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年代，中国人是多么感激空军飞行员。当警报响起，大家慌忙躲避敌军轰炸的时候，空军战斗机却挺身迎了上去。飞行员在空战中牺牲很多，加入美国飞虎队的张大飞最后也以身殉国了。齐邦媛在学校收到她哥哥的来信，里面有张大飞写的诀别信。他对她哥哥说：“你收到此信时，我已经死了。八年前和我一起考上航校的七个人都走了。三天前，最后的好友晚上没有回航，我知道下一个就轮到我了。我祷告，我沉思，内心觉得平静。感谢你这些年来给我的友谊，感谢妈妈这些年对我的慈爱关怀，使我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全然的漂泊中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也请你原谅我对邦媛的感情，既拿不起也未早日放下……请你们原谅我用这种方式使她悲伤……这些年中，我一直告诉自己，只能是兄妹之情，否则，我死了会害她，我活着也是害她。这么些年来我们走着多么不同的道路，我这些年只会升空作战，全神贯注天上地下的生死存亡；而她每日在诗书之间，正朝向我祝福的光明之路走去。以我这必死之身，怎能对她说’我爱你‘呢？”
我们读过很多抗战故事，但很久没看过这么英姿飒爽、光明磊落的国民党空军形象，而且还那么经典地徘徊于爱情和国事的困境之中。这段故事非常感人，曾有导演向齐邦媛提议购买版权拍电影。
可以想象经历了这一切的齐先生，对很多事情早已看淡了。她一生坚决不牵涉政治。她父亲齐世英早年是热血青年，从德国留学回来，因为讨厌张作霖军阀割据混战，参与“倒奉”，失败后流亡。后来他当了国民党高官，因有自由主义思想，到台湾跟蒋介石决裂，还被牵涉进雷震与《自由中国》案[12]，好在一些老同志保住他，才免遭牢狱之灾。父亲这一生的故事给她一个教训：政治是可怕的。
齐邦媛在台湾教书几十年，很多作家、学者皆出自她的门下。白色恐怖时期，她还参与中学国文教科书改革计划。教科书原先充满政治色彩，改革后加入了一些新课文，结果遭到政客批评。比如课文收录了台湾诗人杨唤的新诗《夜》，其中有一句“月亮升起来像一枚银币”，政客说简直离谱，教小孩子看到月亮就想到钱。政客还批评《西游记》选哪段不好，偏偏选“猴子偷桃子”，一点教育价值都没有，教坏孩子。由此言论，可见当时台湾政客的水平。
齐邦媛在书中忆起往昔与钱穆先生的交往。作为外文系出身的人，她很难与国史大师交流太多学问，但她从钱穆先生身上感受到传统读书人自然具有的尊严，也感到一种宽容和温煦。正如钱穆在《国史大纲》首页“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的要求：“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钱穆先生那一代人永远不会悲观。《国史大纲》完成之时，昆明、重庆在日本轰炸下，前线将士血战不休，该书“引论”说：“以我国人今日之不肖，文化之堕落，而犹可以言抗战，犹可以言建国，则以我先民文化传统犹未全息绝故。”这种“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决心，笼罩着他们那一代人的精神和意志。齐邦媛的父亲就算晚年常常落泪，但仍然有这样一种心愿，仍然觉得未来的命运未必就是失败。
（主讲梁文道）
南京安魂曲
节制的哀悼
哈金（1956-），本名金雪飞，美籍华裔作家。生于辽宁，14岁参军，1977年考入黑龙江大学英语系，后获山东大学美国文学硕士学位。1986年赴美，现为美国波士顿大学英语系教授。用英文创作小说、诗歌，著有《等待》《战争垃圾》等，曾获美国国家图书奖等诸多奖项。
流泪是一种救赎，南京大屠杀还没有得到救赎。
多年以来，很多人尝试去处理南京大屠杀的题材，但奇怪的是，没有一部作品能让公众满意。对作家、艺术家、导演创作出来的作品，人们总是抱持反驳、怀疑甚至嘲讽的姿态。或许是因为南京大屠杀太巨大、太晦暗了，光线根本无法投射进去，任何一种描述都让人觉得不像心里想象的那样。
对于这场非常能牵动中国人情绪的历史悲剧，我们有很多历史记录，但文学方面的成就远远赶不上西方人关于纳粹暴行的书写。二战结束这么多年，写纳粹屠杀犹太人的作品可谓汗牛充栋，可是写南京大屠杀的有多少？有些人试图通过外国人的视角来回顾这场灾难，但很多人批评说，为什么要用外国人的视角，是不是有意用东方主义的偏见来扭曲事件呢？其实这种做法是可以理解的，在当时尸横遍野、家破人亡的南京城里，除了约翰·拉贝[13]、明妮·魏特林[14]这些外国人，还有谁能用一种全局的、客观的视角来看待这个悲剧呢？
哈金选择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作为故事背景。代理校长明妮·魏特林无疑是主角，但哈金并不以她为叙述者，而是选择了她的中国助手高安玲这样一个虚构的人物。高安玲是一个英语流利的基督徒，长期在美国人身边工作，而且有一个去日本留学而后被皇军征召入伍的儿子。哈金试图从一个英语世界里的中国基督徒视角去描写南京大屠杀，并通过她的家庭悲剧呈现那个时代人们的境遇。
哈金向来服膺托尔斯泰的一个观点：一部小说应该有两道光，一道在开头，一道在结尾，两道光要往书的中间夹射。《南京安魂曲》的开头引人入胜，立即把我们带入南京大屠杀的现场。当时，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小帮工本顺被日本人强行拉去当苦力，看到岸边聚集着上千中国人，里面有士兵，也混着很多老百姓。离人群不远的路堤上，停着三辆坦克，炮口对着人群。有几个中国人举着白旗，旁边一棵树上还悬挂着一条白单子，希望日军善待他们。一个日本军官大吼了几声命令，一看机关枪旁边那些日本士兵没有屠杀行动，马上发火了，用刀背猛剁一个士兵，然后把刀一举，发出一声狂吼，冲着旁边几个中国苦力中最高的那个扑过去，一刀劈掉脑袋，两股鲜血喷向空中足足三尺高。先是机关枪旁边的士兵目瞪口呆，接着机关枪响了起来，坦克也开了火。因为人群太密集，一颗子弹能射穿几个人，不到十分钟全都倒下了。一群日本士兵跑过去，看见没有断气的就用刺刀刺死。
在小说开头，我们还看到各种强奸、折磨、侮辱，这时候我们会明白，为什么南京大屠杀通常被译为“The Rape of Nanking”。除了这些预想得到的场景外，哈金还写了一些出人意料的情景，比如日本士兵杀了太多中国人，把小河、池塘、水井都弄脏了，找不到干净的水喝，连吃的米饭都发红了——是用血水煮出来的。如果说开头这道光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目睹的残酷场面，结尾那道光就是高安玲个人的时代悲剧。她的儿子战前去日本留学，娶了一位善良的日本女子。战争期间，他被迫参加日本皇军，经过一些奇诡的命运转折，这位反战青年在中国战场上被游击队当作汉奸处死。高安玲在战后出席东京审判，与日本儿媳和孙子相见却不敢相认。她怕人家发现她有个儿子在日本待过，还娶了一位日本太太，生了一个混血小孩，而且帮日本人打中国人，她怕人家说她是汉奸。
开头和结尾两道光都有了，它们往中间夹射出来的是什么呢？大部分人写南京大屠杀就止步于屠杀的过程，但是哈金非常有勇气，选择了一个很少有人触及的话题。他几乎花一半篇幅讲述南京大屠杀之后，南京城被日本人统治的光景。比如为什么那么多人愿意当汉奸？有时候汉奸做的一些事是在保全中国人的性命，保全中国姑娘的清白。又比如，为什么日本士兵在屠杀中国人的时候如狼似虎，丧失人性，但局势平静下来之后却像疲惫的小孩。还有明妮·魏特林这位美国英雄救了那么多中国人，后来却有人用我们现在熟悉的“阴谋论”去批判她，说她让日本士兵进学校抓走的“妓女”其实是良家妇女，最后推论出她跟日本人勾结在一起。在这些人眼里，所有留在南京城里的外国人都不是好东西。这些传言产生的后果是，明妮·魏特林患上严重的抑郁症，回国后自杀了。
尽管这本小说有这么多光芒，却远远够不上动人，为什么呢？因为哈金向来喜欢非常简洁的书写，这部重写四十多遍的小说读起来感觉像是新闻报道。对于高安玲这个人物，我觉得哈金对她内心的挖掘还不够，缺乏立体感。当然，书写南京大屠杀这种题材，我们也不能让它变成惨剧的廉价贩卖，变成轻易让人流泪的作品。因为流泪是一种救赎，而南京大屠杀还没有得到救赎。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哈金会把英文书名定为Nanking Requiem。安魂曲似乎有安息亡灵的意思，好像是一种节制的哀伤，是一种几乎要流泪却又平静包裹起来的情绪。
（主讲梁文道）
[1]《老无所依》（No Country for Old Men），获2008年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四大奖项。
[2]斯蒂芬·金（Stephen King，1947-），屡获奖项的美国畅销书作家，被《纽约时报》誉为“现代恐怖小说大师”。著有《肖申克的救赎》《尸体》《闪灵》等，其作品经常被改编成电影。
[3]艾米莉·狄更生（Emily E.Dickinson，1830-1886），美国女诗人。生前只发表过几首诗，离群索居，默默无闻，死后近七十年才得到文学界的关注，被现代派诗人追认为先驱。
[4]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43-1916），生于纽约，1876年迁居伦敦，被誉为西方现代心理分析小说的开拓者。著有《鸽翼》《一个美国人》《贵妇人画像》等。
[5]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1908-1973），1970年当选智利总统后推行“社会主义之路”规划，1973年在皮诺切特将军领导的军事政变中身亡。
[6]奥古斯托·皮诺切特（1915-2006），智利陆军总司令，1973年9月发动政变建立军政府，此后统治智利长达十六年。
[7]戴维·洛奇（David Lodge，1935-），英国小说家、文学评论家。其最著名的小说都以文化界为背景，著有“卢密奇学院三部曲”：《换位》《小世界》《美好的工作》。《小世界》描述了当代西方学术界种种景象和冲突。
[8]雷蒙·钱德勒（Raymond Chandler，1888-1959），生于芝加哥，被誉为硬汉派侦探小说的灵魂。硬汉派（Hard-Boiled School）擅长描写大都市的罪恶，推理解谜不再是故事的主轴，侦探主角也不再高人一等，他们身处黑暗的社会，必须倚恃拳脚和毅力才能生存下去。
[9]张贵兴（1956-），马来西亚婆罗洲人。台湾师范大学英语系毕业，目前在台湾担任教职。著有《赛莲之歌》《群象》《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等。
[10]康拉德（Joseph Conrad，1857-1924），英国小说家。1902年根据刚果河航行经历创作的《黑暗之心》最负盛名。
[11]齐邦媛父亲齐世英为国民党高官。1899年生，辽宁铁岭人，早年留学日本和德国。1925年回国入郭松龄帐下担任文职，随郭松龄兵谏张作霖失败后，流亡扶桑。后加入国民党，应陈立夫之邀任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主持东北党务，创办中山中学、《时与潮》杂志等。1949年去台，因得罪蒋介石被开除出党，专任“立法委员”，曾与雷震等人组织中国民主党未果。1987年逝于台湾。
[12]雷震（1897-1979），生于浙江长兴县，原为蒋介石的政治幕僚。赴台后创办《自由中国》半月刊，刊行的言论屡屡触怒当局。1954年底被开除国民党党籍，1960年入狱，坐牢十年。《自由中国》亦随之停刊。
[13]约翰·拉贝（John H.D.Rabe，1882-1950），生于德国汉堡，1909年到中国工作。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后，他被外国人推举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与十多位外国人一同救助了25万中国人。记录南京大屠杀真相的《拉贝日记》被誉为中国版的“辛德勒名单”。
[14]明妮·魏特林（Minnie Vautrin，1886-1941），美国传教士，1912年到中国。南京沦陷后，她作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驻校维持委员会主任，加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和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在学校设立妇女儿童难民收容所。1940年汪伪政权成立后不久，她被诬蔑为“人贩子”“出卖中国人的叛徒”。她后来患上抑郁症，回美国后自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