估计这样问几次之后，季康子也不来问了。所有问题都是我错。这里也不能一味怪罪季康子，以及从前的各届季孙等三桓家族掌门人，在分封制和贵族政治下，作为家族掌门人而同时为国家的卿，他们本身也负有家族发展的“天职”，不扩大家族的封地地盘、民众数量、财富、国家中的权力份额，就不能保家宜室，乃至求家族永远富贵繁达。卿家族在争卿家族的发展权和发展空间，君族在争君族的对国家的支配权，这本是君族与卿家族的这种多家族联合体执政的政治模式，所注定的君与臣的竞争，这和未来的皇权时代的大臣贪污图私，还有不同。卿和国君间的竞争，属于股东间的竞争，而未来的臣子贪污受贿，在皇帝看来，则是来打工的，偷了我的公司的钱。
孔子，不过是希望君--卿--大夫--士之间，有个良好的股东治理模式，即好的等级秩序，不要恶劣竞争，以下陵上，以及像孔文子那样，卿和卿之间互相火并地掐，虽然这正是春秋后期的残酷现实。各国被打跑的国君，打跑的卿（被别的卿打跑），那好比小陨石一样，在天际乱转。
客观来讲，孔子在试图让这个变态的局面恢复既有的曾经的和谐，但他实际上在不知不觉地为整个不可收拾的贵族政治挖坟。也就是说，他培养的那一大帮徒弟，以及随后因此不断教育激发起来的平民出身的人将在战国时代，受了知识的武装，获得了力量，于是起来，整个把贵族政治掩埋，没有恢复孔子理想和期望的从前的好秩序，而是干脆全部灭绝，形成的是皇权及皇权治理下的平民官僚治国的，类似秦汉的模式--而战国正是这一过度时期。
孔子首开办私学的风气，让知识走向平民，是推动这一社会架构变化的一个驱动力吧，不然，这个已经无法救治的贵族政治体系，也确实不知该如何收场了。当然，这不是孔子的初衷。而孔子后进的儒者，则顺应皇权＋平民官僚的治理模式，把孔老师的学说，做了改变，无限加强其崇君的成分，把孔子的追求等级秩序和谐，变成追求君主集权下的君对臣的绝对权威（所谓“君臣大义”），把孔子为实现其目的而强调的两个手段--仁和礼，变成了适用追求君主集权政治下的等级秩序的忠和礼。这种变化，也是必然，如果贵族政治必须终止和葬送的话。不可能想象和指望，孔子所希望恢复良好的贵族政治都结束了，孔子的学说还百分百纯净原版地传用下去。
不说这么多了，孔子最终在鲁国也没有再被季肥授予官职，孔子本人也不去求再出仕。
孔子于是开始专心治学和招生，他帮着鲁国乐师，把鲁国已经搞得错误百端的乐，给恢复了正确，各种篇章在什么时候和场合下该怎么演，都各得其所。那时的《诗》有三千多篇，孔子进行筛选，把主题思想有助于礼义的给保留下来，删减成三百零五篇，以为《诗经》。所以这些诗，也都体现了政治之道，后代儒者就来回揣摩，大着胆子胡乱解释这些诗的各自的寓意，简直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并且是朝着有利于君主专制的方向去解释。
孔子晚年又喜欢研究《易经》，说：“假如我不是这么老，能再有几年时间，我一定把《易》搞得通熟了啊。”--也好在他没有搞《易经》，不然，又被他给删改了。
孔子拿着《诗经》《尚书》礼乐的书，来教新招来的大批学生，弟子数量达到三千人。（从前周游时候跟班的弟子，不过几十人。按孔子评价，早年的学生比现在扩招后的，素质高得多。这三千学生中，《诗经》《尚书》等六门功课都是A的，有七十二人。）
孔子回到鲁国后八年，到了鲁哀公十四年，鲁国君臣出去狩猎，叔孙家的掌门人也驾着战车，他车上的保镖打到了一头野兽，很奇怪，谁都不认识。众人以为不祥。就扛来问孔子。孔子看了，脸色就变了，说：“这是麒麟啊。”孔子哀叹道：“我的道，已经穷啦！”（走入绝境啦。）
麒麟本是太平之兽，类似圣人的东西，现在被打死了，这是上天告诉孔子，孔子这个不合时宜的人，也性命将终啦。麒麟被世人糊里糊涂地打死，死了也不知这是什么，孔子也在这个不能接受和行其道的世界，要步入终结了，被世人糊里糊涂地绝弃了。
孔子抓紧时间，开始写一本带有“诽谤”性质的书--以前一直活着，不敢写，现在知道要死了，谁也管不了我了，也惩罚不了我了，于是开始说真话了。他把鲁国史官手上的史料，给拿来，按照自己的意愿，体现着自己的学说理想，进行整理增删，从春秋初期的鲁隐公，写到鲁哀公十四年，合计十二届国君，记录了鲁国以及同时国际列国大事，文辞简单但是含义广博，比如吴国楚国的国君自称为王，他在书中却贬之称为“子”（为了维护周王以下的等级秩序，诸侯如何可称王），践土之盟晋文公实际上是召周天子来开会，但是他写成“天王狩于河阳”（还是维护周王的等级秩序），类似这类的东西来规矩当世。里面含了类似这样的种种贬损之意，等待后世有他所希望的真的有德能的贵族之王，发掘出这些意思，来行之于世。这就是《春秋》一书。《春秋》一书中体现的这些意思，一旦显露出来，则天下的乱臣贼子，就可以惧怕之。总之，还是为等级秩序立法，在书中追求这样的秩序。现实中的秩序已经不可改变，就在书中把违背这一秩序的种种人和事，大骂暗骂一通。以惧乱臣贼子。
孔子因此说道：“后代赞同我孔丘的人，是根据《春秋》；后代有罪责我孔丘的人，也是因为《春秋》。”
这意思大约是说，如果后代真有德有能的人，恢复了王--诸侯--卿--大夫的从前的良好秩序，那一定会因看了《春秋》这书，赞赏我，感谢我，认可我。如果后代越来越坏，类似陈蔡卿大夫的那帮乱臣图私的大夫们更是窃据了国器，乱得不可开交，他们变成了国家和社会的主宰者，这些乱序僭位的人成了主宰者，他们看了我这《春秋》，一定会把我骂为坏蛋和罪人和丑类的。未来的社会好，我的书和我得到大家的推崇，未来社会遭，我的书就是谤书和异端，被未来社会掌权者的舆论所口诛笔伐。
然而事实上，未来皆不是上述两种走向，既没有恢复前者那么好，也没有变成后者那么糟。后世变成了皇权专制，不再重复，《春秋》则通过后代儒家按照皇权专制的胃口来重新解释，解释这本言辞简约（倒霉就倒霉在简约上了，孔子的各种讥贬都说了很隐晦）的书，以达到新社会秩序的要求。孔子还是因此书得到了巨大荣誉和推崇，但实际上这已经却不是他的书了。
次年，在卫国给孔悝做家臣的子路，因卫国爆发君位之争引发的卿族内讧，为了帮着主子孔悝，竟然被敌对派杀死了。孔子知道了，大病不起，期间勉强起来，拄着仗出门溜达，对来看望他的子贡说：“泰山要崩坏了吗，梁柱要摧折了吗？哲人要萎谢了吗？”然后泪下。
七天后，孔子死去。
时年孔子七十三岁。
弟子们把孔子安葬，都穿了三年的孝服，然后方才各自诀别离去。唯独子赣在坟旁盖了草庐，又住了三年，方才离去。后来鲁国世代祭祀孔子，而儒者也在孔子的坟旁演习礼仪。孔子的坟很大，有一顷地。他的故居则改为祭祀他的庙，至今到汉代二百年祭祀不绝。我们高皇帝刘邦（虽然从前不识字，革命后才开始学）每次经过鲁国，都亲自以太牢去祭祀。汉各诸侯过的卿相来鲁国出差，都先来拜谒孔坟孔庙，然后才办事。
太史公曰：《诗》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意思是，对于高山，虽不能至，但是心向往之。我读孔子的书，就想见他的为人。我也去了鲁国，看了孔子的庙堂和车服礼器，以及诸儒生按时在他家里演习礼仪，我徘徊很久不能离去。天下的君王贤人多了，荣于一时，死了也就没了。孔子布衣出身，传了十几代，现在的学者还是宗他为师。从天子到王侯，中国谈六经的都折中依据于孔子，可谓至圣啊。
笔者案：孔子的思想主张和学说，其实并没有原版地行于后世，这个，我文中已经逐次提到了，把助其等级秩序和谐的仁和礼，变成了皇权集权统治秩序下所需要的忠和礼。所以，孔子的仁，在后代王朝，也只是肤浅简单地提提，乃至今人已不知仁是何义。后来干脆被佛家的善所取代，虽然与孔子的仁并不意义全合。
至于孔子的礼，倒是传了下去，就如司马迁也看到的，但是这种礼，也只限于礼仪形式上的，而孔子说的礼，除了形式上的，还包括为了维护等级秩序的和谐的很多传统制度。但是这些制度部分，被皇权时代的法填充了其位置，也不复如前那样。
孔子的学说被后代变化，轻重点和着眼点和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变化，而且是持续的变化，但无论怎么变化，他们都说这是孔子的原意，是孔子的要求和主张，所以，不变的，乃至日益加强的，是君臣士大夫对孔子的推崇。
孔子终于成了古代皇帝喜欢的思想界大牌明星，虽然后代帝王眼里的孔子怕是孔子自己也不认识了。不但历代皇帝们都要两跪三叩行礼于孔夫子的庙前，连为“匪”的我国历代农民造反派英雄，也是一定要尊孔的--譬如李自成、张献忠、黄巢，或者异族的拓跋圭、忽必烈、石勒、康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