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一生的风格就是这样，到处发掘他认为有才华、有希望的年轻人。而他看人的眼光很准，被他看中的人后来都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取得成就。有人问，胡适的学术成就往往不如弟子们，为什么他还能成为思想界的领袖呢？余英时说，胡适回国后短短一两年内“暴得大名”，有其客观历史背景。当时中国思想领域有个缺口，经过清末“中体西用”的争论后，大家仿佛不知道该怎么走下去。“在五四运动的前夕，一般知识分子正在迫切地需要对中西文化问题有进一步的认识；他们渴望能突破‘中体西用’的格局。然而当时学术思想界的几位中心人物之中已没有人能发挥指导的作用了。这一大片思想上的空白正等待着继起者来填补，而胡适便恰好在这个‘关键性的时刻’出现了。”
胡适的出现，造成的影响是什么呢？像尼采所说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用这样的态度把中国如何现代化的问题从科技与政治层面提升到文化层面，打破了“中体西用”的格局。从那以后，“中学”“西学”这些名词我们听不到了，变成“中国文化”“西方文化”之类的概念。反对胡适的梁漱溟之所以能够畅谈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命题，正是由于胡适倡导的这种态度造成了一种新的气象。
中国20世纪50年代出版过几百万字的《胡适思想批判》，其批判范围之广反过来说明了胡适思想的全面性，几乎触及了人文学科的每一方面。当年顾颉刚在北大听胡适讲中国哲学史，本以为会从伏羲开讲，一年下来才讲到《洪范》，没想到胡适丢开唐虞夏商，改从周宣王讲起。一帮年轻学生吓一大跳，他们发现胡适有截断众流的魄力，居然从《诗经》中取材，称西周为诗人时代。胡适带来了一种开天辟地的新观念，原本想骂他的人都服了。至于他后来对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学做出多大成就，那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他的新观念已带出了一整代年轻学人，把整个中国的学问往前推进。
（主讲梁文道）
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1891-1929）
激进年代
罗志田（1952-），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师从余英时。著有《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思想》《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等。
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罢。
1919年6月的北京，52岁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在少年中国学会演说。章太炎以长者立场，针对青少年的弱点做了几点告诫。28岁的归国博士胡适接着登台演讲。他一开始就宣布章太炎先生所说的“都是消极的忠告，我现在且从积极的方面提出几个观念”。话虽婉转，反其道而行之的意思很明显。胡适在讲完他的积极观念后，用英文念了一句荷马的诗：“You shall see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这句话胡适早几年在留学日记中译为“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罢”。
罗志田教授在《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1891-1929）》的引言中，先声夺人地写出上面那段话。从中可以看出两点：一是胡适的自信心，早在康奈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念书的时候，他就已经想着回国要干一番事业；二是他果然一回来就告诉大家，且看我们这些留学生会带来什么不一样的东西。后来事实证明，他们带来的果然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罗教授以治近代史和现代史著名，尤其在思想史方面非常有成就。身为余英时先生的高徒，他对胡适的很多理解并未脱离导师理解的范围，但在细节处理上更为缜密。罗教授认为，胡适、陈独秀那批人学西学的时候，对西方思想建设性的一面接受得并不多，倒是对近代西方那种与传统决裂的精神颇有领会。陈独秀就将“近世欧洲历史”化为一部“解放历史”，即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与传统决裂，结果出现破坏即救国、爱之愈深而破之愈烈、不大破则不能大立的诡论。
以这样的思潮作为背景，整个民族思想文化的激进程度可想而知。胡适在那种潮流里也被边缘化了，虽然他回国后造成不同的局面，但很快就被认为不够激进了。在这个过程中，最具特色和革命影响力的是白话文运动。罗教授特别勾勒出胡适文学观与众不同的地方。大家都知道胡适喜欢白话文，认为白话文是属于这个时代的文学。但是大家忽略了胡适的另一个讲法，他认为后一个时代的文学通常胜过前一个时代，唐诗一变而为宋词，再变而为元曲，都是在进步，越变越好。胡适看待西方文学史也是如此，说莎士比亚当年算是一代圣手，但以现在的标准看，他远不如近代戏剧家。《奥赛罗》只是一部近代大家绝不做的丑戏，《哈姆雷特》也实在看不出什么好。他这么说，大家都认为他太外行，不懂文学；他爱文学，但文学不爱他。
胡适还认为，我们不应从古文史里去找代表一个时代的文学，而应向旁逸斜出的不肖文学里去找寻。因为不肖古人，所以能够代表当世。旁逸斜出的东西是什么呢？他不断强调白话文学和各种小说。中国的文学传统不重小说，但他从西方引进新观念，将原来不登大雅之堂的话本小说地位抬高，把中国文学史上属于边缘地位的东西拿出来。在这种观念下，一部新的文学史出现了。什么是文学的美呢？在胡适看来，说清楚了就是美。《尝试集》里的新诗基本上都是大白话，有一句常常被人挖苦的诗句是“匹克尼克来江边”。“匹克尼克”是“picnic”（野餐）的音译，意思是在江边吃野餐。类似这样很好笑的诗，当年却很受欢迎。把democracy译成“德谟克拉西”，把popular译成“普罗”，在当时的思想文化争论中就赢定了，因为够洋派。
当时最支持白话文运动的主要是知识青年，他们论古文根底不行，论西学又是半桶水，所以白话文是他们力争上游的最佳工具，总算能跟过去占据庙堂的精英一较高下。胡适、陈独秀希望白话文能让一般老百姓喜欢，但是老百姓真的爱吗？不一定。当时普通大众喜欢看的文学，比如林琴南翻译的小说，或者鸳鸯蝴蝶派的小说，都不是用白话文写的。吊诡的是，胡适后来反思白话文运动为什么能够成功，发现主要是因为北洋政府非常迅速地将所有教科书都改成白话文。北洋政府是大家认为最保守、最顽固的坏政府，竟这样支持白话文运动。
大家想想看，一个最保守、最顽固的政府都能做这么激进的事，那是不是一个再造文明的年代呢？
（主讲梁文道）
舍我其谁：胡适
狐狸才，刺猬心
江勇振，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哈佛大学博士，现任美国印第安纳州私立德堡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星星·月亮·太阳——胡适的情感世界》《张君劢传》。
在他眼里，私下怎么做人，公共领域怎么做人，二者要一致。
40岁生日的时候，好友马家辉送我一份厚礼——胡适的《四十自述》。我很喜欢这本书，但坦白讲，好看归好看，却不是可靠的胡适传记。胡适生平喜欢鼓励别人写自传，自己也写自传，还写了大量日记和书信。他太清楚自己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了，知道这些东西将来有人会看，所以他在书写和整理时很系统地修改过，以维持自身完整的形象。他非常重视自己的名声，这是他好名的一个表现。
《舍我其谁：胡适》的作者江勇振教授在这本书的前言里就表明对胡适这些资料的不信任态度。但他也不是要挖胡适老底，相反，他把胡适捧得不得了：“有多少人，人云亦云，说胡适‘肤浅’，说他西学根底薄弱，浑然不知他们自己就是庄子的寓言里所说的蝉与斑鸠。他们不识鲲鹏之大，坐井观天，正坐庄子所谓‘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之讥。试问，在胡适出生百年后的人如果能看出胡适‘肤浅’的所在，其所反映的不过是学术的渐进，而不是哓哓然贬抑胡适这个人的聪明与才智；反之，在胡适出生百年后的我们，既有坐拥群书之利，又有能坐在研究室里，随时手打键盘，上图书馆期刊网搜索、阅读论文之便，如果不能超越胡适，则该汗颜的是自己，而不是反其道而行，津津乐道地细数胡适的‘肤浅’。”
很多东西被胡适自己隐埋得很深，又或者被他自己修改了很多次，怎么办呢？江勇振的做法很简单，尽量找回原始材料。比如想知道胡适在美国念书期间受什么人的影响比较深，他就直接去找当时胡适修过的课，把教科书、参考书看了一遍，然后对照胡适写的东西，看看他多大程度上受了这些书的影响。帮一个人写传记写到这个地步，怕是不容易。不过，下这样的功夫是很适当的，因为胡适也是这样一个人。
大家笑胡适是“上半部先生”，写什么都只写个上半部，很多宏大计划最后无法完成。例如胡适曾为《中国思想史》准备了很多材料，但他才着眼汉初，就发现连“太学”这个题目都没有可资利用的材料：“《博士考》一个题目，我欲借此作汉代经学变迁的研究。偶一下手，始知谨严如王静安先生，亦不能完全依赖！……本意只想为王先生《博士考》作一跋，结果也许还得我自己重写一篇《两汉博士制度考》。”哪知半年后，《水经注》就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作《东原年谱》，我久有此意。但为《水经注》案搁置《中国思想史》太久，此案结束后，恐须用全力写书，不能再弄‘小玩意儿’了！”试想，《中国思想史》都还没开始写，他又动念想写《东原年谱》！
由此可见，胡适做学问时有很多想法和灵感，所以江勇振说他是一个“狐狸才、刺猬心”[3]的人。胡适有狐狸之才，什么都能碰，但又希望把所有东西弄得严严整整、规规矩矩，希望把所有考证做到最严密为止，而且他有考据癖。问题是，他想做的学问那么多，每一样东西都要自己从头去摸去碰，能搞定吗？当然搞不定。这就是他给人感觉做学问做一半或者学问做不好的原因。但与此同时，他又能够开一代风气之先，成为很多学术领域重要的奠基人之一。
胡适当年是一名“庚子赔款”留学生。他们坐邮轮去美国，个个都坐头等舱，沿途受到热情接待，真被当成天之骄子。但他当时心里很酸苦，很悲观，跟后来不可救药的乐观派完全相反。他在一篇文章中说，为什么今天中国老出留学生？因为我们自己的学问不行，我们自己的学校不行。我们留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将来中国学生不用再留学。他后来那么关心北大的建设，就是希望看到中国能有与牛津大学、哈佛大学相媲美的一流大学。可惜他没看到，我们也不一定看得到。
关于胡适留美期间的事，有一个著名的争论：胡适到底有没有拿到博士学位？他的博士学位什么时候拿的？江勇振挖掘出一些新材料，认为胡适在康奈尔所受的影响比在哥伦比亚大学深得多，而且胡适受杜威的影响并不像他自己说的那么大。胡适读博士期间可能没搞懂杜威在讲什么，论文《先秦名学史》对杜威实验主义的误解与滥用比比皆是。直到1919年杜威访华，胡适担任介绍和翻译，才拼命苦读，算是读通了杜威。
今天大家喜欢谈民国范儿，其中有一点特质很容易在胡适、陈独秀那代人身上找到。他们的言论、思想非常大胆、激进，生活作风却很保守、传统。比如胡适一辈子鼓吹男女平等、自由恋爱，自己却遵从母命，娶了素未谋面的乡下太太。其间他虽然有过别的恋情，但最终下定决心跟太太在一起。关于胡适的感情世界，最近几年出了很多书。我对人家隐私的东西不感兴趣，但这本书谈论的立场却值得我们注意。我们不是要去了解胡适私生活的细节，而是从他用什么态度对待感情可以看出他对自身人格的塑造。
1911年9月29日，胡适去听康奈尔大学病理学教授穆尔演说“青年卫生”，然后在日记中写道：“注重花柳病，甚动人。”1915年，他去买了一本《男人理性的性生活》（The Rational Sex Life for Men）。在康奈尔大学念书时，他对男女关系谨慎到搞笑的程度。有一次他去女生宿舍聊天，回来后在日记中声明，这是他第一次去女生宿舍，说自己“盖全偏于智识（intellect）一方面，而于感情（emotion）一方面几全行忘却”。
很多人不明白，胡适为什么要跟太太厮守终老呢？江勇振说，胡适认为“休弃贫贱之妻，而娶富贵之女以求幸进，此关于私德亦关于公德者也”。也就是说，胡适把对婚约的信守当成公德的一部分。在我们眼里，要不要跟老婆离婚，关公德什么事啊？但胡适认为，公德跟私德要一致，所以他要守着。当时有人跟胡适的母亲造谣，说他在美国另娶了老婆。他写信澄清：“儿若别娶，于法律上为罪人，于社会上为败类，儿将来之事业、名誉，岂不扫地以尽乎？此虽下愚所不为，而谓儿为之乎？”他如果不信守婚约，则“国人鄙之可也”。他当时那么年轻，就已经考虑到将来国人会不会鄙视他。
一直以来，胡适对自己的为人很是焦虑，总在苛责自己，甚至到了像蒋介石那种变态的地步。到美国之后，他慢慢从早年对修身进德的焦虑变成对品格锻炼的追求。他在日记中要求自己：
“第一，卫生：每日7时起；每夜11时必就寝；晨起作操半时。第二，进德：表里一致——不自欺；言行一致——不欺人；对己与接物一致——恕；今昔一致——恒。第三，勤学：每日至少读六时之书。读书以哲学为中坚，而以政治、宗教、文学、科学辅焉。主客既明，轻重自别。毋反客为主，须擒贼擒王。读书随手作记。”
胡适非常看重的一种品格是表里一致，言行一致。在他眼里，私下怎么做人，公共领域怎么做人，二者要一致。所以，他写自传也好，向别人描述自己也罢，总是修饰得那么厉害，总是那么在乎自己的公共形象。我们不能说他是伪君子，因为他真的是一个律己很严的人。
（主讲梁文道）
陈独秀的最后岁月
没钱买棺材的创党者
朱洪（1957-），安徽安庆人，安庆师范学院教授。著有《陈独秀风雨人生》《陈独秀与胡适》等。
一个政党怎能长期作践自己的创党者呢？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很多人对他并不了解，尤其是青年一代。《陈独秀的最后岁月》写了陈独秀最后十年的生命轨迹。作者朱洪先生是陈独秀的安徽同乡。
陈独秀生于1879年，3岁丧父，17岁考取秀才。他参加过一次举人考试，失败后出去闯天下，到过日本5次。他自办了安徽省第一份报纸。辛亥革命中，他三度担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二次革命时，他在芜湖遇险，差点被枪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