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去春来，草草过了个年。“短缺经济”时期的春节要啥没啥，过个年能给孩子们吃一顿白面馒头，饭菜里见到一点肉星星，再给每人分得几块水果糖，几粒花生豆，巳经够体面的了。
过完年，曾源仍去安置办公室上班，中心任务是积极做安置本年度新的一批城市知青的到来，任务相当繁重，好在有了去年做好安置工作的实践经验，驾轻就熟，遇事能拿出相应的对策。
开始一段时间，曾源和他的伙伴们主要是忙于下基层，检查各单位对安置工作在思想上、组织上和物质方面的落实情况，督促其加强薄弱环节，接下来是组织人员分期分批去火车站迎接新战友的到来，然后马不停蹄地到各连检査新同志的思想情绪、吃住情况和安全问题，直到各方面的工作基本就绪。
在这之后的月余时间里，曾源一直在轮番下基层，帮助有关连队搞好宣传教育工作，掌握思想动态，了解好人好事并及时撰写“情况通报”和通讯报道稿件，直到5月下旬才算告一段落。
曾源回到机关，写了一份“安置工作小结”，向党委做了汇报。党委在讨论进一步做好知青工作时，党委常委、团长杨光远说目前全团职工已达到4人左右，其中知青占了79人以上，我建议团里办一份油印小报，宣传党的政策，交流工作经验，表彰好人好事。”委员们一致同意他的意见。党委最后做出决定：小报取名《拓荒报》，由曾源任主编，再从机关和基层选调二到四名政治思想好、笔下利索的知青负责采访、组稿和刻版印刷等工作。要求时间要抓紧，工作要做细，务必在“七一”发刊。
曾源在筹办小报的过程中，有机会较多地接触机关上的方方面面，使他意外地发现了一个问题：政治处与司令部和后勤人员之间互相戒备，关系紧张，人们的思想上仿佛有一种无名的压抑，使曾源感到茫然和困惑，百思不得其解。
曾源私下向妻子许如蕙问及此事，许如蕙说：去年冬天团部搞“点上社教”（不论是否进行过“点上社教”，各单位都要结合当前形势进行一段时间的“点上社教”），我们的叶曼玲校长和财务上的几个人一道查了行政管理员（属行政科）的账，査出他给杨光远团长的爱人石敏送了两斤棉花。叶校长说这是“重犯‘四不清’错误”，是“大是大非问题”。政治处的人赞成叶校长的观点，可司令部和后勤的好些人不那么看，只是敢怒而不敢言。两下里就那么顶着，谁也不服谁。她又说我在学校里成天忙得不可开交，放了学又忙着照料三个孩子，没工夫去打问这些事情，再说咱们也不是党员，不好打问明白，这事你抽空找汪继丰谈谈，他一直在政治处工作，他一定知道底细隔天下午机关劳动，任务是给机关麦田浇灌最后一轮苗水。当地有个说法叫做“头水浅，二水满，三水、四水洗个脸”。此时正值浇第四轮苗水，工作量不大，干渠里的水也充足，三个小时左右就把该浇的地浇完了，许多人陆续收工回家。曾源走到汪继丰身边说还不到下班时间，咱们抽抽烟，歇会儿再回。”汪继丰同意了。
两人来到水渠上的柳荫枝下，把铁锨放在地上，曾源从口袋里掏出旱烟包和裁好的小纸条，各人自卷一只喇叭头的烟卷，慢悠悠地抽着，一面交谈着一些感兴趣的问题：话题从国际、国内、连队、机关，想起啥说啥。谈到当前机关的情况时，曾源将自己心中的疑团提了出来继丰，你说咱们机关上咋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不正常，有的人说话说半句留半句，有的人见了面横眉竖眼的，我们司令部、后勤这边的人和你们政治处的人关系很不正常，好多事情都尿不到一个壶里，过去可不是这样呀？”
汪继丰半晌没吱声，只是闷着头吸烟。
“你说话呀，事情总有个来龙去脉嘛。”曾源急不可待地催促。
“不是不愿说，而是不好说。”汪继丰使劲捻灭烟蒂。看来他在头脑里理出个头绪了，“这事情还得从去年冬天机关‘点上社教’说起，事情的根由还出在咱们的老同学那里。”
“你是说贾成龙还是叶曼玲？”
“都有关系，我先说说叶校长方面吧！”
“怎么？她管她的学校，机关里的事与她何干？”
“你大概还不知道团机关的一些人背地里把叶曼玲叫‘副政委’，说她是李书记的‘情报员’，是机关政治气候的‘晴雨表’。她是机关团支部书记，又有人授命于她。”
“愿闻其详。”
汪继丰说：“前年‘点上社教’结束时，团机关就发展了叶曼玲一名党员，机关里的许多人都不服气，可她是党委书记的老婆，又有政治处的几位实权人物保驾护航，别人有意见管屁用。”
“她这人还是那爱出风头。”曾源摇了摇头，继续问4点上社教’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两斤棉花问题。”汪继丰脱口而出。
“两斤棉花咋了？这事我听许如蕙说起过，详细情况她也说不清楚。”曾源迟疑地望着汪继丰。
“本来不是个大问题，更何况情节上还有大的出人，有人更是小题大作嘛。”
汪继丰从头到尾详述了事情的原委：“去年冬天搞‘点上社教’是师党委决定的。师党委指示各团场不论是否搞过‘点上社教’’都要进行‘四清补课’，也叫‘面上社教’。当时设在政治处的社教办公室派团机关团支部书记叶曼玲带了两名财务科的记账员査了行政管理员孙某某的账，账上有‘送两斤棉花给石敏’的记录。
“石敏是团长杨光远的老婆，在后勤财务科任劳动工资助理员，她还是机关党支部的支部委员之一。去年初冬季节，支委会研究职工越冬补助问题时，有人提议：石敏的小儿子还不到三岁，常尿床，缝制棉衣棉裤等棉花短缺（当时棉花凭票供应），拟给其救济两斤棉花。会上一致通过，但石敏拒而不收，说是应将棉花发给更困难的同志。行政管理员根据支委会的决议将棉花送到石敏家，即被石敏立即退了回来。这事实际上未构成事实。叶曼玲査账中翻出这笔已了结的旧账，硬说是新查出‘四不清’问题，后被团社教办公室所认同，列为‘大是大非问题’，问题便大大地复杂化了。”
汪继丰说你想想，两斤棉花的背后牵扯到政委、团长的老婆，这是是非非，谁能说得清，谁又愿意去说清？”
“噢！”曾源皱了皱眉头，若有所悟。两人的交谈到此为止，各自静观事态的发展。
从后来曾源所观察和了解到的情况看，“两斤棉花问题”的矛盾愈来愈尖锐化，复杂化，是叶曼玲和政治处贾成龙等人私心膨胀的结果，骨子里还是叶曼玲要同石敏较劲，争个高下。
叶曼玲和石敏都是三十出头年纪，都属于长得好看的女人，但她们的脾气、性格却是迥然不同：叶曼玲爱虚荣，好出风头’又是小肚鸡肠，爰斤斤计较，与别人争个高下；石敏为人大度也较随和，善于团结人，她工作麻利，处事公道，故在群众中有较高的威信。对此情景，身处“第一夫人”尊位的叶曼玲耿耿于怀，却又无可奈何。
社教办公室是团党委领导全团社教运动的办事机构，设在政治处，由保卫科长左德恒任主任，具体拿事儿的是贾成龙。贾成龙对团长杨光远宿怨已久，常怀报复之心。有一次贾成龙奉命以党委的名义起草了一份有关基建问题的请示报告，粗制滥造，未按党委决议精神办事，受到分管基建的常委杨光远的严厉批评，贾成龙忌恨在心。贾成龙在政治处分管干部工作，遇到干部调配中涉及其家属安置（多为农工〕，要与负责劳动工资的石敏打交道，贾成龙常常坚持要按自己的意见办，石敏则多次抵制他的不合理要求。去年冬天，团里根据上级指示精神，要在知青中选调一批人到当地卫校培训三个月，结业后分到缺额单位当卫生员。贾成龙利用职权将自己的老婆和左德恒的老婆作为“知青”硬塞在培训名单上上报，石敏坚决不同意，顶着不办。后来还是“一把手”李士奎出于某种动机点了头，让贾、左二人如愿以偿。因此，贾成龙对杨光远、石敏夫妇忌恨有加，常怀抱复之心，在这个对立格局中又把左德恒牵了进来。
“两斤棉花问题”的核心矛头指向杨光远。
一段时间来，曾源的母亲和小女儿晴晴都生了病，曾源夫妇整天忙得不可开交。照顾老、小病人和一日三餐，夫妻双双一起动手，许如蕙在学校里上课，带学生忙得连轴转，回到家中还要照顾两个小男孩。曾源白天上班，晚上还要加班写材料（《真相》初稿仅完成1/3）。夫妻俩成天都忙得筋疲力尽，躺在炕上很难醒过来，就在11月3日子夜时分母亲竟撒手人寰，倏然逝去。
这天黎明时分，睡在奶奶身旁四岁半的大儿子明明忽然尖叫一声“奶奶”，接着哇哇地哭了起来：奶奶巳经没有知觉了。
许如蕙睡梦中被孩子的哭声惊醒，急忙披衣下床走过去一摸：天哪！奶奶的身子已经冰凉了……“妈妈呀！”
“奶奶呀！”
全家人哭成一团。可惜妹妹曾红随本校红卫兵去外地串连，未能见到母亲生前的最后一面。
从元月初到7月中旬，夏收开始前，团机关的“斗争运动”进行了一个半月。开始一个阶段，由于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高涨，揭发出机关个别职工的错误言论并初步揭发了团党委的一些问题，团机关党总支书记高强因“思想右倾”被免职，改由左德恒任书记。
正当运动逐步深人之际，以叶曼玲为首的一些人大张旗鼓地抛出“两斤棉花问题”，说：“这是四清与四不清问题，大是大非问题，两条道路斗争问题。”对于此举，“点上社教”期间与叶曼玲一起查过账的同志，计财科记账员范某某等提出不同意见，这本是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但却招来文革运动办公室方面操纵的一些人的围攻。近一个月时间内，“两斤棉花问题”，几乎成了机关“文化大革命”的中心议题。文革运动办公室主任左德恒和贾成龙等利用职权，采取各种形式给群众“定调子”、“划框框”，诱导群众按“两斤棉花”的渠道写大字报“揭发批判。”当时，机关上计财科、生产科的几名共青团员写出了《两斤棉花问题是导火索又是绊脚石》等大字报，都遭到“权威”们的压制，有的被“个别谈话”，有的在组织生活会上受到批评。
局面何至于此呢？其实质是以“两斤棉花问题”之名施“金蝉脱壳”和转移目标之实。后来党委书记李士奎在他的“自我检査”中曾承认：在“两斤棉花问题”上“我有私心杂念”。领导干部怕字当头，不敢引火烧身，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反而采取包办代替，压制群众运动的办法，因而使这一段的机关“文化大革命”被搞得冷冷清清，“舆论一致”，群众有话不敢说。
学校里绝大多数教职员工都是叶曼玲观点的拥护者，其中一男一女两位老师，调来学校前都是青年连队的班长，“先进工作者”，调来学校后，仍当做骨干使用。叶曼玲抓住二人入党心切的心理乱许愿，驱使其在“两斤棉花问题”之争中“冲锋陷阵”，发言批判，写大字报都是争先恐后，受到团文革运动办公室的“权威”们的赞赏。
学校里的“持不同政见者”只有马春华、艾冬梅和许如蕙三人。马春华来自河北老解放区，她是跟随其在省机关某单位任职的兄长来兰州上学时，响应党的号召来到农建师作“知青”的，她年约二十一二岁，长相清俊，身材修长，落落大方。当时她既无恋爱、婚姻问题的干扰，又无“家庭出身不好”的压力’加之胸怀坦荡，心直口快，常与叶曼玲当面争执，无所顾忌。艾冬梅来自陕北老红军家庭，根正苗红，有一副火辣辣的性格，一向疾恶如仇，无所畏惧，她之所以常常引而不发，只怕捅出乱子，殃及背着“家庭出身不好”包袱的丈夫汪继丰。她对“两斤棉花问题”之争一直持否定态度。剩下许如蕙胆子小，性格内向，又不善言词，她与马春华的关系好是因为二人同在一个班级任教：马春华教语文、许如蕙教数学，两人搭挡两年多，挺合得来。许如蕙同艾冬梅的关系则是因为丈夫曾源与汪继丰多年的深厚友谊，故而很快成为知心的朋友，平时上班和放学回家的路上’两人常常结伴而行。许如蕙口讷少语，但她与马、艾二人在一起时也敢于亮出自己的观点，毫不含糊地说她是马春华和艾冬梅的坚定的盟友。
曾源对“两斤棉花问题”之争，一直未介入，这倒不是怕招来什么恶果，而是由于“点上社教”时自己在外执行任务。对这个问题的真相，仍然吃不透、拿不准，又考虑到自己参加社教运动多年，自觉与不自觉地形成某种思维定势，面对新形势、新事物难以把握。自己应当不轻信、不盲从，加强学习，独立思考。有了这个念头，他对“两斤棉花问题”之争，一直未表态，也未写过一张大字报，而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投人筹备“办报”。
筹备工作基本就绪，经报请主管财务的团长杨光远批准，购得新油印机一台，连带钢板、蜡纸、油墨、纸张等一应齐备。
从机关和连队借调的人选也陆续到齐。其中有两男两女：青岛籍和天津籍各占一半，青岛女知青肖玉玲，上过两年大学，年约二十一二岁，生得端庄、文静，写的一笔好字，专事刻写蜡版。天津男知青刘学汉负责插画，写美术字，兼管通讯联络工作。青岛男知青梁玉泉，在连里是个文艺骨干，说拉弹唱都能来几下，尤其工于写诗，编小歌剧，调他来作通讯员，任务是跑基层，采写一些用文艺形式反映军垦生活的稿件。另一名天津女知青叫贺小露，名字报上来了人还未报到。“报社”要开一次全体人员会议，单缺她一个，曾源已经急不可耐了，正打算找个人去她所在单位催促她速来报到，她却在下午快下班的时候推门而人。
“哪一位是老曾同志？”进门来的“不速之客”是梳羊角辫儿的“小不点儿”，两只好看的大眼睛，露着几分聪明几分淘气。她看上去只有十五六岁年纪，小荷才露尖尖角，花季少女总是讨人喜欢。
也许是这个小女孩进门来直呼曾秘书为“老曾”’有点那个，“报社”的其他几位知青不禁窃窃私语起来。
曾源请贺小露坐在一把椅子上，向她介绍了“报社”的伙伴们和当前的工作任务，问她有什么意见？
“还真像模像样呢，比我们在连队办黑板报阔多了。”看得出来她对新的工作任务挺感兴趣。她不像一般女孩子见了生人怯场、羞涩，而是从容不迫，机智中带着几分调皮。
经过几天的交往，曾源从贺小露的言谈举止和她所在连队传来的只言片语中得知这个女孩虽然只上过初中二年级，但她特别聪明伶俐，笔下、嘴上都还有些工夫，只是生活中有些不拘小节，嘴馋、手痒，同伴们家里寄来的好吃头和尼龙袜子、小手絹等用品，她常常顺手牵羊，据为己有。好处是她自己有了好玩艺儿，她也慷慨地拿出来，“门户开放利益均沾”。倘若有哪一位同伴站出来与她理论，她那伶牙利嘴，机关枪似的，让别人难以招架。因此缘故，班里的姐妹们对这个小妹妹又爱又气，给她起了个绰号，叫她“不熟的葡萄”又甜又酸。这次将她调来“报社”，是连里同志有意推荐，让她“有钢使在刀刃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