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我写的。”孙耀宗回答。
那个处长板起面孔，大声问：“你为什么反对国民党呢？”答：“我没有。”
那个处长急了，喝道：“胡说！你还敢抵赖！现有证据在此。”接着就把那封信打开，念道：“……三民主义处处皆矛盾，无话不荒唐……”念完，他打着官腔说道：“你这黄口孺子，竟敢背叛党国，这种叛逆行为，定非只你一人，你要着实讲来！”说着掏出手枪，对住孙耀宗的胸膛喝道：
“你想死还是想活？”
孙耀宗这时已经被吓得不得了，但还是断断续续地答道：“那是我和同学写着玩的，并不是背叛党国……并没有同伙的人。”
军法处长看孙耀宗没说出别的人，就“哼”了一声，随即喝令左右搬大刑具，刹时旁边站立的大兵取来杠子、木笼等放在孙耀宗的面前，这时孟宪吉从沙发上站起来，装出一副慈祥的面孔，笑着说道：
“孩子，说实话吧！我不叫你受委屈，我知道那话不是你说的，你说出来那是谁说的话，我就把你送回家去。你不想你妈妈吗？”
稍停，孙耀宗仍不语，孟宪吉也急了，立刻换了一副凶狠的面孔，说：“还不说！告诉你，你要知道我的厉害！……”
就这样，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被他们当成多厉害的敌人似的翻来覆去地连吓带哄，孙耀宗后来终于想起那句话是原政庭老师在讲课时说的，就全盘告诉了他们。于是国民党的军官们如获至宝，欣喜若狂，一面把孙耀宗押入监狱，一面派一个叫郎春生的团长带一个营的国民党官兵包围了学校，捕捉共产党。孟宪吉亲自下令：“一个不能漏网，不完成任务不准解围！”
当晚11点多钟，一个营的大兵包围了学校，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下令不准任何人随意出屋走动。郎春生带着卫队叫谢台臣先生马上交出地理教员原政庭。谢台臣先生就带他们到原政庭的住室，但没有找到。郎春生随即下令搜查，于是全校各处尽皆遭殃，大兵任意出入各屋，翻箱倒柜，乱搜乱查。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搜查，也没搜出原政庭。时值深夜，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郎春生只得下令暂停搜查。他自己强硬地住在校长室前侧的两间屋子里，下令两名士兵把谢台臣先生监视起来，就这样过了一夜。次晨，郎春生命令谢台臣先生把全体师生员工集合到操场，挨次点名，结果仍未查出原政庭。这时，许多同学都很惊慌，但谢台臣先生却很镇静，他一再安慰同学不要害怕，说没有别人的事。过了一天，还是没有找到原政庭的踪影。晚上，郎春生怀疑打铃的工友陶荣可能知道原政庭的去向，就把陶荣抓到司令部进行严刑审讯。次日又集合师生员工，叫陶荣相认，但还是没有效果，于是又派兵日夜搜查，师生员工一律不准出校。
后来，在一个教员宿舍里他们搜到了一张《伙计报》。这个刊物主要是启发工友们的阶级觉悟和团结出路问题的报刊，主编是李亚光，查出后随即将李亚光抓去了。并扬言：不捉住原政庭决不解围。这时，国民党大兵已经围困了学校5个昼夜，学生吃饭都成了问题，大家都非常焦急。
原来，在学校突遭包围、县委成员都被围困在学校里的严重情况下，学校用尽一切办法来掩护县委，随时将情况报告县委。因此，当夜县委就召开了紧急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县委书记曾则西，组织部长裴志耕，委员蕴山及团县委书记成润。会议决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党的文件和印刷器材，安全秘密地转移到校外可靠的地方。并让原政庭藏到新建教室的顶棚上，由一个学生给他送饭、联系。在县委的领导下，同志们部署周密，行动果敢，方法巧妙，一切都分散转移了，使敌人5天的搜查一无所获，枉费了心机。可是，敌人一连5昼夜不肯退兵，看到这些，原政庭不愿意长期连累全校师生，乃挺身投案，学校得以解围。
对此，时隔50多年以后，离休前曾任过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务的原政庭同志曾撰文回忆说：1929年暑假，我到河北大名七师去教书。同去的还有北师大同学王朴（又名王痴吾，陕西绥德人）、姬耀章（又名姬德麟，陕西华县人），他俩都是我们陕西省的同乡。我到大名第七师范学校后，当时虽没有组织关系，从各方面看到这个学校很进步。当时我教地理课，于是就在课上讲了批评国民党新军阀的话。大意是说国民党打内战不得人心，不满意他们。这时有个学生叫孙耀宗，他听了我的话很感兴趣，就把原话写在信中，寄给了大名十一中的一个学生。大约过了两个星期就出事了，当地驻军查出了这封信，把孙耀宗抓去，经过审问，孙耀宗把我供了出来。当地驻军派大兵到学校抓我，学校领导人先是把我藏在洗澡堂子后边的杂草丛中，后来觉着不放心，又让我藏在一间房子的梁上。当时这个屋正扎顶棚，有意留个小口，每天还有人送饭。大兵到屋里搜查，我还可以看见。那时我年轻，才25岁，抱着柱子坚持了一两天。
当地驻军一直在学校里搜查，情况很紧，为了整个学校的安全，我就毅然自行投案了。学校里住着一个营长，他见了我感到很意外，先追问一番，接着就把我送到阎锡山部队孟宪吉旅长那里。这个旅长先问了问我的情况，然后说，你讲的话可以在课下私自讲，不可在课堂上公开说，他说他们是集体加入的国民党。他还说此案已报省政府了。以后省教育厅派人来，把我移交大名地方法院，又审问了一星期，最后判孙耀宗半年徒刑，判我一年徒刑。我是按当时国民党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处理的。孙耀宗住了半年就出狱了，我住了一年监狱，到1930年底当局就把我放了出来。
这次围剿共捕去师生10余人，后由孟宪吉旅司令部转到大名法院，经过审讯，有些无关的教员和学生就被释放了。敌人审讯教师姬德林和王痴吾时，问：“为什么你是中国人要教苏联的书呢？
他们回答：“因为苏联的书籍重视实际，出版者还不犯法，难道我们看书教书的就犯法吗？”说得审讯官无言可答。
李亚光等学生在监狱里关了20多天，因证据不足经取保就释放出来了。
此外，取保外押的还有裴志耕、成润、吴益普、吕鸿安、李青阳五人。至此，孟宪吉一网打尽“七师”共产党员的计划落了空。
虽然围困学校未捕到共产党员，但当时反动报纸却大吹大擂，如天津《益世报》就以显著位置报道什么“破获共产党大本营河北七师”、“捕捉共产党××名”、“搜到带色书刊，传单××箱”，其实，他们没有捞到半点便宜，谁知道他们这些都是从哪里得来的鬼消息！
自此以后，军警不断来校搜查或逮捕教师学生，闹得暗无天日。图书馆藏书稍有可疑，即被焚毁，师生随时都有遭受不测的危险。这可算作学校遭到的第二次大摧残，虽然较前次更甚，但大名七师的共产党员并没有被白色恐怖所吓倒，仍然坚持斗争，不过方法更严密了。
二、大名七师党组织的曲折发展
1930年春，大名七师党组织有了较大的发展，不仅学校领导是党员，教师中的大部分是党员，学生中更有大批党员，他们和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等加在一起，约占全校总人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革命形势一派大好。大名县委以大名七师学生党员为主，在学校附近的油粉町等村成立了农民夜校，以便进行革命活动。以后，在大名县委和大名七师党组织的领导下，先后进行了反对华洋义赈会修大名到馆陶公路的斗争，进行了直隶省立第五女子师范学校反对落后校长成仰渊的斗争，并在直隶省立第十一中学建立了党的组织。这是贯彻党的“六大”精神，组织发动群众在大名革命工作中的具体表现。同时，为了纪念温邢固事件一周年，他们还在井店组织了一次一千多人的武装游行示威。其组织者和领导者是张含辉，大名七师学生刘大风、王从吾和刘玉峰等，并取得了胜利，大长了革命群众的威风。
这时，大名七师是中国共产党在大名一带开展革命活动的中心，为党培养了大批的革命干部和知识分子，可以说，起到了中国共产党地下党校的作用。然而，正当冀南革命迅速发展的时候，一些“左”的思潮开始渗入直南党内，从而给直南党的事业带来了严重损失。
（一）“左”的干扰
在晁哲甫同志的回忆录中，曾有这样的记述：“1930年是谢先生、振华等我们几个人在革命道路上遭受阻碍最严重的一年。我们曾被开除党籍……”
1929年下半年，直南党组织受中国共产党内“左”倾错误的影响，提出了一些“左”的斗争口号和方法，如散发传单、飞行集会和搞武装暴动等，致使党的事业受到了严重损失。当时学校党组织主张发动武装暴动，后由师生捐款购买了一批手枪，并组织土匪力量，一次曾叫来一个土匪头子在校住了好几天，幻想利用土匪力量进行武装革命。
1930年4月，邢台中心县委遭到破坏，随后河北省委派冯温等到直南筹建直南特委。不久，特委成立，书记是冯和斋，刘大风是组织部长，王子青是宣传部长，喻屏是秘书长，领导范围仍然是邢台中心县委时的范围。此间，省委先后派代表冯和斋、郝清玉亲自到大名，准备在大名举行武装暴动，并把工作重心放在了大名七师。他们来到大名七师后，就让谢台臣、晁哲甫、王振华同志各拿出600块现洋给学校购买枪支，准备暴动。谢台臣、晁哲甫、王振华先生等几个人不主张这样办，他们认为当时革命进入低潮，敌人力量太大，图谋暴动脱离实际，结果只会失败。他们提出“应以学校为掩蔽之所，把党员培养成熟后，派往农村深入发动群众，等候机会成熟再举行起义”的主张。但他们的意见并没有被采纳，这使他们很苦闷。虽然他们仍执行着党的决议，但从此党内便产生了两条不同路线的斗争。
“11月围剿”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对学校的迫害越来越严重。有时白天捕人，有时夜间搜查，形势很严峻。但当时学校的党组织仍坚持以前的斗争方式，没能引起足够的警惕。虽然谢台臣、晁哲甫、王振华等几个人一再建议，却始终不被接受。因此，晁哲甫同志于1930年初趁放寒假的机会，特为此事到天津找到顺直省委的一位罗同志，向他汇报了大名的情况以后，罗同志同意了他们的意见。回校以后，在开全体党员会时，晁哲甫同志传达了省委的意见。但会议没有开完，省委代表冯和斋、郝清玉就令谢台臣、晁哲甫、王振华、高韶亭等人退席，后又宣布谢台臣、晁哲甫、王振华三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开除党籍。
谢台臣、晁哲甫、王振华被开除党籍后，心情极为压抑，在大名七师已经无法开展工作，最后被迫辞职，从而导致了大名七师这个革命阵地的一度丧失。
1931年1月，反对立三路线的指示精神传到大名，虽然有同志提出对谢台臣、晁哲甫、王振华被开除党籍问题要重新考虑，但还未来得及解决，新的“左”倾路线又到了大名，较前次更甚，使农村工作没法开展，部分同志情绪消沉。同月，阮啸仙同志在磁县召开批判立三路线会议，直南党的负责人王从吾和特委的同志都参加了这个会。在会上，刘大风同志又提出，开除谢台臣，晁哲甫、王振华同志的党籍问题值得重新考虑。当时特委书记冯和斋就大批刘大风，说刘大风是“以右倾机会主义来反对立三路线，已经陷入了谢台臣、晁哲甫、王振华的右倾机会主义泥坑”。结果，刘大风同志在党内受了“严重警告”处分，并责令写了检讨。
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人能对此问题做出解释。尽管有不少同志认为这个决定是错误的，心中充满了疑虑，然而，却不敢在公开场合对此问题提出异议。这同样也反映了当时的党组织在某些方面的不成熟。好在历史是后人写的，多少年后，这些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但对于其中的一些人来说，已经永远地成为了历史。
1979年3月1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致函中共河南省濮阳县委、中共河北省大名县委，对于这个发生于近半个世纪前的历史问题做出了决定，并附晁哲甫、王振华向中央组织部的报告，这里，谨全文抄录如下：
中组部为谢苔岑同志平反的信（附晁哲甫、王振华向中组部的报告）中共中央组织部（79）信字435号中共河南省濮阳县委：中共河北省大名县委：
谢苔岑烈士之子谢毓缙、谢毓琦二人来信，表示不同意中央组织部办公厅一九六四年三月三十日致濮阳县委的信中对谢苔岑同志党籍问题的处理意见，要求恢复谢苔岑同志生前的党籍。据此我们重新研究了谢苔岑同志的党籍问题。认为谢苔岑同志一九二七年入党后，为党作了许多工作，一九三○年被执行“左”倾路线的直南特委开除党籍，是错误的，因此可以恢复谢苔岑同志的党籍，承认他生前为我党党员。此外，来信要求修复大名七师“谢苔岑先生纪念碑”，保护谢苔岑烈士原籍的坟墓，请你们酌情处理。
谢苔岑同志，河南省濮阳县（原属河北）鹿斗村人，家庭是地主，本人是清末秀才，青年时期家庭是富裕中农，他自己也参加劳动，半耕半读。1905年左右，由该县考送保定优级师范，在该校本科史地部毕业后，历任中学、师范、高师教职员多年；1923年起任河北大名第七师范校长；1927年春，由李素若（当时为北方区直接领导的大名特支书记）介绍入党。
谢苔岑同志的入党，对大名七师党的建设和直南党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1930年春，被执行“左”倾路线的直南特委开除党籍。
谢苔岑同志被开除党籍以后，始终对党的事业有坚定信心，对党的组织是亲密态度，直到1936年抑郁病死，从未动摇。为此，他在直南一带党内外革命群众中，享有很高的政治威信。
我们两人，曾和谢苔岑同志由于同样原因同时被开除，我们的党籍都已先后恢复，因而我们认为：谢苔岑同志的党籍也应当恢复。兹为便于考虑，特将有关的几个问题，报告如下：
（一）
谢苔岑同志是一个旧知识分子，但他有几个特点：
（1）劳动观点很强。他不但从青年时期就有劳动习惯，在他成为大学教授、省议员以后，回到家乡，仍然参加农业劳动（顶一股活）。在担任大名七师校长期间，提出“以作为学”的办学宗旨，使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提出“师生打成一片”的口号，他带头与学生同吃同劳动，爱劳动成为该校突出的学风，并经常以学生是否爱劳动、是否会劳动、能否将所学知识应用于生产，为新旧教育或教学成败的分界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