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善洲去世后，人们从老人的遗物中找到了一张已经发黄的空白表格——干部农村家属迁往城镇落户申请审批表。上面一个字也没写，对于国家给予他的照顾政策，杨善洲主动放弃了。
熟悉情况的人解释，早在1964年杨善洲担任施甸县委书记时，组织上就提出要把他爱人转为城镇户口，他谢绝了；1978年，上级组织部门有个通知，他在农村的妻子、母亲、不满16岁的子女可以转为城市户口。可当组织部门把表格给了他以后，他却转手塞进了抽屉。他说：“大家都去吃居民粮了，谁来种庄稼？身为领导干部，我应该带个好头。我相信我们的农村能建设好，我们全家都乐意和8亿农民同甘共苦建设家乡。”于是，这张空白的表格成了杨善洲压箱底的珍藏；而他的老伴和大女儿一家，至今还在农村老家做着普通的农民。
在杨善洲先进事迹报告会上，杨善洲的二女儿杨惠兰每次作报告都要流泪：“有人对我说，你爸是地委书记，靠着这棵大树，你们一家有享不完的福。其实我知道，爸爸这棵树，根本靠不上。
不但靠不上，他还经常阻止好心人对妈妈和我们姐妹的帮助。”
她举了两个例子：1970年，三妹杨惠琴刚出生，家里缺粮。一名乡民政干部路过得知后，送来了30斤大米和30斤粮票。杨善洲得知后，责怪妻子张玉珍：“我是党的干部，我们不能占公家一点便宜，领导的家属决不能搞特殊！这大米和粮票攒好了还给公家！”过了大半年，张玉珍硬是东拼西凑，还清了这笔粮款。
第二个故事是杨惠兰的亲身经历。1982年她没能考上大学，先到茶场打零工，又到小学代课。有一次，公安局招人，杨惠兰去报考，还特地给父亲打了电话，让他打招呼。可是录取名单出来了，没有她的名字。她气坏了，一问父亲，根本没有为她打招呼，父亲还说：“我没有这个权力给你打招呼！”
谁不爱自己的子女，但是怎样才算是真正的爱呢？杨善洲有着自己严格的家规。他常说：“孩子的路，靠他们自己走。”他的3个女儿从未沾他的光吃过一顿饭、坐过一次公车、办过一件事。他常说：“我手中是有权，但它只能老老实实用来办公事，在我这里没有‘后门’这回事。”
当地群众都知道，杨善洲的“后门”关得紧紧的，但他关心帮助群众的“前门”却一直敞开着。没有给自己家人办“农转非”的他，却为许多和自己非亲非故的人办理了“农转非”：1982年，他下乡了解到瓦马小学校长杨盈昌在不通公路不通电的乡下工作了20多年，妻子和两个孩子都还在农村，家里生活很困难。回去后，他向地委提出，要关心农村教师的生活，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不久，当地政府就为杨盈昌等一批农村骨干教师的家属办理了“农转非”。保山农科所农艺师毕景亮的爱人和两个孩子都在农村，家中比较困难。杨善洲主动过问，在地委常委会议上提出：“像毕景亮这样的科技干部我们要主动关心他，尽快解决他的困难。不光是他，也要注意解决其他科技干部的后顾之忧。”
这样鲜明的对比，杨善洲的家人会不会怨恨他？杨惠兰给出了答案：“最初，我心里有点怨恨他。等到爸爸退休上山种树之后，他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多了，我听到老百姓对爸爸的感激和好评多了，才渐渐理解他。如今，只要我想起爸爸，浮现在眼前的，就是矗立在他埋骨之地的那棵参天大树，他虽然没有弯下腰，把妈妈和我们姐妹护卫在怀抱里，但是他张开双臂，为老百姓遮风挡雨了一辈子。”
这就是杨善洲，他舍小家顾大家，把手中的权力全部用在了为人民谋利益上，唯独忘了自己和家人。
名师点评：
堂堂地委书记，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却一直生活在农村，一般人看来多少有点想不通。按照国家政策，他的家属早就可以“农转非”，可杨善洲却坚持没有办。他在世期间，他的亲属没有沾过他的一点光。在他的眼里，手中的权力是党和人民的，只能用来办公事，绝不能办私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