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六年（1527），明世宗和大臣们关于他亲生父母名分的争执基本平息，这个被称为“大礼议”的事件最终以皇帝的胜利而告终，世宗借此树立起他在朝廷上的威信，完成了从一个入继藩王到九五之尊的蜕变，这一年他正好二十岁。嘉靖朝初期，世宗任命了以张璁、桂萼为首的一批“大礼新贵”，大力革除前朝的旧臣势力与弊政，积极推行政治变革，内容涉及科举、吏治、税法等诸多方面，史家称之为“嘉靖革新”。正是在这一年，铸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一、铸钱概况
《明会典》载，“六年奏准铸造嘉靖通宝一千八百八十三万四百文”，这是下达给工部宝源局在北京铸厂的指标，议铸钱时已经是该年十二月，正式开铸则是嘉靖七年（1528）。南京宝源局稍晚于八年（1529）开铸，定额略高一些为二千二百六十六万八百文。
铸钱的目的不仅是经济上的需要，也有政治上的考量。最初议定的钱文是并非“嘉靖通宝”，《会典》载：“嘉靖六年，令晓谕京城内外，但有收积新钱限一月内尽数赴府县并各兵马司出首，具呈户部，照铜价给两银，收过新钱，即与销化贮库，听候铸大明通宝取用”，这里“新钱”指的是新铸的滥恶私钱。
这个建议应来自那些想要革新钱法的言官们，而且类似的言论在之后的隆庆和万历朝都有出现，动机无非是想统一钱文，以期可保行之万世，一劳永逸的解决钱文品种太多所带来的通行上的困扰。然而终明一世这个建议都没被采纳过，铸有帝号的铜钱不仅仅是一种货币，还是一个深入民心宣扬帝制的工具，世宗和他的继任者最后都选择把自己的称号铸到钱上流布四方，现存的大明通宝钱最早出现则是在南明时期了。
又“令工部查照永乐宣德年间事例，差官于直隶并河南、闽广铸造嘉靖通宝，解京贮内府司钥库，给军官折俸，并给光禄寺买办物料，每钱七百文折银一两”。这一条与《明实录》的叙述有出入，根据《世宗实录》嘉靖六年十二月申辰朔条所录，上谕户部论及盐政和钱法的弊病，要求拿出解决的办法，时任户部尚书的邹文盛在奏疏中建议：“宜仿永乐、宣德故事差官铸造，及先臣丘浚所议，于直隶、河南、闽广旧常私铸之地，令有司编立能铸人役，给工制造厚重好钱”，这个建议并没有得到批准，因为世宗认为“若令私铸地方开炉铸造，则奸弊愈滋”，同时又下令户部会同工部“查累朝未铸铜钱俱为补铸，与嘉靖通宝兼用”，却也没有下文。
嘉靖钱的质量无疑是明钱中的上乘，顾炎武称之为洪武以来“最为精工”，然而铸造成本过高却使得铸钱的定额时常无法完成。嘉靖十九年（1540），户部建议将还未铸完的数额分派给南北工部铸造，北京工部辩称“铜锡料具出南京，工巧而物贱，宜归南京，从之”（7）。虽然有其客观原因，这个推诿行为得到允许，与皇帝此时对政务的荒怠不无关系，嘉靖帝素好神仙之术，同年八月因听信方士段朝用之言，以为“深居无与外人接，则黄金可成，不死药可得”，开始深居西苑炼丹斋醮以求长生，不再上朝了。后一年北京宝源局便告停铸，原因是所铸“得不偿费”，南京局似未受影响，二十一年（1542）时仍在铸造，事见于顾太初《客座赘语》。
嘉靖二十年（1541）蒙古吉囊攻陷河套，同年九月与其弟俺答分兵入寇山西，其后数年又多次入侵明领地，二十九年（1550）的庚戌之变，蒙古铁骑一度兵临北京城下，胁求通贡，战事频发军费剧增，明朝由此陷入一系列长期的财政危机。嘉靖二十三年（1544），朝廷试图恢复明初曾经实行过的五等钱式，命工部仿照洪武钱式样，铸造折二、折三、当五和当十钱各三万文，钱背注明记重文字。这个试图发行虚值大钱来贴补财用的试验似乎并不成功，最初下达的铸额被怀疑并没有完成，之后也再没有铸造大钱的记录。
仿自元制的五等钱式洪武时期曾在全国多个地区大力推行，短暂的辉煌过后却几近消失，最根本的原因是发行大钱极易招致私铸的盛行，永乐以后国家铸币以小平钱为主，整个明中后期五等钱式齐出的情况只有嘉靖朝这一次，加之划时代的采用黄铜作为铸材，使得嘉靖记重钱在明代铸币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
嘉靖三十二年（1553）十一月甲辰，“谕工部铸洪武至正德纪元九号钱每号一百万锭，嘉靖纪元号一千万锭”，这条圣谕同时记录于《世宗实录》和《明会典》之中，引起后人无数的争论。
之前的嘉靖三十一年（1552）被称为“倭患”的分水岭，徽州人王直勾结倭寇大肆入侵，东南沿海的浙江、山东、福建、广东等省均饱受其害，朝廷不得不派出大量军队抵御，同时在北方，明与蒙古诸部的战事仍在继续，皇帝想要铸钱的心情此时变得尤为迫切。而一千九百万锭（每锭五千文）的铸额，即使以北宋铸钱高峰期每年约四百五十万贯（每贯一千文）的水平计算，也需要二十几年才能完成，且不论明时钱局的生产能力与北宋年间的差距，铸这么多钱所需要的成本更是大大超出了国家所能承受的范围。
按照户工二部的估计，这个铸额全部完成需要本银约三千二百八十二万七百七十两，而当时太仓库贮银只有一百五十三万六千两，尚不足以应付京师和各边镇基本日常开支，仅是嘉靖钱的一千万锭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十几年深居修道，皇帝的思维此时可用混乱来形容了。
补铸前代年号钱的命令在嘉靖朝一共下达过两次，最后都没有实施，详细情况可参阅叶世昌、潘连贵先生的《嘉靖年间没有补铸钱》一文。世宗晚年性情乖戾，惟有大学士严嵩能与之亲近，巧言应对才使得补铸的事情化于无形，不过嘉靖通宝的铸造规模还是增加了，铸局也不止限于两京的工部宝源局，如嘉靖三十四年（1555）就题准铜矿资源丰富的云南开局铸钱，拟定的年铸额为三千三百一万两千文，当时户部对云南开铸事宜的覆言中尚有“并行两广、福建、山东、凡出铜地方，如例遵行”的字句。
嘉靖四十三年（1564），北京宝源局“匠役人等侵料减工，致轻小滥恶不堪行用者”，内阁首辅徐阶上疏条陈铸钱五害，于是铸匠治罪钱局停铸，宫内赏赐只用南京和云南所出的好钱。四十四年（1565）再次开铸，又因为“旋边劳费以鑢铴代之，而铸工竞用铅锡以便剉，奸徒盗铸并金背亦不售，闾阎大困，后用部议止勿铸”。云南局的情况也不太好，实际所铸并没有达到当初预定的数额，当地民间习用海贝作为货币，铜钱难以通行，只能不远万里运至京城国库，耗费的成本太高没有什么铸息可言，虽然皇帝不顾大臣们的议论一再坚持，云南钱局终于还是在这一年停铸，国家收税和发放官俸都改为用银。四十五年（1566）世宗病重，服食道士王金等进献的丹药，药性燥致火发不能愈，十二月庚子崩于乾清宫。
嘉靖时补铸的命令没有实施，后世却有铸造嘉靖钱的记录。《会典》载：“凡南京铸钱……隆庆二年以船料取用反过三分，题准停铸”，《滇志》里也有隆庆年间云南铸钱的记录，隆庆通宝钱存世实物版式铸工均属同类，为隆庆四年（1570）北京宝源局所出，以上两个地方当时如果真有开炉，铸的可能仍是嘉靖通宝钱。此外《学庵类稿》食货志中还有万历五年“增设湖广荆州、衡州二府钱局，遣内官开矿采铜铸嘉靖万历钱”之说。宦官参与铸钱事务嘉靖时已有之，谭希思《明大政纂要》载嘉靖十九年（1535）“铸嘉靖通宝钱，命内监铸造”，朱睦绍也在《里朝中州人物志》称：“（嘉靖时）中官张志聪、吴勋造币于杭，自擅权利，又纵行头，色料既不中程，而盈金以逋，十年不讫工”。
二、钱制的变革
嘉靖朝处于明代铸币的转型期，铸钱业相比永宣时期的落寞，呈现出焕然一新的气象。除了恢复五等钱式之外，嘉靖钱最大的变化是采用锌黄铜作为铸材，取代了之前长期使用的锡青铜，这是中国铸币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水岭，而这得益于锌冶炼技术的进步。黄铜的颜色接近于黄金，在当时可能更受欢迎，虽然可塑性不如青铜，但是更耐磨和耐腐蚀有利于保存，铸材的改变也使得铜钱的面貌与前代诸钱有所不同。
《会典》载嘉靖中铸钱则例，每铸“钱六百万文合用：二火黄铜四万七千二百七十二斤，水锡四千七百二十八两，炸块一十四万五千斤，木柴二千三百五十斤，白麻七百七十斤，明矾七十七斤，松香一千五百六十六斤，牛蹄甲十万个，砂罐三千五百二十个，铸匠工食每百文银三分八厘”。四十二年修订钱制，“每钱一千文，旧重七斤八两，今重八斤，每铜五万斤、锡五千斤铸钱六百万文，共重四万八千斤，除火耗四千斤，仍扣剩铜锡三千斤。”对比前后二则例，锡的配比相差非常悬殊，而后者又与万历时的则例大致相仿，可知前者所录应有缺漏。
“二火黄铜”是当时铸器所采用铜材的一种，另外还有三火、四火等类。黄铜的生产方式有两种，一是采用生铜和炉甘石（菱锌矿）入炉冶炼而成，这种方法“烟洪飞损”耗费较大，这种早期工艺生产出的可能就是二火黄铜；另一种方法采用单质锌替代炉甘石，崇祯时户部尚书候恂《鼓铸事宜》疏云：“铜矿产于石中，一火成铜铅，二火成黑铜，三火成红铜……复用窝铅点化之，则成四火黄铜”，“窝铅”又作“倭铅”，指的是用炉甘石提炼所得的锌。宋应星《天工开物》中说：“凡黄铜，原从炉甘石升者不退火性受锤，从倭铅升者出炉退火性，以受冷锤，”可见后者的延展性强于前者，更适合冷加工。又载：“凡铸器，低者红铜、倭铅均平分两，甚至铅六铜四；高者名三火黄铜、四火熟铜，则铜七而铅三也，”两种黄铜中锌的来源不同，四火铜中锌的含量更低一些。
二火黄铜比之青铜加工起来困难许多，所以最初时仍要加入一定量的锡来调和，四火黄铜的性能比较优越，万历时则例中用四火铜铸金背钱仍有加锡，工部便有议论认为“倘有四火黄铜，则水锡乃不需之物。”
嘉靖钱中有所谓金背、火漆、旋边、一条棍，这些称号其实都有特指，来源于京师百姓对当时市面流通制钱的通俗称谓，徐阶在他的《请停止宝源局铸钱疏》中有详细的介绍：
“盖制钱之解自南京者，其背或以金涂之，民间因谓之金背；或以火熏其背而使之黑，民间因谓之火漆；其云南所解及宝源局先年所铸，纯以铜锡不搀以铅，每钱一文，秤重一钱二分，钱边又皆经由车旋，民间因其色黄美，其质坚重，其边圆美，谓之旋边；近年局中所铸，为科官建议，革去车旋，止用铸剉二匠，而工匠人等，又复侵盗铜料，民间因其色杂，其质轻，其边剉磨贫糙，遂谓之一条棍。所谓旋边者，工费重大，故奸民不利于私铸，所谓一条棍者，工费轻省，故私铸由之盛兴，且一条棍与私铸之钱相似而难辩，误受于甲，转眼便不能行之于乙，故民间于一条棍不肯行使，并将金背等项，亦皆不行。”
后人论及金背、火漆等钱，往往只说其工艺的不同，却很少留意产地。金背与火漆产自南京，由万历时的铸钱则例可知，分别采用四火和二火黄铜作为铸材。明时钱局中确有“熏色匠”的工种，用烟熏来掩盖铜色杂应有其事，以金涂背对于铸钱来说则工艺复杂成本太高，有可能是老百姓的误传。南京产嘉靖钱为何目前还不能确定，铜钱背肉上往往因翻砂产生的细小颗粒状突起，若配以四火铜金黄的色泽，或许会造成涂金的错觉。用旋车加工钱边的工艺并非嘉靖时候特有，洪武钱中就时常能够见到。根据徐阶的描述，“旋边钱”指的是北京宝源局早期所铸以及云南局解京的好钱。北京所出可能是俗称“记重手”的光幕平钱，此类中既有合乎标准的大样，也有一些铸工低劣的小样减重钱存世；云南产嘉靖钱已经确认，就是被称为“遒劲”版的一类，当地出土颇多，且多见大而且厚重者，未流通的边道上还能看到清晰的旋纹。将铸好的钱坯用木条穿成一串，再用长方形的牵鎈修整其边，就是所谓“一条棍”，《天工开物》中的鎈钱图是其真实的写照，鑢铴代替旋车使得加工更简易，但也降低了铸钱的门槛。金背、火漆、旋边到万历时发展成为官方铸钱的术语，所指为何又有所不同，剉边钱启祯时更加泛滥，私铸也愈发不可收拾。
三、流通与私铸
明前期实行的银钱之禁，本意是为了保障宝钞的顺利通行，然而纸币的滥发无度和缺乏统一有效的财政管理，使得钞法至弘治年间已经溃不可行，白银从最初仅在民间私下通行，一跃成为国家主要的法定货币。银多用于大额交易，铜钱作为辅币使用，在百姓生活中仍占有重要的地位，长期钱禁带来的铜钱投放量不足，是由存留下来的历代“旧钱”和民间的私铸来填补的。
明朝自嘉靖时，始将本朝自洪武以来所铸各种年号官钱称为“制钱”，而把唐宋等前朝所出通称为“旧钱”，两种铜钱在市面上“相兼行使”，制钱的价值比旧钱高一些。《会典》载嘉靖三年户部颁布榜文，命令京城内外只许使用两等铜钱，一等的“好钱”七十文折银一钱，次等的“低钱”一百四十文折银一钱，其余私造劣钱一律禁止通行，违者发去闹市枷号示众；四年低钱停用，各宣课司收税只收好钱和宝钞；六年议铸钱时，户部建议顺应民情恢复以往标准，允许“中样旧钱每一百四十文准银一钱，轮郭周正而大者半其数，与国朝通宝随宜行用”，世宗认为这样作“奸弊终难禁革，钱法终难疏通”，坚持只许用好钱一等七十文准银一钱。
嘉靖二十年前后，户部下属各钞关收税都以白银为主，不收纳钱钞；三十二年只许使用本朝制钱，税课抽分更是专收嘉靖通宝，一时间市面上闹起了钱荒，工部所铸难以济用，在严嵩的建议下又恢复了历代“旧钱”的使用；之后采纳给事中李用敬的建议，令制钱和前代旧钱上品者“俱以七文准银一分，其余视钱高下，或十文或十四文或二十文准银一分”，出内库钱给文武官员发俸时，却又不论新旧美丑都按七文计算，官员拿到市上强加于民，“民益骚然”；当时各地灾患不断，四方流民聚集京师“死者相枕藉”，议者以为是钱法不通的缘故，于是御史何庭钰上疏请求允许百姓使用小钱，以六十文当银一分，户部认为这样容易引发私铸，坚持不同意，庭钰上疏怒斥户部尚书方纯、郎中刘尔牧，世宗采用了何的意见，将尔牧削职为民，并诏令历代钱以嘉靖通宝七文、洪武诸钱十文、前代钱三十文折银一分；四十四年终于放弃了七文准银一分的强制兑换标准，听从民便不再限定文数，而收税和发放官俸全部改用白银。
私铸的问题自成化年间已经开始困扰朝廷，因为这时铜钱已恢复了合法身份，被宣布可以和宝钞一起用来缴税。成化、弘治、正德三朝，都曾经颁布过关于私铸的禁令，嘉靖时期次数更多，严刑峻法对应的正是私铸的恶潮。以北京为例，嘉靖初民间喜用小钱，屡禁不止，私钱有道二、道三、折七等诸多名色，御史阎邻等上疏称：“京师之钱轻裂薄小，触手可碎，字文虽存而点划莫辩，甚则不用铜而用铅铁，不以铸而以剪裁，粗具肉好即名曰钱，每三百文才直银一钱耳”，皇帝看到上呈的私钱也厌恶其滥恶诡异，令督察院揭榜禁约；三十三年后禁令放宽，民间却又置小钱不用，竞相仿铸嘉靖通宝和各种年号制钱。
民间私铸之外还有官局的营私舞弊，前文所述四十三年那次对北京宝源局的整顿，共有作官姚钦、炉头陈霓等十八人被押送法司治罪，提督侍郎李登云、管理韩邦宪，宝源局副使段相、吏部廷朝等官员也一并受到制裁，然而第二年侵料减工的事情再次发生，终于导致这个中央直属的大局彻底停铸。
嘉靖初强硬的货币政策，由于和民间长期以来的使用习惯相抵触，最终不得不以失败收场。政府希望通过发行铜钱来贴补财政，却又在收纳的政策上摇摆不定，制钱定价过高不被接受，法定的兑换标准只能够在发放俸饷和收税时体现，并不能真正决定铜钱在民间交易中的使用价值。
虽然不断的重申法令限制，私钱流通的局面仍难以得到根本的控制，铜钱在收支和流通方面的双重价值标准，反而促使一些人通过囤积倒卖获利，例如嘉靖初时浙江钱法不畅，官兵所得的俸饷只能在市面上半价交易，就有奸商平时按半价收购，临到税期又以全价贩卖，上下均受其害。
四、小结
明朝国势由盛而衰的更替，嘉靖是一个分界点，正是在这一时期，明钱开始脱离以往残留的元钱意味，呈现出自己独立的风格。钱制的变化既是工艺演进使然，更有政治经济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朝廷对钱法的重视程度，总是和国家的财政状况息息相关，越是财政吃紧的时候，越是期望通过铸钱取息来获得贴补，铜钱在这个时候开始复兴，正反映出明朝国用开始面临入不敷出的窘境。
终明一世，虽然缺铜一直是铸钱成本高举不下的重要原因，钱法长期困顿的局面也反映出明政府控制能力的不足。弘治时小平钱的重量已加至一钱二分，到了嘉靖更增至一钱三分，世宗早年勤心国事，政治变革的同时也带来钱制的新气象，嘉靖平钱的制作可称明朝一代的颠峰。提高质量的本意是想让民乐用，定价过高、品种繁杂、钱法朝令夕改缺乏全面有效的统筹安排，加之私铸日益猖獗，种种弊端使得铜钱的通行并不顺畅。制钱的高标准一直延续到万历早期，终因为财政的压力而难以为继，启祯时朝廷颁布的钱制已只能在京齑和少数地区的铸局得到体现，各地铸钱取利之风愈演愈烈，所出大小不一、良莠不齐，终于给后世留下了明钱滥恶的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