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辈子都在土地上辛勤劳作的父亲，在水生临出门打工之前，带着儿子收割了最后一次水稻。这看似平常的事情，其实饱含着父亲对儿子的良苦用心。父亲是用收获水稻这件事委婉地告诉儿子一个道理——不管是在地里干活儿，还是在工厂打工，都要踏踏实实，尽心尽力。水生显然是明白了父亲的意思。而且在第一次考验面前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负责招聘的人说的一句话让我难忘，他说水生有农民本色。其实我觉得这种本色。不仅是农民的本色，这是做人的本色，有了这种本色，你就会在傍晚的夕阳里看见金黄色的稻谷，看见自己像稻谷一样灿烂的人生。
父亲的角色有这样一位父亲，他是一所重点大学中文系的教授。
他刚3岁半的儿子得了病，经医院检查后，孩子患的是一种严重的肾病，不久，肾病又转为严重的尿毒症，孩子的生命危在旦夕。
第一次动手术，需要各项费用6万元。这还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那时，他的工资是每月二百多元。
为了给孩子治病，他在教学之余，买了一辆二手三轮小货车，趁星期天的时候，到冷饮市场批发一些冰棍，然后在校园里四处叫卖。
毕竟做了大半辈子的文化人，而今要与集市里“引车卖浆者”一样沿路卖冰棍，心头不免有点斯文扫地的疙瘩，每当熟悉的同事或学生走来时，他都羞得直想钻地缝。
更让人难堪的是，他还常被一些不知情的群众误解。
有一次，一位年轻的母亲领着孩子在他那儿买了根冰棍，在转身离去时，那年轻的女人对孩子说：“你若不好好读书，将来就会像他一样，只能卖冰棍！”听了这样的话，他的心里一阵阵绞痛，但为了给孩子治病，他不得不抛弃文化人的清高，忍受和适应这种小贩生活。
第一个月下来，他挣的钱相当于他一年的工资，可以支付儿子半个月的透析费了。他终于看到了一线曙光，那是儿子生的希望啊。后来，他干脆提前离休，在校园里开了一家小卖部。
他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像老燕为雏燕衔泥做窝一样，用自己的辛劳，为身患绝症的儿子垒起了一道生命的防护墙。如今，他已年逾古稀，为儿子操劳得两鬓霜白，背脊弯曲。由于过度劳累，自己也落下了一身病。近二十年来，他为儿子的病花去了各种治疗费用共计150万元。这些钱，除了他那微薄的离休工资外，都是他卖冰棍一元一元吆喝出来的。
和他儿子得同样病的许多病友，都先后去世了，唯有他儿子，还活得好好的，如今都大学毕业了。
连主治医生都不得不惊叹这是一个奇迹。而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个奇迹是这位父亲用常人难以企及的毅力和决心创造的。
当记者采访这位父亲，问他从一所重点大学里一位堂堂正正的教授，沦落到一个如同贩夫走卒的小店主，内心有何感受时，他只轻描淡写地对记者说了这样一句话：我只是在尽一个做父亲的责任。面对孩子，我的身份已经无足轻重了，即便我不是一个所谓的知识分子，而只是肩扛锄头的一介莽夫，在孩子生病后，命运只赋予了我一个角色——那就是父亲。
在他眼里，父亲这角色，不需要过多华丽的言语去粉饰，有的，只是无怨无悔、无欲无求的付出。
很多人头戴各种桂冠——教授、工程师、作家、科学家、硕士、博士、演员、歌唱家……这些光彩熠熠的身份象征着他们崇高的社会地位；和这些光彩熠熠的身份相对应的，还有民工、清洁工、保姆、护工等，这些人头顶这些卑微渺小的身份曰出而作、日落而息。可是不管是教授也好民工也罢，当他们在自己的父母面前只有一个身份：儿子；而在自己的儿子面前，他们只有一个身份：父亲。光彩熠熠或者卑微渺小已经显得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作为儿子或者作为父亲的责任——无怨无悔、无欲无求地付出。所以，为了拯救儿子，当那位堂堂大学教授放弃自己高贵的身份沦为小贩时，我们不要惊讶，作为一位合格的父亲，他唯有这样才能尽到一名父亲的责任当年，父亲为我而跪自从我步入这所重点高中的大门，我就承认我不是个好学生。我来自农村，但我却以此为辱，整天和班里几个家住城市的花花公子混在一起，一起旷课，一起打桌球，一起看录像，一起追女孩子……我忘记了我的父母都是农民，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多交了3200元钱的自费生，忘记了自己的理想，忘记了父亲的期盼；只知道在浑浑噩噩中无情地吮吸着父母的血汗。
那年夏天的一个夜晚，夜色很黑。光头、狗熊和我趁着别人在上晚自习时，又一次逃出了校门，窜进了街上的录像厅内。当我们哈欠连天地从录像厅里钻出来时，已是黎明时分，东方的天际已微微露出了亮色。我们几个人像幽灵一样在校门口徘徊，狗熊说：“涛子，大门锁住了，政教处的李处长今天值班，要不翻院墙，咱上操前就进不去了！”“那就翻吧，还犹豫个啥呀！”我回答道。
光头和狗熊在底下托着我，我使劲抠住围墙顶部的砖，头顶上的树叶在风的吹拂下哗啦啦地响，院内很黑，隐隐约约闻到一股臭气。我估计这地方大约是厕所，咬了咬牙，纵身跳了下去。
“谁？”一个人从便池上站起来，同时一束明亮的手电光照在我的脸上。唉呀！正是政教处的李处长，我吓得魂飞魄散，一屁股坐在地上。
第二天，在政教处蹲了一上午的我被通知回家喊家长。我清楚地知道，一个平素对学生要求甚严的重点高中让学生回家意味着什么。我哪敢回家，哪敢面对我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双亲在极度惊恐不安中，我想起来有一位我叫表嫂的远房亲戚，她与政教处一位姓方的教师是同学。我想通过她的关系，能将此事“和平解决”。
次日上午，我失魂落魄地躺在宿舍里。我已经被吓傻了，学校要开除我的消息让我五雷轰顶。我脑子里一直在想：“我被开除了，怎么办，怎么办，我该怎样跟父母说，我还怎样有脸回到家……”这时，门“吱”一声响，我漠然地抬头望去，啊，父亲，是父亲站在我面前！他依旧穿着我穿旧的那件破旧的灰夹克，脚上的一双解放鞋沾满了黄泥——他一定跑了很远很远的山路。
父亲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默默地看着我。我看出来了，那目光中包含了多少失望、多少辛酸，多少无奈、多少气愤，还有太多太多的无助……表嫂随着父亲和我来到了方老师家里。我得到了确切的消息：鉴于我平时的表现，学校已决定将我开除。他们决不允许重点高中的学生竟然夜晚溜出去看黄色录像！已是傍晚，方老师留表嫂在家里吃饭。人家和表嫂是同学，而我们却什么也不是。于是，我和父亲就跌跌撞撞走下了楼。
父亲坐在楼下的一块石板上喘着气。这飞来的横祸已将他击垮，他彻底绝望了。他把一生的希望都寄托在他的儿子身上，渴望儿子能一日成龙，然而，儿子却连一条虫都不是……想起父亲一天滴水未进，我买了两块钱的烙馍递给父亲。父亲看了看，撕下大半给我。自己艰难地咽下那一小块——脸上的青筋一条条绽出。那一刻，我哭了，无声地哭了，眼泪流过我的腮边，流过我的胸膛，流过我的心头。
晚上，父亲和我挤在宿舍的床上。窗外哗啦啦一片雨声。半夜，一阵十分压抑的哭声把我惊醒，我坐起来，看见父亲把头埋进被子里，肩膀剧烈地耸动着。天哪，那压抑的哭声在凄厉的夜雨声中如此绝望，如此凄凉……我的泪，又一次流了下来。
早晨，父亲的眼睛通红。一夜之间，他苍老了许多。像作出重大决定似的，他对我说：“儿啊，一会儿去李处长那里，爹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你能不能上学，就在这一次啦。”说着，爹的声音哽咽了，我的眼里，也有一层雾慢慢升起来。
当我和父亲到李处长家里时，他很不耐烦：“哎哎哎，你家的好学生学校管不了了，你带回家吧，学校不要这种学生！”父亲脸上带着谦卑的笑容，说他如何受苦受难供养这个学生，说他在外多苦多累，说他从小所经受的磨难……李处长也慢慢动了感情，指着我：“你看看，先不说你对不对得起学校，对不对得起老师，你连你父亲都对不起呀！”
就在我羞愧地低着头时，突然父亲扬起巴掌，对我脸上就是一记耳光。这耳光来得太突然，我被打蒙了，我捂住脸看着父亲。父亲又一脚踹在我的腿上：“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给我跪下！”我没有跪，而是倔犟而愤怒地望着父亲。
这时，我清楚地看到了那惊人的一幕：我那50多岁的父亲，向30多岁的李处长，缓缓地跪了下来……我亲爱的父亲呀，当年你被打成黑五类分子，你对我说你没有跪；你曾一路讨饭到河北，你对我说你也没有跪；你因为儿子上学借债被债主打得头破血流，你仍然没有跪！而今天，我不屈的父亲呀，你为了儿子的学业，为了儿子的前途，你跪了下来我“扑通”一声跪倒在父亲面前，父亲搂着我，我们父子俩哭声连在一起……两年后，我以752分的成绩，考入华中师范大学，在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我跪在父亲面前，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响头。
相信谁都有过这么一段时间：叛逆、桀骜、放任、躁动不安……这是进入青春期的标志，这是年轻的力量在反叛、在捣乱。上帝是很公平的，在让一个生命进行到最最美好的时刻，也给了它一个慌乱而控制不了的伙伴。”我”和一帮像“我”这样的同学旷课、疯玩儿，甚至半夜去看黄色录像。翻墙回学校。
如此看来，我们要感谢那个凑巧的夜晚，李处长在便池上碰上了“我”，于是，“我”的人生轨迹才有了转变的可能。当然，在这十字路口，是父亲的“惊人一跪”把“我”推向了正确的方向。父亲用50多岁的膝盖跪30多岁的李处长，垫着的是“我”的心灵。
让人欣慰的是，“我”除了醒悟，还学会了感恩，所以，我们看到了：“在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我跪在父亲面前，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响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