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指到今，已经19年了，夏里宾也已长辞人世。我们共同走过马路的那一天永远值得我纪念。因为尽管那些马路如今大都已经变了样子，可是夏里宾的实用哲学，有好多次都解决了我的难题。
面对生活的困惑，25岁的“我”为了逃避房东的债，只得不停在外面走。这时候，“我”很迷惘，在这时我遇到了小时候一直很崇拜的歌唱家夏里宾先生。他叫出了“我”的名字并看出了窘迫，他要和“我”一起去他的旅馆。他的旅馆要走60个街口，而他说只有5个街口。走了很长时间，“我们”也不觉得疲惫，因为“我们”是以5个街口为一目标，5个街口为一个风景。所以，最终达到夏里宾居住的旅馆时并不觉得远。生活中我们经常不满足于现状，认为别人怎么怎么了，别人买车、买房子、还有存款。我们不光拿自己和别人比，还拿自己和自己的未来比。比是好的。就像弹簧一样，有个弹力范围。所以我们的目标“5个街口”正是在弹力范围之内，在弹力范围内我们可以无限地延伸。一旦超过范围，你永远也弹不起来了。能给予就不贫穷教师节那天，一大群孩子争着给他送来了鲜花，卡片，千纸鹤……一张张小脸蛋洋溢着快乐，好像过节的不是老师倒是他们。
一张用硬纸做成的礼物很特别，硬纸板上画着一双鞋。看得出纸是自己剪的——周边很粗糙，图是自己画的——图形很不规则，颜色是自己涂的——花花绿绿的，老师能穿这么花的鞋吗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老师，这双皮鞋送给你穿。”看看署名像是一个女孩——这个班级他刚接手，一切都还不是很熟，从开学到教师节，也就十天。
他把“鞋”认真地收起来，“礼轻情义重”啊节日很快就过去了，一天他在批改作文的时候，看到了这个女同学送他这双“鞋”的理由。
“别人都穿着皮鞋，老师穿的是布鞋，老师肯定很穷，我做了一双很漂亮的鞋子给他，不过那鞋不能穿，是画在纸上的，我希望将来老师能穿上真正的皮鞋。我没有钱，我有钱一定会买一双真皮鞋给老师穿的。”
这是一个不足10岁的小姑娘的心愿，他的心为之一动。但是，她怎么知道穿布鞋是穷人的标志他想问问她。
这是一个很明净的女孩子，一双眼睛清澈得没有任何杂质。当她站到他面前的时候，他似乎找到了答案。
他看见了她正穿着一双方口布鞋，鞋的周边开了花，这双布鞋显然与他脚上的这双布鞋不一样。
于是有了下面的问话。
“爸爸在哪里上班？”
“爸爸在家，下岗了。”
“妈妈呢？”
“不知道……走了。”
他再一次看了她脚上的布鞋，那一双开了花的布鞋。
他从抽屉里拿出那双“鞋”来。这时他感受出这双鞋的分量。
她问：“老师你家里也穷吗？”他说：“老师家里不穷。你家里也不穷。”
“同学都说我家里穷。”她说。
他说：“你家里不穷，你很富有，你知道关心别人，送了那么好的礼物给老师。老师很高兴，你高兴吗？”
她笑了。
“和老师穿一样的鞋子，高兴吗？”
她用力地点点头。
他带着她来到教室，他问大家老师为什么穿布鞋呢？有的同学说，好看。有的说，透气，因为自己的奶奶也穿布鞋。有的同学说健身，因为自己的爷爷打拳的时候都穿布鞋。很奇怪没有人说他穷。他说穿布鞋是一种风格，透气，舒适，有益健康。
后来这位老师告诉同学们，脚上穿着布鞋心里却装着别人，是最让老师感到幸福的！只有富有的人才能给予别人，才能给予别人幸福，能给予就不贫穷。
能给予就不贫穷，这句话一直让我回味。
社会上有一部分人，大肆挥霍、自私、心中从来不装有别人，在公交车上从来不让座、买车票从来不排队，任意践踏花草树木……这一部分人有个明显特征就是自己的快乐是建立在别人的利益之上。他们从来没有设身处地去想想别人，所以，这一部分是“穷人”，这样的“穷人”才有明显的标志。而穿布鞋、脸上有泥土、衣服破旧，那不是穷人的标志，这一部分的人从来都是没有标志的。因为他们善良、淳朴，心中时刻装着别人，即使是个10岁的小女孩她也知道把皮鞋送给老师穿。所以，这一部分人特别富有。他们不但不是穷人。而且还很高尚。普天之下，唯有给予最伟大，唯有“穷人”最可悲。雪泥那年我18岁，在外读书。
那个冬季，很冷。我顺着一条被雪封了的路扎入冬天的黄昏。
坐火车、乘汽车、走山路，一路上家在亲情弦丝的想念里颤出强音。待我被雪镀成玉人回到那几间土房时，看到的不是母亲的微笑，而是从谷雨到白露，经历过梅雨和早霜的憔悴的母亲。
劳累只是一部分，可怕的是母亲病了。卧在火炕上，母亲失去了忙碌的英气，她病恹恹地躺在那里，人一点点地瘦干下去。我守在她身边，无助地忙着，从厨房到卧室，从火炕到窗外，一切景物都让严霜打成栗子色。我在熬中药走神时常常看到房檐脆弱的黄土泥挂着灰灰暗暗。没有笑声的沉重中每走一步脚下都粘着一团胶，一碗碗的中药喝下去，母亲仍不见好，我的希望被一丝丝掐断，我快要支持不住了。
在一个天寒地冻的日子，我哭泣着套上马车，哭泣着将母亲从火炕上扶起来，哭泣着将她放到马车上。甩鞭打马时，我回头望了望束手无策的父亲，除了敢用锄头修理地球外什么都干不成的父亲，我忽然没有了眼泪。
医生说需要开刀，开刀需要钱。亲戚们陆续来了，我挺着才满18岁的肩膀，一边给母亲办理入院手续，一边东奔西走地借钱。
借钱的路是一条测量寒冷的路。我单薄的心脏已经被几片风雪穿透，我麻木地奔波于亲戚家，几十家瓜扯瓜、蔓扯蔓的并不太富裕的亲戚家。千恩万谢，30元到50元不等的纸币，奔波，诉说，这条路真长。用这样的数目去凑够2000元的住院押金，我没有多少信心。
雪飘出一地心碎的荧光。
母亲在我每次匆匆从急诊室里面那没有暖气的病房出去时总带着歉意的神色瞅着我。我每一次出走，面对门外如刀似剑的风时，枉为人儿不能使母亲及时住进温暖舒适的病房的负疚感往往催得我泪如雨下。
踏在雪上，借钱仍是一条长路。
寂寥与焦灼停泊在每个夜深处，默默无声地休息几小时，天空发白再踏上更远一点儿的借钱路。
终于，那双厚毡底的棉鞋在郊外泥泞的雪地上身首分家了。我光着脚板，在没人时单腿蹦，有人时缓行，好不容易走到城里的一个修鞋摊前。
我乞怜般地蹲在地上，寒风尖啸，满眼都是旧风景，日暮途穷，夕阳正红灿灿的从天边一点点地染过去。我不再感到寒冷，一日的奔波，徒劳的萦绕，我的心被风寒冻得快要死了。
修鞋的面无表情地瞅瞅我，扔给我一个羊皮筒，我将脚放进去，脚上渐渐地攒了一点儿温度。他没言声地剪皮子，穿透鞋引线，动作简直到艺术的地步，我从他的憔悴中感到自己落叶般的憔悴，他每穿一次针的认真都像黑暗河里的光亮，在河水的深处，给人一种亲切的抚慰。
几分钟后，他又冷漠地扔给我：“去吧，小伙子，注意保护好走路的家伙，你要走的路长着呢。”我站起身，不好意思地说：“师傅，我……没带钱。”师傅只是淡淡地说：“你走吧！”我这张道了千万遍“谢谢”的口一时道不出“谢谢”二字，我在街拐口回望修鞋人时，感觉他像瘦骨嶙峋的竹子，装了满满的一腔人情味，我感觉有力量自脚下生起。
我踏进冰冷冷的病房，姐姐正在给母亲喂饭，厚厚的羊皮袄盖在母亲身上，有点儿像兰州黄河边的黄河母亲像。整间屋子只有床突兀着，四壁嵌着一种惨淡的白色。出于母性的敏感，母亲一下就瞅到了我的一脸灰色，母亲哭起来：“我不治了，咱们明天坐车回去。”母亲是个刚强好胜的妇女，哭着就硬生生地坐起来，过分的激动使她晕了过去。
第二天早晨，我到检验科的窗下和一位急需血液的病人家属艰难地讨价还价，最后以80元/100cc的价钱卖了400cc血。钱到手了，2000元已经凑够了，我捏着刚从银行提出来的崭新票子时真想一溜烟跑到母亲身边，但理智随即告诉我心细的母亲马上就会知道钱的来历。我踏进泥泞的雪泥中，故意将鞋弄得很脏。
会诊、开刀，住进暧气四溢的病房，我脚下发软，耳鸣，但是心里高兴。母亲正从苍白一点点地走向血色。万岁，金钱与爱比起来又算什么输液，当医生告诉我钱不够时我再次伸出胳膊，这次卖血我感到自己像在亲情的火焰中，而针头像弦，正将母亲的生命一点点地演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