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铁会议是指公元前81年，由汉昭帝下令召开的一次以讨论盐铁官营为主题的著名会议，当时参加会议者有卿大夫与来自民间的文学、贤良等。表面看来，这次会议是关于当时财经政策如何转变的讨论，实质上是既得利益集团与新兴阶层之间为了本集团利益而发生的激烈交锋。这次会议对汉朝的经济政策、文化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早在汉武帝时期，由于连年对匈奴用兵耗费了大量的财力与物力，为了确保战争经费的充盈，汉武帝就起用桑弘羊等人制定和推行了一系列旨在广开财路、增加税收的新经济政策，如统一币制、盐铁官营等。上述政策充裕了封建国家的财政，为汉武帝时期的文治武功奠定了经济基础。由于上述政策推行时期太长，再加上主管官吏中饱私囊，损害了广大民众的利益，引发了不满情绪。随着汉武帝晚年政策的转变，汉初的“休养生息”政策有所恢复，民众与政府的矛盾有一定缓和。诸如统一币制、盐铁官营、实行均输平准等政策的推行能给部分官吏带来巨大实惠，因此，“与民休息”的政策受到部分官吏反对。为了保证“与民休息”政策的实行，公元前81年，年幼的昭帝诏令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召集举国贤良，讨论国家政策。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盐铁会议”。
这次会议主要分为两大派系，一派是代表下层民众、推崇儒家思想的贤良文学派，他们受当时宠臣霍光的支持；另一派是以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为代表的长期当政、坚持法家主张的既得利益派。两派就汉朝的内政外交政策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在民间疾苦的原因这一问题上，贤良文学派认为盐铁官营等政策是民间疾苦的根源，因此提出废除盐铁官营，设酒榷、均输官等。而桑弘羊则认为，上述政策是扩大财源的保证，有益于稳固边防与增益民众，仍坚持推行盐铁官营等政策。在对待匈奴的政策上，贤良文学派不主张对匈奴用兵，而是希望用厚币和亲的策略来维持边疆的稳定；而桑弘羊则强调，战争是阻止匈奴侵扰的唯一手段。在施政理念上，贤良文学派信奉儒家的仁义学说，认为德治是治国的灵丹妙药，而法家的那一套只能导致国家步暴秦速亡的后尘；而桑弘羊则主张以法家学说作为指导思想，主张法治，反对儒家的德治主张等。
经过这次辩论，最终取消了酒税措施，而盐铁官营和均输平准等政策并没有被废除。尽管如此，桑弘羊等人的当政地位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有所削弱，贤良文学派活跃一时。
与外戚、宦官抗争的悲剧——党锢之祸
人类历史上演了一幕幕知识分子因抗争权贵、针砭时弊而受无情杀戮、极力迫害的舞台剧。东汉时期的“党锢之祸”，即东汉桓、灵二帝时期打击士人和太学生的事件，是继秦朝“焚书坑儒”后发生的又一件令人发指的迫害知识分子的历史悲剧。
东汉末年，外戚、宦官相继把持朝政，他们除任人唯亲，排除异己，封杀有识之士外，还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强取豪夺，造成社会极大的动荡。一些思想激进的太学生也对混乱的社会现实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们纷纷参与到政治事务中来。面临知识分子与太学生的指责，宦官集团不仅没有主动收敛自己的行为，反而采取恐怖高压政策进行镇压。这样就形成了两大敌对的利益集团。一旦有事件发生，双方就会发生针锋相对的激烈斗争。随着双方矛盾的日益加剧，最终演化成剑拔弩张的较量和殊死决斗。
第一次党锢之祸是由李膺反击宦官集团而引发。166年，与宦官有密切关系的方术士张成利用大赦之际，教唆儿子杀人越货。
为了打击宦官集团，司隶校尉李膺违背赦令，将张成之子处死。
于是，宦官集团便进行疯狂报复。有两百多党人因此事牵连而被下狱治罪。宦官集团的倒行逆施与残暴行为遭到正义官僚们的极力斥责与反抗。
第二次党锢之祸也是由消除宦官之祸而起。168年，灵帝继位，窦武掌握了大权。为消除宦官之祸，窦武与陈蕃、李膺等密谋剪除宦官的势力。不幸事泄，窦武、陈蕃反被杀害。宦官集团权力大增，他们更加有恃无恐，对党人进行疯狂报复。山阳郡东部督邮张俭向朝廷告发宦官侯览残害百姓，而侯览则指使人告发张俭等结党营私，图危社稷。灵帝昏庸，听信宦官的谗言，李膺、杜密、范滂等百余人惨死狱中，禁锢党人达六七百人之多。
至此，宦官集团的权力达到顶峰。
从党锢之祸的最终结果来看，两次都以士人失败而收场。除了统治者昏庸无能、宦官集团奸诈等原因外，士人自身的缺陷、自命清高的劣根性是导致其失败的根本原因，他们没有斗争经验，严重脱离民众，没有制定关乎国计民生的大政方针，把整个宦官集团作为斗争对象无疑扩大了对立范围，上述自身缺陷导致了他们孤身奋战，最终难逃失败的结局。
党锢之祸的悲剧告诉我们，知识分子阶层要想在政治博弈中起到更大的作用，必须克服自身缺陷，否则，他们只能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争斗嗜杀中的皇权——玄武门之变
玄武门之变是围绕皇位继承而在李世民兄弟之间发生的一场流血事件，它最终决定了唐朝统治者的人选，从而影响了唐朝历史的发展走向，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
据载，从太原起兵到唐王朝建立，李世民始终参与其中。由于李世民颇具胆识，深得李渊器重，因此李渊也曾答应将来把皇位传于李世民。但天下平定后，李渊的犹豫不决最终导致了这场著名的玄武门之变。原来，太子李建成看到李世民为唐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李世民又有雄才大略，对自己的皇位继承会构成很大威胁，因此，他联合弟弟李元吉，处处排挤李世民。当时，恰逢突厥犯唐，李建成向李渊建议由李元吉做统帅，抽调李世民的部队出征突厥，借此削弱李世民的军事实力。同时，他们决定在昆明池设宴为李元吉饯行时，趁机派人将李世民刺死，从而为其夺取皇位扫清障碍。
李世民得知消息后，决定在危急时刻背水一战，先发制人。
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李世民率领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大将埋伏在玄武门内。玄武门是宫城北门，是出入皇宫的必经之地。
当李建成、李元吉上朝路过时，发觉情势不对，急忙掉转马头往回逃，结果被李世民的兵将包围，李建成最终被李世民射杀。李元吉慌乱之中向李世民连射三箭，但都没有射中，最后被尉迟敬德射杀。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玄武门之变”。
李世民的确是一个值得称道的封建君王，在他统治期间，唐朝社会呈现出繁荣昌盛的景象，政治清明、官员廉洁奉公、生产力发展迅速、文化高度发展、人民安居乐业。他统治时期是中国封建历史上不可多得的繁盛时期。
正因为李世民治理国家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影响了世人对玄武门之变的认识。后人都庆幸发生了这场玄武门之变，他们认为，正是这场政变才把一个贤明的封建帝王推上了历史舞台，因此往往就把李世民一派描绘成玄武门之变中正义的一方。玄武门之变的发动原因究竟如何，是李世民为夺取皇位继承权主动出击，还是李建成因担忧皇位继承权旁落而设计陷害，至今仍无从考证。李渊退位是主动让贤，还是被李世民所逼，这也充满了诸多的疑问。揭开重重谜团，还需我们认真考证。
当然，李世民取得的历史功绩我们是不能抹杀的，但我们从玄武门之变中可以看出，即便李世民这样不可多得的封建帝王也会因为皇位的争夺而射杀亲兄弟，封建政权的残忍性也由此可见一斑。
盛世下的社会矛盾——安史之乱
公元755年，安禄山串通部将史思明，以讨伐杨国忠为名，率领九万大军（号称十五万）在范阳起兵，南下反唐，“安史之乱”正式爆发。
安禄山当时统辖范阳（今北京西南）、河东（今山西太原）、平卢（今辽宁锦州）三地。安禄山为人奸诈，善于投机钻营，通过认杨贵妃为干娘这一卑鄙手段而飞黄腾达，后因得到唐玄宗的器重而屡被擢录。安禄山看到唐朝貌似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官场昏聩、兵力脆弱等重重危机，便心生叛乱之心，暗中在地方招兵买马，处心积虑地发展自己的力量，寻找起兵叛乱的时机。
唐玄宗因宠爱杨贵妃而赋予了杨氏家族太多的权力，杨贵妃的族兄杨国忠更是权倾朝野。这本已引起民众的不满，而杨国忠不仅没有收敛，反而倚仗自己的皇亲国戚身份，飞扬跋扈，营私舞弊，混淆是非。他还与部分权贵相勾结，拉帮结派，排斥异己，引起天下百姓的愤怒。
杨国忠也发现安禄山的势力越来越大，对自己的权势构成威胁，为此他连续采取一系列行动希望限制安的势力，最终导致两人的矛盾日益加深。
安史之乱的初期，叛军长驱直入，占领了军事重镇洛阳，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后来在郭子仪等将领的抵抗下，叛军陷入了腹背受敌的处境，形势的发展对唐朝政府极为有利。但由于杨国忠从个人利益出发，建议唐玄宗令潼关守军开门迎战，被叛军伏兵打败，最终导致形势急转直下，安、史军队顺利攻下潼关，直逼长安。无奈之下，唐玄宗只好逃命四川。这更加招致群臣对杨国忠的嫉恨。最终，群臣设计杀掉杨国忠，又迫使玄宗勒死杨贵妃。随着叛军对民众的掠夺与压迫日益加深，他们也逐渐失去了民心，形势又朝着有利于唐朝政府的方向发展。在郭子仪等大将的努力下，他们利用叛军内部的矛盾，最终平定了历时八年的叛乱。
安史之乱是唐政府从繁荣走向败落的转折点，历史学家认为是安史之乱导致了唐朝的衰落。一次大的动荡的确可以扭转一个王朝的命运轨迹，但我们从叛乱发生的原因来看，是唐玄宗后期统治出现了腐败才导致了这场破坏性极大的叛乱。“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这是诗人对唐玄宗腐化生活的真实写照，在如此不问政事的帝王统治下，即便没有“安史之乱”的爆发，唐朝的衰落也必然以另一种方式表现出来。基于此，我们不应把唐朝衰落的历史责任一味地推给安禄山之流。
技高一筹的过河拆桥——杯酒释兵权
古代开国帝王为了巩固自己的初生政权，防范臣下结党营私，篡权夺位，可谓煞费苦心。有的采取无情杀戮功臣的方式，如朱元璋对新兴的淮西军事势力集团的残酷打击。也有帝王采取相对理性的方法，如宋太祖赵匡胤发动的“杯酒释兵权”则是另一典型事例。
宋朝政权是在结束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下诞生的。凭借“黄袍加身”而成为九五之尊的赵匡胤本来就底气不足，初生的宋朝政权又面临着自唐末以来就一直存在的藩镇太重、君弱臣强的问题，因此消除隐患，巩固皇权是赵匡胤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赵匡胤并没有如其他君王那样采取暴力夺权的手段，而是采取了智取的策略。976年农历七月初九日晚，赵匡胤宴请石守信、高怀德等高级军事将领。席间，赵匡胤向他们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当皇帝的苦衷。石守信等人不解，忙问缘由，赵匡胤顺势说：
“我绝对相信你们的忠心，但我不敢保证你们的部下也具有如此忠心，如果他们有一天也把黄袍加在你们身上，你们该如何啊？”
这些将领自然明白赵匡胤的意图。第二天，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赵彦徽等握有兵权的大臣分别以有病为由向皇帝请辞，宋太祖欣然同意，赐给他们大量金银到地方任节度使，享受荣华富贵。赵匡胤就这样成功地消除了功臣对自己地位的威胁。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杯酒释兵权”。
从当时历史背景分析，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举措具有积极意义。通过上述政策，赵匡胤很好地解决了唐末以来藩镇割据的混乱局面，中央集权得以维护，统一的政治局面开始形成，为宋朝经济文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相比于五代十国时期的战乱而言，统一局面的形成，无论对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还是对生产力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有学者认为“杯酒释兵权”也具有消极意义，他们认为赵匡胤实行的用文官执掌兵权的军事制度削弱了宋朝的军事力量，是导致宋朝后来被北方少数民族所灭的主要原因。这种说法不能说毫无道理，但有待商榷。另外，相比于那些采用无情杀戮功臣的方式来维护中央集权的封建帝王来讲，赵匡胤采取的和平手法显得更具有理性，这不仅没有因为权力的移交而发生重大动荡，他还用联姻的方式消除了君臣之间的误会与猜疑，表现出了高超的统治才能。
伟大的航线——郑和七下西洋
明朝时期，郑和奉命七下西洋不仅是中国航海史上的创举，也在世界航海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永乐三年（1405）6月15日，郑和奉命率领船队从苏州刘家港（今太仓浏河口）出发，拉开了出使西洋的帷幕。郑和每次都率领大批随行人员，除士兵与水手外，还有许多翻译人员、医生、技术人员等。船上还带有大量的中国特产，诸如丝绸、瓷器、纸张，等等。从1405年到1433年近三十年间，郑和先后七次出洋航行，到达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处曾到达非洲东海岸与红海沿岸。
郑和下西洋促进了中国与海外的联系。中国的丝绸、瓷器、书籍、谷物等源源不断地被运往海外，而所到各国的珊瑚、珍珠、象牙、香料、药材以及各种珍禽异兽也经由郑和的船队带回中国。郑和的船队还把中国的一些先进技术传到了西洋各国，大大丰富了双方人民的生活。
郑和下西洋的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世界航海事业的进步。郑和的航海早于西方航海家近一个世纪。郑和于公元1405年首次起锚向西洋航行，早于西班牙航海家哥伦布首次西航八十七年，也比麦哲伦首航早了几十年。因此他被称为世界远洋航行的第一巨人、世界航海先驱者。他首次开辟了世界跨洋航海的新航路，绘制了世界上第一幅完整的航海地图，促进了世界造船技术的进步和世界航海科技的发展。中华民族的四大发明——火药、造纸术、印刷术和指南针，也随着船队的远航传播到世界各地。
郑和下西洋奉行和平的外交策略，给世界航海事业树立了典范。郑和在他的航海活动中，始终奉行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中的睦邻友好政策，他作为一名虔诚的穆斯林，始终秉承了伊斯兰教的和平宗旨，他为世界播下了和平友好的种子。而西方殖民主义探险家们留给世界的却是杀戮、战争、掠夺和仇恨，彼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身为太监，郑和的身心受到了极大的摧残，然而他却发愤图强，凭借自己的坚强毅力与坚忍不拔的精神，成就了自己在世界航海史上的伟大创举，也反映了一个身心备受摧残之士的伟大抱负。这种身残志不残的坚韧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同为身心备受封建制度摧残的太监，郑和与魏忠贤、李莲英之流却表现出了不同的人生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