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待商人的态度以及人们的消费观念在明朝都有了很大的改变。明初，朱元璋对商业有着限制和承认的两面性，如规定商贾之家不许穿细纱，将“不务耕种，专事末作者”划为“游民”；同时他又认为民间和官府都需要商人为之服务，商人可以“通有无”，所以主张给予商人一定的社会地位，总体来说来明初对于商业的限制是颇为严厉的。到了明朝后期，特别是在张居正改革时期，从经济和财政的角度他提出“商通有无，农力本樯”、“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的观点，他把农业和商业看做是相互促进和发展的，肯定了商业的重要作用。随着社会对商业的重视，商人自己也重新认识行商的行为，许多商人把自己的事业视作和读书人一样的“道”。当时的山西人席铭曾说道：“丈夫苟不能立功名于世，抑岂为汗粒之偶，不能树基业于家哉！”社会上出现了这种视经商为树立家业的宏伟事业，甚至对农业不屑的态度。商业经济和商业资本的发展使得在明朝中叶以后，兴起了一些地方性的商帮，如徽州徽商、山西晋商、广东粤商、福建闽商等，他们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会馆为联系场所，形成了资本雄厚、人数众多、活动范围广的邦团，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很大。经济的繁荣和商业的发展使得人们的消费观念也有所改变，从明朝中叶开始，传统的以俭朴为主的消费观念受到冲击，高消费意识在人们心中萌生，以江南地区为突出代表。人们竞相炫耀标榜、追求豪华享乐，甚至不顾及自己的经济能力。在穿着、饮食、居住环境、婚丧嫁娶排场等方面都消耗了大量的金钱。
以白银为主的货币制度得以形成。明朝的白银成为主要的货币，渗透到社会经济领域的各个方面。明初虽然将用银化列为禁令，但是却不能完全杜绝，《明太祖实录》记载杭州郡商贾交易“不论获取贵贱，一以金银定价”。正统元年禁银之令松弛以后，出现“朝野率用银”，白银成为主要的价值尺度。万历九年（1581），推行了“一条鞭法”，计亩征粮，更加促进了民间持有白银的普遍化，连小买小卖也用银支付，这从明朝许多小说中可以找到例证。
3.手工业的进步
在明朝手工业各个部门规模扩大、产量增加，一些制作流程和技术也得到改良。明朝手工业中的官营和民营均有发展，而且后者逐渐占主导地位，主要是以纺织业、制瓷业、造船业、造纸与印刷等行业为代表。
在纺织业方面，由于棉花和桑树的大面积种植，明朝的棉织业和丝织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棉纺织生产业成为松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各乡镇几乎家家都投入到纺织活动中，出现“棉布寸土皆有”、“织机十室必有”的现象。明正德《松江府志》载：“乡村纺织，尤尚精敏，农暇之时，所出布匹，日以万计。以织助耕，女红有力焉。”松江府成为全国棉纺织业的中心，外地商人纷纷到松江来收布，布商挟重资而来，白银动辄数万两，多则数十万两。以至明朝的小说，如《金瓶梅》等，都有到松江贩卖棉布的情节，松江棉布影响之大可见一斑。丝织业在明朝分为官营和民营两种，东南地区为官营丝织业的中心，以南京、苏州、杭州三处为重；民间丝织业以江南的苏、杭、松、嘉、湖地区为著名，如在当时“居民稠广”的吴江县，“俱以蚕桑为业”，“络纬机杼之声，通宵彻夜”。在纺织业中出现了纺棉纱的“足踏纺车”，在丝纺织中出现了“腰机和花机”，生产效率都比前朝有了很大提高。
制瓷业在明朝也向前迈出巨大一步，景德镇发展全国制瓷中心。朝廷御器厂的正式设立、民窑的大量兴起，使景德镇出现了以民营手工业工场和作坊为标志的资本主义萌芽。洪武、永乐年间为明朝瓷器的开创与发展时期，宣德年间则为其鼎盛时期。“宣德青花、宣德红釉”当时都闻名于世，至今在国内外还享有至高无上的声誉。青花属釉下彩，用料讲究，技艺精湛，瓷胎采用当地麻仓山的优质瓷土，釉下彩绘采用青料乃外国进口。明朝宣德时官窑烧造的瓷器不仅一般瓷器制作精巧，大件、特大件瓷器也很成功，如五彩“青花大龙虹”大罐之类，装饰工艺普遍采用镂空手法。在制瓷工具方面有了重大突破，成型有了旋坯车，施釉采用吹釉法；在制瓷工艺上有了一系列的创新，瓷器装饰由一种色釉发展到多种色釉，由釉下彩绘发展到釉上彩绘。除青花以外，又出现了红绿彩、五彩、青花斗彩等多种装饰技法。
明朝的矿冶业、造船业、造纸业与印刷业都取得很大的发展。明朝的矿冶业也主要分为官营和民营两种，到宣德末近七十年的时间是以官营为主。在宣德十年（1435）英宗去世以后，解除了民间交易用银的禁令，停罢各处金、银、铜、铁等官矿，听民自由开采。明朝的矿冶产品种类比元朝大增，产量也显著提高，冶炼的技术也大为进步。如在某些地方采用火药爆破，找到排除瓦斯的办法，掌握了把煤炼成焦煤的技术，使用了活塞式木风箱，比西欧发明活塞式木风箱早一百多年。明朝的官府造船业在前期比较兴盛，造船业分布很广，在海运交通口岸、对外贸易基地及海防驻军卫所都设有规模不等的造船厂，其中著名的基地有江苏、山东、辽东、广东的一些地方。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就是建立在国家造船技术先进的基础之上，郑和的宝船到现在仍然是先进水平的典范。后期明朝的民间造船业开始兴盛，此时的造船特色主要是朝建造技术设备先进、精细的小船方面发展。明朝造纸的纸类品种增多，发明利用石灰和植物灰的碱性来处理纸浆。印刷业在活字印刷基础上出现木活字、铜活字、锡活字、铅活字等，并出现了套印、拱花技巧等。
明朝出现了一些手工业繁荣的典型城市。如北京，北京的金属铸造工艺，在全国冶金史上具有辉煌成就；浙江嘉兴是明宫廷果园厂雕漆工艺之源，其产品专供宫廷享用，雕漆、填漆、戗金产品富丽精美。
《明实录》和《苏州府志》中的材料记载，苏州“郡城之东皆习机业”，就是所谓“机户”；他们工作的场所叫做“机房”，当时有些机房雇佣了机工。根据记载，苏州的机工有数千人，他们“各有专能”，包括织工、车工、纱工、缎工，其内部分工明确。明朝工商业城市开始兴旺起来了，白银成为各地的通行货币，商品经济在国内外市场上有了比较广泛的开拓。特别是长江流域以南地区，商品经济有了比较显著的发展。到了15世以后，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某些地区新的生产关系的发展，国家赋税征收有了变化。明初田赋征收是以实物地租为主的，货币也占了一定的地位；到了万历九年（1581），国家的赋税制有了大的改革，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实行了“一条鞭法”的赋税征收新形式。一条鞭法作为政府的主要剥削制度，是统治经济基础的反映。明朝这种赋税制度刺激了统治阶级对货币的要求，因而在法律上肯定了白银在赋税征收中的主要地位，进一步加强了商品的流通。同时，一条鞭法取消了力役，在法定意义上允许以雇役来代替，使农民有比较自由地出卖劳动力的条件，从而有利于雇佣关系的发展。明朝后期，小手工业者和农民在交换经济的竞争中，少数人走上富裕的道路，变为小老板或包买商。而另外多数人破产，成为雇佣工人，变为贫农、雇农。如明朝小说《醒世恒言》中，有一篇描写嘉靖年间苏州盛泽镇上施复夫妇的故事：他们从“家中两口，别无男女，家中开张机，每年养几筐蚕儿，妇络夫织，甚好过活”的小商品生产者发展到“不上十年就有数千金家事，又买了左近一所大房居住，开起三四十张
机”的作坊主；其次是一些买办商直接转化为生产中的雇佣者。他们先因收购小生产者的货物而在市场上获利，转而直接将生产资料分发各个家庭、小商品生产者生产，成为买办者，导致直接生产者对生产资料的依赖，维护了雇佣关系；最后还有一些商人直接把资本投入生产行业，成为雇佣者，而不是像历代商人一样将钱物用于购置地产。
中外交流
明朝初年是国势向上发展的时期。北方蒙古的势力已被驱逐出长城以外，明朝的封建统治已十分巩固，加上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国势日趋强盛，为它向海外发展提供了基本保障。永乐年间国力强盛，明成祖好大喜功，对明朝初期执行的消极的海外政策深表不满，想要建立一个天朝大国。朝廷对外政策为之一变，派宦官出国，召各国来朝，郑和就是永乐年间执行此对外政策的代表，其间郑和七下西洋。
1.郑和下西洋
明永乐三年（1405），明成祖命郑和率领庞大的240多艘海船、27400名船员组成的船队远航，一直到明宣德八年（1433）。在七次远航中郑和曾到达过爪哇、苏门答腊、苏禄、暹罗、阿丹、天方、木骨都束等三十多个国家，最远曾达非洲东岸，红海、麦加，并有可能到过澳大利亚。这代表了中国航海探险的高峰，比西方探险家达伽马、哥伦布等人早八十几年。可见当时明朝的航海技术已经领先于同一时期的西方。
郑和出使的任务是招徕各国称臣纳贡，与这些国家建立起上邦大国与藩属之国的关系。为了完成这一任务，郑和到各国以后，第一件事便是宣传朱棣的皇帝诏书；第二件事便是赠送礼物，赐各国国王诰命银印，赐国王及各级官员冠服和其他礼物，表示愿意和那些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的关系；第三件事是进行贸易活动，以中国的手工业品换取各国的土特产品，使各国为中国的精美、完好的手工业品所吸引，从而愿意来中国称臣纳贡，进行贸易活动。郑和时代的中国——承担了一个文明大国的责任：强大却不称霸，播仁爱于友邦，宣昭颁赏，厚往薄来。
郑和下西洋的随员马欢、费信、巩珍分别著有《瀛涯胜览》《星槎胜览》和《西洋番国志》等书。通过出使西洋，中国人加深了对东南亚国家、阿拉伯国家和东非地区的了解。郑和下西洋对中国经济的刺激作用微乎其微；而在西方，远洋贸易的利润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
2.西学东渐
明朝后期西方传教士纷纷东来，他们以介绍先进的科学知识为手段，向皇室或地方官吏贡献西洋奇巧物件，受到地方当局的赏识，遂被允许进入内地甚至京师，做官、传教。
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又以“奇技淫巧”的西学来吸引士大夫，使他们产生兴趣，并以译书修历打动中国朝廷，从而使西学在中国的庙堂传播开来。这一时期，翻译的西学著作有370种，具有科学内容的120种，其中，利玛窦、汤若望、罗雅各、南怀仁就翻译了75部之多。在由传教士传入的西学中，主要以数学和天文学成果最为显著。例如数学方面有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前六卷和介绍几何学原理的《测量法义》、利玛窦与李之藻合编的《同文算指》、介绍圆的内外切的几何学著作《圈容较义》，这成为西方数学传入中国之开端。天文学方面的主要著作有意大利利玛窦的《乾坤体义》、德国汤若望的《历法西传》、葡萄牙阳玛诺的《天问略》；介绍天文观测仪器的有意大利熊三拔的《表度说》《简平仪说》，汤若望的《远镜说》等。
思想文化以及教育
终明朝一代，由于专制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以及统治阶级对思想文化控制的严紧，对文人思想都进行了严厉的打击。如在明朝实行了残酷的“文字狱”制度，所以专业学术成就大都是总结前人经验的归纳性著作，不过在总结的同时又有自己的一些创新，这些成就在中国乃至世界上都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1.重要学术著作
徐光启和《农政全书》徐光启（1562至1633），字子先，万历三十二年（1604）进士，通天文、历算，习火器。徐光启出身农家，自幼即对农事极为关心。徐光启一生关于农学方面的著作甚多，有《农政全书》《甘薯疏》《泰西水法》等。《农政全书》堪称代表，共分12门，60卷，70余万言。《农政全书》主要包括农政思想和农业技术两大方面，是“杂采众家”又“兼出独见”的著作，在我国农业史上占有重要位置，被誉为“中国三大农书”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