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八届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薄一波同志给河北大名师范学校写了一条这样的题词：“直南一个革命策源地——大名七师。”
这是一个历史的结论，也是一个实事求是的评介，更是对近代河北革命历史尤其是直南革命历史的一个总结。
1989年冬，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原副主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宋任穷同志也给河北大名师范学校题词：“深切怀念革命教育家谢台臣同志，继承发扬大名七师的光荣传统。”这在全国来讲，并不是一件寻常的事。
一个中等专业学校，在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上，可谓随处可见，比比皆是。仅在民国时期的河北，单就师范学校来说，也有15所之多。这就使人们不禁要问，一个中等专业学校，哪里来的这么大魅力？谢台臣是什么人？为什么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对一所这样的学校如此垂顾？
其实，展开大名七师的历史长卷，我们还会发现一个个令人震撼的惊奇：
1944年夏末，正值中国人民的民族抗战即将夺取胜利的前夜，近八年的抗日战争已经露出了胜利的曙光。此时的革命圣地延安，到处是一派欢乐、繁荣的景象。就在这个时节，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在枣园的窑洞里，约见了准备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晁哲甫同志，他是大名七师的第一任教务主任，毛泽东主席让他汇报晋冀鲁豫边区和大名七师的一些情况以及李立三、王明路线对大名七师党的发展造成的危害等。接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后，晁哲甫同志踏着灿烂的阳光，大步向枣园走去。
这是一个党的领袖对一所学校的关怀。
这是中共河北省顾问委员会原主任杨泽江在1992年2月13日撰写的《毛主席为晁哲甫平反》一文中记述的篇章。
是时，在听完晁哲甫同志的汇报后，毛泽东主席深情地说道：“晁哲甫同志，你受委屈了！你敢于和‘左’的错误作斗争，坚持正确的观点，特别是在身处逆境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忠于党，终于革命事业，是难能可贵的。”
毛主席还说：“李立三路线虽然在党内统治的时间很短，但危害却很大；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时间较长，危害更大。凡实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地方，都使党和革命力量受到了损失。我们党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去掉盲目性，增加自觉性，同志间要增进了解，互相尊重，真正实现全党的大团结。”
最后，毛主席明确指出：“开除你党籍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要彻底给予平反，党龄要从入党之日算起。”
据此，晁哲甫同志得到了彻底平反，后来还留在中央党校担任五部副主任，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时隔一年之后，1945年5月，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宋任穷等军政领导同志路过大名，亲临大名七师旧址，瞻仰了谢台臣先生的纪念碑和碑文，听取了大名七师革命史的汇报，他们认为谢台臣先生是革命的教育家，大名七师是一所革命学校。
历史还为我们保留了这样一组画面：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委员长彭真同志早年在天津从事地下工作时，曾直接听取过大名七师学生党员、直南党组织的负责人刘大风同志的汇报，并做了具体指示。
中国革命事业的先驱蔡和森、陈潭秋同志都曾对大名七师的革命活动予以指导，蔡和森同志还明确指出：“这一带的革命斗争有基础……”
……
1999年6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同志曾为大名七师毕业生平杰三所著《我的一生》一书写序，其中写道：“平老1926年参加革命，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时期，他曾投身于农民运动、白区斗争、晋冀鲁豫根据地建设、华北解放区党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从事党的统战工作。在李维汉同志领导下，平老积极贯彻党的统战工作的方针、政策，在他分管的部常务、干部、党派、知识分子、港澳台、政协机关等各方面工作中，做出了显著的成绩。他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发展和壮大党的统一战线，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立和巩固与非党爱国人士的广泛联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不愧为党的统战工作的模范和我们学习的榜样。”
这是现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大名七师一个老校友的评价，该书由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八届、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兆国题写书名。
……
悠悠岁月，浩浩青史，送走的是日月的轮回，寒暑的更替，而留下的则是大名七师的革命精神和光荣历史。当战争的硝烟已经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消失了一个甲子的时候，作为一个历史的见证，谢台臣先生纪念碑至今仍然静静地耸立在河北大名师范学校的校园里，像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在对历史进行着无声的回眸。是寻找旧日的同事，还是遥想当年的学生，我们不得而知。然而，她用一段辉煌的历史在向人们昭示：这里就是红色七师，这里就是直南革命的一个策源地。
这里，我们可以引用大名七师一些学生的话来说明。
学生之一王从吾说：“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直隶省立第七师范学校是闻名于冀鲁豫一带一所革命的中等专业学校，是直南一个革命策源地。”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原书记王从吾在时隔半个多世纪以后对国人说的一句话。
王从吾（1910～2001），直隶省内黄县（今属河南省）人，1927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入大名第七师范学校学习。1949年11月至1955年3月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副书记；1982年9月至1985年9月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书记。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八届中央委员。
学生之二平杰三说：“是大名七师引导我走向革命征途。”这是中央统战部原常务副部长平杰三于1982年10月在大名师范学校60年校庆时写的回忆文章题目。
平杰三（1906～2001），直隶省濮阳县井店镇（今属河南省内黄县）人。1923年入大名七师学习，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内黄县第一批党员之一。1954年后，历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中央统战部顾问。1964年12月任政协全国委员会秘书长。第十一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第十二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学生之三裴志耕、成润、白映秋、刘镜西说：“谢台臣同志创办的‘七师’为党培养了大批干部，一向被誉为直南革命的策源地。在‘七师’学习过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同学，像革命种子一样，散布在冀南、豫北、鲁西约20个县的广大地区。他们在各条战线上发动群众，积聚力量，从事革命斗争。“七七”事变以后，在党的领导下，他们组织抗日武装，发动广大群众，坚持平原游击战争，为冀南、冀鲁豫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建立贡献了力量。”这是1985年4月21日他们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署名文章。
裴志耕（1907～1997），直隶省大名县人。1924年考入大名七师学习，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遵义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一军政治部主任，空军第五军政治委员、党委书记，福州军区空军副政治委员，空军学院副政治委员、副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顾问。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解放勋章和二级独立自由勋章。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成润（1910～1994），直隶省大名县城内人。1923年考入直隶省立第七师范学校读书，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至1954年，先后在华北水利委员会及水利部任水利工程总局局长、官厅水库工程局副局长。1954年至1966年先后在水利部任设计管理局副局长、水电部规划局副局长。“文革”结束后，先在水利部规划设计院任副院长等职。
白映秋（1914～2003），直隶省大名县城内人。1930年秋考入河北省立第七师范学校学习。一年后即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先后历任平原省委《平原日报》社总编辑，副社长、社长等职务。1957年后，在中央党校哲学研究室工作。1978年后任中央党校三部副主任、主任。
刘镜西（1914～1993），直隶省清丰县（今属河南省）人。1931年秋考入河北省立第七师范学校学习。1949年5月后，历任濮阳地区专员公署专员、华北行政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办公室任主任、北京政法学院党委书记、北京市高等教育局党组书记兼局长等职务。
……
岁月流逝，时光不再。如今这些人都已经不在人世了，留下的只有这些时断时续的述说和片片断断的回忆。而他们的老师，只留下了那块似曾相识却又有点斑驳的纪念碑和碑文。我们不知道该用什么方式去纪念他们，一个本真的想法就是，石头的记忆比人的记忆要长久，所以人们都习惯于在石头上刻字去纪念，借以来表达自己的追思之情，以垂永远。其实还有比石头更宝贵的，这就是留在那个石头上的不死的精神。
那么，这个在1926年就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学校，在漫长的中国革命过程中，究竟给我们留下了一段怎样的历史呢？
社会概况
1919年5月至1923年底，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方面，帝国主义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重新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各派军阀的纷争混战进一步加剧，中国的政治更加混乱黑暗；另一方面，中国的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诞生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实现了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直隶省立第七师范学校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
一、新文化运动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结束了中国社会长期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它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中外反动势力扶植的大独裁者袁世凯，窃取了人民革命的胜利果实，建立了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所谓的中华民国徒有虚名，中国人民仍旧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全国人民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和生存权利，不断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军阀的斗争，新的革命风暴正在酝酿。
与此同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力量也在迅速增长，并涌现出了一批有作为的资本家。据1918年统计，全国商会会员有16万多人。由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严重阻挠，民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矛盾进一步加深，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要求日益增长。这一时期，城市小资产阶级即知识分子、小商人、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的人数也大为增加。据估计，到“五四”运动前，全国受过新式教育的有近千万人，受过中等教育的有十多万人，受过高等教育的也有数万人。而小资产阶级中间的一些知识分子还常常在革命中扮演重要角色。在新的政治力量增长中，最重要的是工人阶级的发展。中国最早的产业工人，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就在外国资本在华企业中产生了。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创办近代军事工业，又产生了一批产业工人。从19世纪70年代起，中国商人自办的近代企业开始兴起，中国产业工人又通过民族企业的发展而有了较大的增加。到1913年，中国产业工人已有60多万人。由于中国民族工业和日、美投资企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迅速发展，中国工人阶级也就迅速地发展起来。到1919年，已达200万人左右。这样，随着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而来的新的社会力量即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政治力量的增长，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出现了一个壮大了的阵营。
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出现的另一个新的重大变化是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猛烈的反封建主义的新文化运动。这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和新的社会力量的成长，他们在经济上要求打破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所代表的旧的生产关系的束缚，在政治上要求中国的进步和改革，改变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这种要求反映到文化思想上，就产生了猛烈攻击传统的封建主义旧文化、旧思想的新文化运动。
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他在创刊号发表的具有发刊词性质的《敬告青年》一文中，历数当时中国社会的黑暗，提出了“人权”和“科学”
的口号，要求青年大胆解放思想，敢于怀疑那些从来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陈腐观念，以求实进取的精神奋起自救。《青年杂志》自1916年2卷1号起改名为《新青年》。这个杂志联系了一批进步的知识分子，逐渐成为开展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是提倡民主和科学。民主指的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科学主要是指自然科学和看待事物的科学观点和态度。陈独秀认为中国要脱离落后状态，“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当时的激进民主主义者看到辛亥革命并没有在中国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政治，因而大张旗鼓地宣传民主思想，反对封建专制。他们指出，中国欲图生存，必须抛弃“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而要真正实现民主政治，必须依靠全国大多数人的政治觉悟，自觉“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李大钊在1916年9月发表的题为《青春》的文章中，号召青年“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为“青春中国之再生”而顽强战斗。
新文化运动的宣传者们大力提倡科学。他们主张用科学态度对待传统观念和一切社会问题，排除虚妄迷信和盲从，打破“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以坚持真理的精神，树立“真实合理的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