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厉王被逐期间，无法行使最高行政长官的职能，中央政府处于群龙无首的局面，这种状态注定是不能持久的。对于任何一个王朝来说，一旦面临这样的情况，基本上就只剩下两种应对方案。
要么冒着不同利益集团争权夺利直至彻底分裂的高危风险，依靠传统的礼仪和制度，在国君缺位的情况下维持自动运行；要么迅速扶立一位君主，然后重新凝聚整合各方的利益诉求，避免政府分崩离析。
有研究表明，相较于无政府状态，人民更乐意接受专制的统治。所以看起来，除了第二种方案，周王朝似乎已无路可走。
但是，理论上的东西永远也不可能囊括千奇百怪的世间具象，就周王朝目前的特殊情况而言，到底选择何人担任君主，是个令人无比头痛的问题。
首先，我们应当明确一点，立即迎接周厉王复位是不现实的。眼下国民们还沉浸在驱逐周厉王的亢奋情绪中，如果周王室跟国民顶着干，一定会激起更大的民愤，到时候打击的对象或许就不会局限于周厉王本人，连各个政府部门和各位高官贵戚都有被一股脑儿端了的可能。
识时务者为俊杰，作为一个曾经分封天下、推崇礼仪道德、披着神圣外衣的超级政权，国君被赶得抱头鼠窜已经够丢人现眼的了，谁也不愿意看到事态进一步恶化，毕竟他们还要厚着脸皮继续充当天下诸侯的宗主，没有人会傻到自己往自己的伤口上再撒一把盐对吧？
其次，我们应当注意到，周厉王并非完全没有复位的可能。他只是被驱逐了，生命还在延续。臣民放逐国君，历史上有没有类似的先例？有！如果我没有记错，有且只有一个，那就是《史记?殷本纪》中记载的“伊尹放太甲”。
商朝时，国君太甲暴虐乱德，辅政大臣伊尹把他放逐到桐宫自省，而自摄国政。三年后，通过考察，伊尹认为太甲已经痛改前非，就亲自把他迎回国都，且还政于他。太甲复位后，汲取以往的教训，励精图治，终于成为了一代圣贤之君。这个典故多用来证明，伊尹是个拥有大智慧的忠直之人，在他的改造下，一个胡作非为的典型官二代得以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好了，镐京留守政府需要的正是“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这八个字，既然前朝已有成功的经验可供借鉴，那为什么咱们不能复制一下呢？所以，在镐京决策者们的脑海中，维持现状以观后效的做法，无疑是一个具有相当吸引力的选择。
最后，我们应当记得，周厉王的太子姬静还在镐京。假如说，让姬静暂时署理国君的职责，如果国人们的仇恨被时间逐渐冲淡，那就把周厉王接回来继续执政；如果国人们还是忘不了过去，那就把姬静慢慢扶正，取周厉王而代之。这种一就两便的折中方案可不可行呢？
仔细分析一下就能发现，根本不可行。至于原因嘛，大家不要忘了，在国人们的眼中，姬静早已经被打死了，那么现在突然又冒出来的这个姬静到底是不是本尊呢？
如果是本尊，那说明国人们前次被当猴耍了。百死余孽竟然还敢现身，这不是公然藐视广大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决心与能力吗？好吧，算你狠，咱不嫌麻烦，重新再打一次就是。
如果不是本尊，那也行，只不过你们这些当官的要给个解释，眼前这个叫姬静的家伙是从哪给弄来的，到底是机器人还是克隆人，要是解释不清楚，对不起，咱一样重新打过。
在这样的考虑下，王朝的重辅——周公和召公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决定在周厉王被放逐期间，由他们两人共同主持朝廷的日常工作。
不得不说，这是一个令人拍案叫绝的好办法，不但为周厉王保留了回归的希望，而且避免了姬静过早地被暴露，最大限度地维护了王朝的尊严。
此外，周召二公本就是上下公认的贤良，由他们摄理朝政，大家既服气，又放心。就这样，在周公和召公的引领下，一度濒临崩溃的西周王朝，又暂时地脱离了生命危险。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已是公元前828年。这一年很普通，不过郁郁寡欢的周厉王死在了彘地。十三年来，周公和召公殚精竭虑，宵衣旰食，为增进人民福祉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大大改善了国人暴动以后人民与王室之间的紧张关系，虽然没有来得及迎接周厉王东山再起，但是为姬静的复出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政治环境。
公元前827年，在周公和召公的扶持下，姬静重出江湖，顺利当选西周王朝的第十一任君主，史称周宣王。
周宣王继位之初，国内的阶级矛盾有所缓和，经济景气有所回升，但少数民族不断入侵的局面，不但没有得到显著扭转，反而变得更加严峻。
所以，新官上任的周宣王点起的第一把火，就是西征戎族。
公元前824年，大夫秦仲奉命伐戎，马革裹尸而回；随后，秦仲之子秦其率兵七千继续伐戎，凯旋而还。于是周宣王将占领的西戎之地封予秦其，从此，秦其的继承人被称为“西垂大夫”。
次年，周宣王与大夫兮甲一道攻伐犬戎，把一度迫近王畿的犬戎远远地赶到了太原（今甘肃镇原一带）以外。
周宣王的第二把火是东征夷族。
他令召公姬虎等人数次率军沿淮水东行，把曾经屡屡进犯江汉平原的的淮夷打得落花流水（《诗?大雅?江汉》有云：“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可为证），连山东境内的徐夷（即徐国，淮夷的一支，地处鲁国以东，位列诸侯，实力强大，自周武王死后便屡屡发动叛乱，在它的威胁下，鲁国甚至不敢打开国都的东门）也被迫表示，愿意恢复国君赴镐京觐见周天子的旧制。
至公元前810年，淮夷悉数臣服，并向周天子进献了贡品。
周宣王的第三把火是南征蛮族。
他曾派方叔率兵车三千辆南征，取得了不俗的战绩（《诗经?小雅?采芑》云：“方叔涖止，其车三千”，“显允方叔，征伐猃狁，蛮荆来威”，可为证）。兵车三千辆是个天文数字，个人以为不太真实，但即便扣除为了吓唬敌人而虚报本方军队规模的因素，周宣王的战车军团仍然呈铺天盖地之势。这个细节表明当时西周的军事动员能力和战争补给能力都很高。
此外，周宣王把他的外家——西申国的公子诚封到今河南南阳地界，建立起了屏翼王畿的南申国，然后以南申国为起点，陆续在汉水以东以北和江淮流域，分封了十几个被称为“汉阳诸姬”的姬姓或姻亲诸侯国，以阻遏着楚国的北上与东进，并可随时配合周王庭打击楚国。
在周宣王治下的前三十年中，西周依靠周召共和积聚的力量，八面出击，捷报频传，一时间，四夷宾服，颇有中兴的气象，因此史学界把这段历史称为“宣王中兴”。
自国人暴动以后，西周国势的沉浮与周宣王个人命运的衰荣显示出了惊人的同步，都是死里逃生，触底反弹。如果按照这个势头延续下去，西周是不是有可能甩脱周厉王遗留的政治包袱，再次进入一个新的发展周期呢？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首先了解西周衰落的根本原因。西周建立之初，实力鼎盛，分封出去的诸侯基本上都是当年追随周文王和周武王打天下的王室宗亲和勋臣故旧，故而能够同心同德，众星拱月般紧密团结在中央政府的周围。
随着世代变迁，周天子和各诸侯国君之间，无论是战斗情谊还是血缘关系，都在不断地模糊和淡化；而且诸侯国统辖一方，各有各的利益追求，在进行自我身份认定时，一国之君的意味显然要浓于西周臣子的意味，要求他们再像祖辈那般保持对周王室的绝对忠诚，已没有了现实的政治基础。
所以，西周衰落是中央政府和诸侯国之间权利博弈的必然结果，这个趋势绝不是仅凭周宣王征服四夷就能轻易逆转的。更何况，用频繁发动对外战争这种刚烈激进的方法来治疗西周的陈年宿疾也不科学。
《三国演义》有个很精彩的片段叫“舌战群儒”，里面描述了这样一组对话。首先是吴国的张昭诘问诸葛亮：“刘备没有得到你之前，尚能割据城池，四处蹦跶，天下无不拭目而待；怎么得了你以后，反而弃新野，走樊城，败当阳，奔夏口，几无容身之地？先生你常以管仲乐毅自比，难道不觉得害臊吗？”
请看诸葛亮是怎么回答的。他说：“譬如人染沉疴，当先用糜粥以饮之，和药以服之；待其腑脏调和，形体渐安，然后用肉食以补之，猛药以治之：则病根尽去，人得全生也。若不待气脉和缓，便以猛药厚味，欲求安保，诚为难矣。”
那么周宣王接手的西周王朝，就如同是诸葛亮所说的沉疴病人，应当先慢慢地温和调理，待逐步恢复人体的各项基本生理机能后，再施以猛药厚味，促使其体质进一步提高。
倘若一开始就直接上人参和虎鞭之类的大补药材，病人要么会虚火攻心而死，要么就会莫名其妙地爆发出一股反常的生命力，如同打了鸡血似的活蹦乱跳一阵子，耗尽最后的一点精气后陷入重度昏迷。
因此对于周宣王而言，最佳的施政理念应该是先立德后树威。起初休养生息，培元固本，致力于发展工农业生产，重塑王室的道统形象，恢复对天下诸侯的影响力，然后再征讨敢于跳梁的异己分子。
只可惜，我们的这番真知灼见就像是黄健翔老师的足球评论一样，说得再好，也无法传递到场上教练兼主力队员周宣王的耳朵里，他依然还在专注地使用武力，肆意挥霍着周召共和积攒的那点可怜的资本。
《国语?周语》中有两段记述，就是通过臣子的劝谏，间接地批评了周宣王那种逐末弃本的思想。
有一年春天，周宣王不去籍田（又名“亲耕”，是上古时期流传下来的一种风俗，它要求天子亲自下到田野之中，象征性地进行耕作，以表示国家重视农桑，且有祈求风调雨顺之意）。
虢文公（西虢国国君）劝谏说：“国民的大事在于农耕，天帝的祭品靠它出产，民众的繁衍靠它生养，国事的供应靠它保障，和睦的局面由此形成，财物的增长由此奠基，强大的国力由此维持。所以圣贤认为，天子的要务在于注重农耕，不能让下属的官员干别的事而妨碍农务，应在春、夏、秋三季务农而在冬季演习武功，才有充足的财力和斗志应付战争，并受到神灵的护佑和民众的拥戴。现在您怎么可以不去籍田呢？”
周宣王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有一次，周宣王伐戎不利，就到抗戎一线的太原去料民（调查核实户口），以便为调整这一地区的赋税和兵役做好准备。
大夫仲山父劝谏说：“不要这样做。古代圣贤的君主不需料民就能知道百姓有多少，因为司民核计年老病死者，司商核计出生受姓者，司徒掌握能征调的兵员，司寇掌握受惩罚的罪犯，牧人之官管理从事畜牧的民数，百工之官管理从事手艺的人数，场人敛藏收获的谷物，廪人出纳需用的物资，因此百姓的多少、死生、出入、往来等数据都可以调阅卷宗得知。况且，在日常的政务活动中，圣贤的君主通过春、夏、秋三季的籍田和冬季的狩猎就可以熟悉了解百姓数目，现在又何必再去惊扰百姓呢？”
周宣王大概不属于仲山父所说的那种圣贤君主，平时的基础工作做得不细致、不深入，对于太原地区人口的数目心里没有底，所以最终还是坚持料了民。
这样的举动，和一个公司盲目扩大经营项目，贸然收购海外资产没什么区别，我相信，西周很快就会迎来资金链轰然断裂的那一天。
从周宣王三十一年起，惨淡的乌云开始笼罩在镐京的上空。公元前797年，周伐太原戎，失败；公元前792年，周伐条戎、奔戎，失败；公元前789年，周伐姜戎于千亩，惨败，“丧南国之师”。
接二连三的军事失利，是周宣王脱离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如果说这些失败的军事行动只是损害了周王室的肌肉和筋骨，那另外发生在公元前796年一次获胜的战争，则彻底动摇了周王室赖以统治天下的根本。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让周宣王赢得了战争却输了天下呢？
事情还得从公元前816年说起。这一年，周宣王迎来了一位无比尊贵的客人——鲁武公。这是自国人暴动26年以来，人们第一次在镐京看到了主动朝见周天子的大国诸侯。周王室此时的感觉，就好比久旷独居的男子，突然发现苍姐姐婷婷袅袅地推开房门走进来一样，那种发自肺腑的亢奋与自卑混合搅缠的复杂心情简直无法用笔墨描述。
当时，周宣王扫荡淮夷，征服了鲁国的心腹大患徐国，所以在鲁国眼中，周宣王还是相当风情万种的。于是鲁武公就按照周王室分封之初确定的礼仪，带着两个儿子来到镐京朝见周天子，其中大的是嫡长子括，小的是嫡次子戏。会见时，估计是公子戏的机灵劲儿很惹眼，周宣王一下子看上了他。
自己的儿子能获得天子青睐，这本来是个令人高兴的事，可鲁武公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因为周宣王并不是要把公子戏招为驸马，而是要把公子戏立为鲁国的世子，但周礼明文规定，只有嫡长子才有资格充当世子。
所以，到底是违抗君命立公子括为世子，还是违背法律立公子戏为世子，成了让鲁武公蛋疼的烦心事。
不高兴的人还有仲山父，他站出来告诫周宣王，这样做是废长立幼，不合礼法。你周天子执法而犯法，这不是诲淫诲盗么？倘若接下来有臣子犯法，你凭什么去管束人家？倘若有一个臣子犯法没有得到惩治，别的臣子岂不是会纷起而效尤吗？又假设，鲁武公抗命不遵，那你周天子要不要惩罚他？如果不惩罚，就会丧失天子的尊威；如果惩罚，那就是对礼法的公然践踏。
周宣王还是没有听从仲山父的劝阻，执意将姬戏立为鲁世子。
鲁武公回去之后不久就死了，遵照周宣王的旨意，公子戏继位为君，史称鲁懿公。
到了鲁懿公九年，也就是公元前807年，公子括的儿子伯御，因为忿恨于鲁懿公抢走了原属于他老爸的君位（从长远角度看，也可以说是属于他自己的君位），便发动政变刺死了鲁懿公，然后自立为鲁废公。
鲁废公的行为，虽然方式暴虐、目的狭隘，但不可否认客观上包涵了维护宗族传承制度的意义，而且事实上也获得了大多数国人的理解与支持。
可是这场变乱的始作俑者周宣王并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鲁懿公即便是个毒树之果，那也是周天子亲手种下的，哪轮到公子伯御有资格随随便便贴上个不合格产品标签？
周宣王当即发表外交声明，拒不承认公子伯御政权的合法性，并尽一切所能在诸侯国之间孤立公子伯御。全面封锁还不算，周宣王又于公元前796年出兵征伐鲁国，结果把公子伯御杀了，立鲁懿公的弟弟公子称做国君，史称鲁孝公。
粗暴干涉鲁国内政，是周宣王执政生涯中一个不可原谅的致命错误，他草率地将王权凌驾于礼仪之上，以为这样做就能显示中央政府的至高无上，恰恰证明了他依然没有摆脱其惯有的左倾机会主义的窠臼。
俗话说，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学好比登天还难，学坏却比坠地还容易。有了周宣王这么恶劣的示范效应，诸侯们都开始为了逞一己之私而逐渐显露出人性的暗面，周王室与各诸侯国历来敬若神明的精神契约和共同行为准则——周礼，也慢慢褪去圣洁的光彩，变得斑驳和市侩起来。
在一个天下诸侯日益离散的时代，失去了礼仪的庇护，我们愈加无法对西周王朝的未来保持乐观的期待。公元前782年，周宣王暴病而死，他最后一眼看到的江山，与六十年前映入眼帘的景象并没有多少改观，还是那样凋敝，那样的萎靡，叫人不禁唏嘘感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