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诞生：克里斯蒂娃
一、异邦之女克里斯蒂娃来到巴黎及其对巴黎思想界的冲击
朱丽娅·克里斯蒂娃1941年6月24日出生于保加利亚东部小镇斯利文的一个犹太家庭。她的父亲名叫斯托扬·克里斯蒂娃(Stoyan Kristeva)，母亲叫克里斯蒂娜(Christine)，父母为她提供了良好的经济文化条件，自幼便被送到法语系统的幼儿园，这为她以后进驻巴黎学界打下了良好的语言基础。1965年冬，她作为法保文化协定的公派留学生来到了法国。之后很快得到同为东欧人的同乡、高等研究实验院院长的哥德曼的热情接待，在他的指导下进行学习，并得到他的经济援助。接着，克里斯蒂娃又经同乡T·托多罗夫的介绍而进入巴特的研讨班，又通过巴特的研讨班，结识了《原样》（Tel Quel)杂志的主编索莱尔斯。这为她以后成为法国著名哲学家、批评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就这样，好运气的克里斯蒂娃通过“转益多师”而使自己立足巴黎学术界，并成为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潮的中坚人物之一。她的多产一方面说明了她在学术上的高智商，另一方面说明了她业已取得的成就。《符号学》、《诗歌语言革命》、《语言中的欲望》、《我们是自我的陌生人》、《心灵的新痛苦》、《中国妇女》、自传小说《武士们》全都出自这位美丽、苗条、聪明的异国女子之手。在美丽、苗条看上去颇具东方气质甚至显得孱弱的身体表面之下蕴含着如此深刻的知识力量，让她的传记作者日本学者西川直子不得不感到佩服和惊异：“这样苗条漂亮的人怎么能是那种充满力量的著作的作者呢？”
的确，克里斯蒂娃仿佛是一颗颗粒饱满的种子，遇到适合的土壤与气候便会茁壮成长，而巴黎学界正为这位女性天才提供了合适的土壤、气候等外在条件。之后几十年，她对巴黎学界造成了持续不断的影响，对这个被誉为世界学术中心或者说生产思想的地方的大师们的思想产生冲击。
正如西川直子所说，在巴特的研讨班上，克里斯蒂娃成了不可或缺的耀眼存在。她带去了过去西欧人一无所知的俄罗斯形式主义文论，并第一次将巴赫金介绍给法国学术界，向法国学界吹进了一股新鲜的空气。经过同为保加利亚人的托多罗夫的介绍，克里斯蒂娃于1965年底来到罗兰·巴特的研讨班，这个研讨班位于索尔邦大学内的高等研究实验学院。巴特的魅力很快使她折服，早在索菲亚时，克里斯蒂娃就曾阅读过巴特的文章，现在终于能够亲耳听到这位大师的声音，并与其进行正面的探讨，这些对她来说都是一种机缘。在研讨班上，巴特的声音给克里斯蒂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在巴特突遭横祸去世后，克里斯蒂娃将这种声音写成了追忆文字：“这种脆弱而坚定的音色使他的话语当下具有了身体接触的力量，尽管言谈谨慎，距离很远……”在克氏的自传小说《武士们》中，她写道：“这样充满魅力的男人的声音还没有听到过啊！我快要爱上他了。”仰慕是双向的，同样，没有巴特的提携，克里斯蒂娃的学术道路也许没有那样顺利，而克里斯蒂娃将这一切归咎于巴特优美的性格——他爱学生，喜欢聆听学生的声音，克里斯蒂娃正是从他那里得到了某种鼓励，从而成功地将巴赫金诗学中的闪光点转换为她自己的互文性。在路易—让·卡尔韦为罗兰·巴特所作的传中这样描绘道：“克里斯蒂娃感到吃惊的是，巴尔特不在学生的文章中寻找自己的著作的影响，而总是试图发现潜在的新颖之处，他关注别人胜过关注自己的形象。”于是，当克里斯蒂娃对他谈了拉伯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时，他建议她在研讨班上讲一讲。巴特的开放人格使他能够无限地信任学生，而从不将自己的思想强加给学生，或要求学生成为自己理论的接班人。他鼓励他们，并给他们提供良好的发展平台。这一点，克里斯蒂娃仍然记得：“我还记得他听我讲对话原则时那种有礼貌的惊奇，我参考了巴赫金，也参考了拉伯雷、陀思妥耶夫斯基、乔伊斯和其他一些现代作家。罗兰不太了解这个问题，所以他友好地为我敞开了雷恩街44号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的研讨课讲台。”结识巴特实属幸运，通过巴特结识索莱尔斯乃幸运中之大幸运。通过研讨班，克里斯蒂娃结识了自己的终身伴侣，《原样》杂志主编索莱尔斯，并接连在这个刊物上发表符号学的论文，巩固了其在巴黎学术界的地位。这样，经过哥德曼、托多罗夫、研讨班的G·热拉尔、巴特到索莱尔斯，克氏几乎结识了当时学术界的所有名流，进入学术核心圈，并对其核心人员的思想构成冲击，也为自己跻身世界一流学界打下了基础。在1988年法兰西文化电台的采访中，她诚恳地说：“但是，真正使我下决心留下来的还是初次和Tel·Quel的人们以及菲利普·索列尔斯见面的时候。我成了Tel·Quel集体的一员，这给在法国从事学术工作带来了更加稳定的地位。我们在雷恩街的咖啡馆里讨论到深夜，在这里很多人是为了畅谈哲学和文学聚集在一起的。我熟悉了这样充满活力的知识社会，因此我确信自己在国外也能生存下去。”
互文性作为原创性思想，在克里斯蒂娃的诗学理论中占的比例并不大，只是其解析符号学、精神分析法、女性主义诗学理论中的小小一角，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是她发明了一个小玩意儿：“正是在那时候，我创造了一个称为文本间性的小玩意。”克里斯蒂娃接受弗朗索瓦·多斯访谈时所言。然而，正是这个小玩意儿，一经提出却引起持久争论与热烈探讨，这显然与巴特的推崇是分不开的。巴特的《S∕Z》是对巴尔扎克的小说《萨拉辛》的重写，从《S∕Z》中可以得到这样的理论表述：文本当然有来源，但这种来源就在于文本中。很明显，这是受到克里斯蒂娃的影响。克氏在1969年出版了她的第一本书《语义分析研究》。次年，巴特的《S∕Z》出版，互文性就是从她那里借用而来的。这一点在路易·让—卡韦尔的《结构与符号——罗兰·巴特传》中可以得到证实，并且他还有一段话加深读者对互文性的概念的理解：“巴尔特从她那里借来了‘互文性’的概念。这个奇特的新词后面至少有一样东西是巴尔特的读者已经知道的，这就是让读者匿名化，割断作者和文本的联系，文本被认为是通过派生、变形、甚至戏拟和抄袭的方式对过去文本的投射。”与其说巴特是克里斯蒂娃的老师，不如说他们互为其师，正如罗素和维特根斯坦之间的关系一样。巴特曾多次坦言克里斯蒂娃对他的影响。在克里斯蒂娃的博士论文答辩会上作为答辩委员的巴特毫不避讳地谈道：“是你(克里斯蒂娃——引者注)多次帮助我转变，尤其是帮助我从一种产品的符号学转变到一种生产的符号学。”克里斯蒂娃则赞扬巴特努力在先锋派研究中保持可理解性和可沟通性。巴特所谓的在西方思想界出现了一群可以称为文本操作的作者，指的就是克里斯蒂娃、索莱尔斯以及他自己等等。
克里斯蒂娃用巴赫金诗学的金钥匙为自己打开了法国知识界的大门，她为巴黎知识界介绍、阐释和发展巴赫金，让这个20世纪思想界的巨子为西方学界所熟识。
与巴特、索莱尔斯、拉康等的亲密接触使克里斯蒂娃得以直驱法国知识界的中心，从而从内部影响他们。巴特是克里斯蒂娃的精神导师，他也是克里斯蒂娃的欣赏者，他们彼此投缘，互有好感。索莱尔斯，《原样》杂志的主编则成为了克里斯蒂娃的丈夫。不得不说，克里斯蒂娃的个人气质帮了她的大忙，学术智商与美丽外表几乎使她具备了一种魔力：“她出现在我面前时，我总能看到她，十分迷人。她身上总有些令人惊异的地方，她的优雅，她的性感，以及她的优雅、美貌和反思能力的融合。从这一点看，她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与学界名流的结识及学界给予她的肯定很快使她成为知识界的新宠儿，难怪弗朗索瓦·多斯(Francois Dosse)将她比作结构主义的“爱吉莉雅”。爱吉莉雅是古罗马神话中那个充满智慧、给人警示、能够逢凶化吉、遇难呈祥的仙女的化身。如此看来，克里斯蒂娃在异国的情况一片大好。这与她1965年在一个恶劣天气里初来巴黎时心情惨淡、不为人知、前途未卜、食宿无靠的情景形成了鲜明对比。
互文性的诞生背景，是结构主义盛极而衰的时候。当德里达等人对结构主义发难之时，克里斯蒂娃也敏锐地看到了它的不足。她试图修正它，重新赋予它以活力。这倒不是说她善于见风使舵，恰恰是她内部知识结构的呼唤。她曾在巴特的研讨班上介绍过巴赫金，并且对俄国形式主义、文化符号学学者洛特曼的著作进行过系统的整理与统计，他们的文化符号学思想中隐含的解构主义因子时时待机而动。但在结构主义仍然占领较大市场的情况下，克里斯蒂娃还是很谨慎的。她先扔出了“互文性”这个小小的探路石。正如多斯所言：“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对话(她认为这是基础性的)可以用来处理主体问题(主体是结构主义压抑的第二因素)，可以更多地以邦弗尼斯特的方式，把它作为主体间性的一部分重新引入。但在1966年，事情还没有进展到这个地步，于是克里斯蒂娃回避了主体问题，而是运用了一个新概念，并很快大获全胜。这个概念便是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é)。”
二、“夹在指缝中的香皂”：索莱尔斯的创作实践与互文性
索莱尔斯在中国还不大为人所熟知，人们对他的了解是与他的朋友罗兰·巴特和他博学多才的妻子克里斯蒂娃联系在一起的。索莱尔斯的作品在中国还远远不够流行，其作品在各地及大学图书馆中较为鲜见。中国国家图书馆仅收藏有他的《女人们》，且被归入世界禁书文库，并注上了“世界另类文学经典”的标签，这一切足以吓倒他的中国读者。无疑，在法国他仍是一个颇受争议的人物。虽然他有一个在巴黎第七大学任职的、在文学界与理论界颇有影响的声名显赫的夫人，他仍然被排斥在大学讲堂之外。当中国访谈者问及法国知识界对他的评价时，他说：“不用说了。我几乎被孤立了。比如说，在大学里，他们总抓住我的小毛病不放，至今没有把我列入到教学纲要中去，糟透了。”其实，舆论对索莱尔斯的批评出自他善变的人格和摇摆不定的立场，对其文学创作，人们却很难否认其独创性。他才华横溢，个性张扬从而难免恃才孤傲。在政治上，他曾是法共的同路人，后又与法共决裂，之后又表现出亲华倾向，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感兴趣，宣称毛主义，翻译并发表毛主席诗词。他还有将《道德经》翻译为法文的美好愿望，但他在1974年造访中国后，亲华立场迅速转变。在文学方面，他认为根本没有文学评论，文学评论只不过是评论者的游戏。他推崇一种供听觉消费的作品，这样的作品是看不下去的。在生活中，他同样难以捉摸的，他与罗兰·巴特交好，却将这位享誉全球的思想家称为“老年同性恋者”，他称精神大师拉康为“老年痴呆”，因而他被认为是靠出卖朋友和老师获取自己的荣誉的人。
在法国知识界，他被指为鳗鱼式的人物，人们指责他是“夹在指缝中的香皂”，是抓不住的、难以理解和把握的。法国媒体就曾以讽刺的口吻说索莱尔斯：“在一些人面前显得才智过人，在另一些人面前像是十足的大傻瓜。狡猾！太狡猾了！这就是索莱尔斯其人？”他在作品中暴露朋友的隐私，自己却振振有词。他说：“无论是对《女人们》，还是对《游戏者的肖像》或《绝对的心》，人们常常指责我写的一些关键段落，却从没人敢说那不是真的。对这些虚伪的抗议，我始终感到很奇怪。特别是，当我试图撕开掩藏物露出真相时，我认为并不是对某个特殊人物的不尊重。哪怕其中有些滑稽可笑的东西公布出来后会给我带来不利，但它既然是生活中存在的，人们怎么可以指责我说出真相？”对于这些，你可以同反对者一样将他看为人品不好，也可以看做是不与流俗苟同的敢作敢为，也许在他的善变后面还有一层不为人知的不变，这就是他企图还给事物真相的努力，这一点与他主编的《原样》杂志的名称的精神内涵是近似的——“我要这个世界∕并且要它原来的样子∕再一次地要它，永远地要它∕我贪得无厌地嘶喊着：∕重新来过”。也许是对真相的过分偏爱才使他在发现真相与现实不符的时候转身一变。当然，我们的目的不是讨论他的人品问题。
索莱尔斯在文学上标新立异，反叛传统，始终追求新异的东西。他认为与科学相比，文学的发展太缓慢了，于是，他不断努力去探讨文学的新方式、新发展，不管他的这种探索结果如何，成功与否，这种精神是可嘉的。他不但在自己主编的刊物上强调并重新定义克里斯蒂娃提出的互文性，而且将她与巴特的一些理论思想成功地运用到文学创作中去，以互文的实验方式创作了《数字》、《天堂》、《法律》、《女人们》等作品，所以他的作品与克里斯蒂娃、巴特的文学理论思想形成一种参照，在某种程度上给我们带来了文学上的新观念，更新了我们旧有的知识传统。
如上所述，对于理论，索莱尔斯并不止于口号式的“只听雷声不见下雨”。他提出了自己关于互文性的独特看法，重新定义了互文性：“每一篇文本都联系着若干篇文本，并且对这些文本起着复读、强调、浓缩、转移和深化的作用。”他还声称他创作的作品不是用眼睛看的，而是靠耳朵听的，他的《天堂》没有标点，不分段落，是真正的自动写作。他宣称这种写作不受理性约束，没有写作计划，完全是跟着感觉走，从这种写作中可以获得无上的快感。在他眼里，写作变成了一种游戏，一种娱乐，类似于手淫将快乐藏于心底。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写作体验：“我一气呵成，写了《天堂》的草稿，书名为《H》，那几乎可以说是与音速相比的自动创作。要这样做，我就必须完全不受理性的控制，甩开冗长的描述，并试图让它有一种口头朗诵时的声音。朗读时，我还特别强调元音发音的方式：这就是为什么说它是一部可以听的书的原因，如果大声念，这种特点就显得更明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