还是有一个母耗子要下小老鼠了，才把这双鞋拉进洞里去了。
我看她这名字可以改换一下，叫“懒马”倒不错哩。
（1941年）
2鱼苇之事
孙犁
很多年不到白洋淀去，关于菱茨鱼苇之事，印象也淡了。近日，一位妇女，闲时和我谈些她家乡的事，引起我对水乡的怀念。
她家住在D村。这个小地方，曾有一京二卫三D村之称。原来是个水旱码头，很是繁华热闹。大清河在村南流过，下水直达天津。又是一个闸口，每天黄昏，帆樯林立。旱路通往保定，是过路客商打尖的地方。我记得在同口教书时，前往保定，就是在这里吃午饭，但当时的街道市面，都忘记了。
她家很贫苦，父亲好赌博，曾在赌场上，把土改分得的地，当场卖掉，家里的人都哭了。但他有妻子和五个小孩，也要照顾一家人的衣食。一年之中，他除去赌博，不是给人家去打坯，换些粮食；就是在河边治鱼，卖些零钱。
她是头大的孩子，很小就知道为生活操劳了。她先学会编席，母亲告诫她，织席这勾当，“抬头误三根，低头一大片”，整天忙得连梳头洗脸的工夫都没有。母亲见她太疲乏、太困倦，就给她讲故事。她回忆说，那些故事，古老，冗长，千篇一律。故事中，总是有一个傻子，傻子又总是很走运，常常逢凶化吉，转危为安，娶到漂亮的媳妇，发家致富。
有一年，发了一场大水，她家的房冲倒了，搬到堤坡上，临时搭了一间小屋。秋后，水渐渐落去，河里出了鱼，全村的人，买网捕捞。买一片大缯，要一百多元，她家买不起。父亲买了几丈蚊帐布，用猪血血了，缝制了一具小缯。小网有小网的好处，除去她父亲，母亲和她都可以去搬缯捕鱼了。
鱼实在很多，特别是一种名叫石鲢的小鱼，浮满了河面。这种小鱼，一寸多长，圆身子黑花条，没有刺，油很多。炖熟了，上面漂着一层黄油，别提多香了。外地的鱼贩子都来了，就地收货加工。但因为鱼太多，后来就只收大鱼，不收小鱼。
她只好自己卤了，和大弟弟挑到上高地集市上去卖。她从小逃过荒，出过工，也做过运输，就是没有卖过东西。她看好一个地段，把鱼放在地下，和弟弟站在那里，弟弟比她还腼腆，只是低着头看着自家的鱼。赶集的人从她们眼前走过，可是没有一个人照顾她们的鱼。她想吆喝几声，心里十分害臊，喊不出来。最后还是红着脸吆喝起来：
“买鱼呀，好香的鱼！”
过了一会儿，又喊：
“买鱼呀，贱卖呀！”
终于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有几个人蹲在她们的摊子前面了。
买卖开始了，她掌秤，弟弟收钱。卖出几份以后，围上来的人更多了，你挑我拣，她简直忙不过来。她忽然看见有一张五元的票子，掉在了她的筐子下面。她看好一个空子，赶紧捡起来，扔进书包。
她很兴奋，买卖做得也很顺利，不到晌午，鱼就卖完了，一共卖了十多元。赶紧收摊，带着弟弟去赶集。
她手里有十五元钱。她手里从来没有这么多的钱，但她除去衣食二字，没有想到要买什么别的东西，她首先想到的是父亲。
“谁要这件皮袄？”
有一个老太太，提着一件破旧的短皮袄，在大声吆喝。她心里一动。天渐渐凉了，父亲一早一晚还要去河上搬缯。她只见过别人家的老人穿皮袄。她从来也没想到过自己的父亲穿皮袄，现在，好像父亲也有穿一件皮袄的份儿了。
她走上前去，摸了摸皮袄。毛色很旧，有的地方，还露着皮子。但这总是一件皮袄。她问：
“多少钱？”
“不还价，你给十五元。”老太太说。
“值吗？”
“不值，你就走你的。”老太太又吆喝起来。
她走了几步，终于又回去，把钱交给老太太，换来这件皮袄。
回家的路上，虽然天气并不冷，她还是往自己身上，披了披这件皮袄，确实暖和呀。
现在，父亲早已去世，她讲起这段事情，还很得意。
她对我说，为了不再织席，她和家在这个大城市的人结了婚，现在很少再回娘家住。那里的河，早已经干了，更不会有鱼；也没有人再织席，人们有别的致富之路了。
我听到的，好像也是一个古老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