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外汇储备如果出现安全问题，大体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外汇收支连续出现赤字，以致外汇储备大幅度下降；二是所持有的外汇储备不断贬值，导致外汇储备的价值降低。所以，要保证国家外汇储备安全，必须从这两个方面着手，双管齐下。
一、关于防止外汇储备下降的问题
国际收支项目分为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这两个项目同样重要。
1经常项目方面
在经常项目中，最重要的是贸易收支。国际贸易收支顺差还是逆差，与商品的出口竞争力有很大关系。如果企业缺乏出口竞争力，就会影响到国际贸易收支，使顺差减少，甚至变为逆差。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期间，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都把技术创新看成是危机过后本国能否在市场竞争中立足的一个最关键因素，所以不惜投入财力和人力，力求在技术创新上有较大突破。如果中国错过了这个机会，不抓紧自主创新，不抓紧产业升级和产品升级，将来是要后悔的。
同样，经常项目中的非贸易收支也很重要，比如旅游业就是增加外汇收入的重要产业，服务业同样可以带来外汇收入，服务外包更是新兴的增加外汇收入的渠道。在这些方面，我们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一定不能错过机会。
根据科技界最近的探讨，今后国际上将在四个方面有重大技术突破：
第一，新能源。新能源可以减少我们对进口能源的依赖性，同时，还可以带动整个汽车行业的技术改造，对于以后的发展会起到很大的带动作用。2009年，我国的汽车销量突破了1000万辆，如果新能源开发技术能够跟上的话，不但会继续扩大国内市场，而且会占领一部分国外市场。
第二，新材料。这同样是一个重要的领域。新材料的使用将带动装备制造业、房地产业和轻工业等全行业的技术改造，因此，新材料开发的前景非常好。
第三，生物科技。生物科技领域的重大突破不仅能够带动农业、畜牧业和水产业的发展，而且对于医药行业也会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从而使这些产业的产品有更强的竞争力。
第四，环保产业。这一领域的技术一定会有重大突破，因为它不仅影响到出口竞争力，而且影响到能否可持续出口的问题。前不久我在欧洲跟当地的经济学家讨论时，他们一致认为现在的环保概念已经跟20年前完全不一样了。原来只要求产品本身和排放没有毒，比如说，提供给消费者的产品有安全保障，不会危害使用者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工厂排放的废水、废气不会影响到人类健康，不会影响农业、渔业、畜牧业和饮水，就算符合环保标准，但现在的要求大不相同，不仅关注这些因素，还关注生产过程中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虽然二氧化碳没有毒，但是对气候和人类生活会产生影响。假如南极和北极的冰全部融化，会给人类造成怎样的灾难？因此他们提出了新的观点：少消费就是环保，少用纸张就是环保，不用一次性筷子就是环保，节电就是环保，因为生产任何产品都要排放二氧化碳。从这个角度来讲，一个企业如果排放二氧化碳多了，那么，它所生产的产品就销售不出去，它也就会失去国际市场。
产业突破能使产品的竞争力增强，即使是劳动密集型行业也需要自主创新。我们在一些省市调查时，许多企业家依然认为自主创新是知识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的事情，与劳动密集型企业没有太大关系。他们甚至说，劳动密集型行业能有多少自主创新？我认为，劳动密集型行业的自主创新至少可以从以下五方面着手：一是设计创新。首先要有创意，设计才能创新。如生产服装、鞋靴和玩具，设计上的创新是最重要的。二是在原材料选择上可以有突破。一套时装、一双鞋靴、一件玩具，如果能选择一种新的更环保的原材料，一定会更受欢迎。三是节能。节能不仅可以降低成本，而且符合环保要求。四是营销方式创新。即使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和企业，在营销方式上同样可以有较大突破，实现创新。五是企业内部管理体制创新。对于民营企业来讲，家族经营制在企业达到一定规模之后就需要规范化，如果内部发生产权纠纷，就会极大地影响企业的整体效益。
由此可见，任何一个类型的企业都需要自主创新。自主创新能力是影响经常项目尤其是贸易收支项目的重要因素。
2资本项目方面
在资本项目方面，为了保证外汇储备不至于大幅度下降，要采取如下两个重要措施。
第一，要坚持改革开放，在国内创造更适于外资进入的投资环境。比如，要讲信用，要使投资环境更好，使基础设施更完善，使政策更具有持久性，等等。如果做得好，外资就会不断进入，而且不会发生大范围撤离的情况。
第二，为了在资本项目上不至于出现大的波动，要防止民间资本非正常性地大量外流。民间资本非正常地大量外流会影响外汇储备安全，因此，对民营经济的政策一定要有连续性。2005年2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即所谓的“非公经济36条”，但到目前为止，这36条还没有完全落实到位。民营企业家对于政策是很敏感的，如果他们发现政策倒退了，资本就很可能非正常地流出国境，就会影响到我国外汇储备安全。
二、关于防止外汇储备贬值的问题
外币的贬值会影响外汇储备，而某种外币贬值可能是该国国内经济波动的结果。那么，我们能做什么呢？我认为，主要可以在以下五个方面有所作为：
第一，优化外汇储备结构。任何一种硬通货(包括美元、欧元、英镑、瑞士法郎，有的时候还包括日元)在我国的外汇储备中占多大比重，要全盘考虑，对其中任何一种都不要偏重或偏轻。外汇储备币种的构成是历史形成的，不宜变动过快或调整幅度过大，但是应该做到心中有数，逐步进行调整，使之合理化和优化。
第二，外汇储备的范围应该扩大为外汇黄金储备。从目前情况来看，黄金有升值的趋势，所以要增加黄金储备，把它跟外汇储备放在一起，对我国将来保证外汇储备安全是有利的。在黄金价格稍有下跌的时候，应该抓紧时间多购黄金。
第三，要树立外汇资产储备的理念。目前我国的外汇储备是单纯由外币构成的，而实际上，从国家外汇储备安全的角度来讲，应该既有外币所构成的外汇储备，也有可以较快变现的外汇资产作为储备。外汇资产如果能够较快变现，那么效果会比外币更好。我国外汇资产在外汇储备中所占的比重不如日本。日本虽然由外币储备构成的外汇储备少，但是其外汇资产很多。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增加外汇资产，比如，在国外购买土地、矿山及好企业的股票，这些都是外汇资产。总之，增加外汇资产对我们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外汇资产的保值功能更为明显。
第四，利用外汇储备作为信贷资金对外贷款，可以带动产品出口、工程承包、劳务输出等。这样就可以利用外汇储备把国内经济带动起来。
第五，用活外汇储备。即使外汇储备是由外币构成的，也可以用活外币储备。把这么多的外币放在那里不用，本身就是一种损失，因为一方面是机会成本在增加，另一方面是外币在贬值，这样一来损失就更大了。所以，要用活外币储备，包括进口先进的设备、短缺的原材料和燃料，以及进行海外投资等。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外汇储备减少了，甚至外汇储备不多了，我们还能够进口这么多食用油吗？因为国内的食用油供不应求。如果要在国内生产出足够国人消耗的食用油，也许上亿亩的土地都不够。这上亿亩的土地从哪里来？没有这么多土地，怎么种大豆来生产这么多食用油？但如果我们用活外币储备，就可以到国外建农场，在那里种植、加工大豆并生产食用油，运回来的就是我们自己农场和加工企业生产的食用油。
只要做好上述五方面的工作，国家外汇储备就拥有了一定的抗风险能力。
此外，还有必要提出“藏汇于民”的问题。以上所谈的是国家外汇储备问题，而“藏汇于民”指的是民间外汇储备。如果把国内外汇储备分为国家外汇储备和民间外汇储备两个部分，那就更全面了。民间外汇储备又分为企业拥有的外汇和个人拥有的外汇两个部分。民间外汇储备同样能发挥稳定经济的作用。民间外汇储备由于机制灵活，分散持有，信息来源多样化，所以它们的抗风险能力比较强。外汇市场一有风吹草动，民间(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总会随时采取对策，力求保值，避免意外损失。民间外汇储备越多，国家的金融安全也就越有保障。当然，民间持有较多的外汇，市场风险也会增大，这就要求政策引导和金融监管要到位。只要制度齐全和完善，“藏汇于民”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利多弊少的。
三、对外汇储备安全问题的进一步研究
当前关于国家外汇储备安全问题，还有五个重要的理论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第一个问题：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的条件下，人民币大幅升值、快速升值显然是不可取的，置市场机制于不顾，随意性地规定一个兑换比率，那就更不可取了。那么，人民币小幅升值、缓慢升值的利弊得失何在？应该认真地进行比较。经济学研究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由此需要探讨的是：如果人民币小幅升值、缓慢升值确实也会带来不利影响的话，那么，我们如何消除这些不利影响？什么样的对策才是有效的和可行的？
第二个问题：外汇储备的数量有没有上下限？“最优外汇储备量”是怎么得出来的？外汇储备占GDP多少是最优的？或者把外汇储备跟其他国民经济的指标连在一起计算更好些？这也需要进一步探讨。也许“最优外汇储备量”概念不一定可信和可靠，那么能不能建立符合新型发展中国家现状的、合理的外汇储备量标准呢？
第三个问题：外汇储备不仅是一个数量概念，还包括了质量概念。根据外汇储备数量的多少，设计出一种预警机制是比较容易的，比如说，外汇储备连续几个月降低多少就逼近或突破警戒线了，但是，外汇储备有没有质量指标？质量标准又是什么？怎样确定质量指标？又怎样把数量指标和质量指标结合在一起进行综合考察，以便将来建立一个有关外汇储备安全的预警机制？
第四个问题：要研究同我国联系较多的世界其他国家的币值变动趋势。既然外汇储备中外币的升值和贬值与我国的外汇储备安全有关，那么，我们就应当对其中同我国经济联系较多国家的币值变动趋势进行研究，包括近期分析和中长期分析。以美元、欧元和日元变动来说，就需要有专门的研究单位和研究人员来从事这项工作，并提出研究报告。这一研究对于我国准备进行海外投资和扩大外汇资产储备的比重同样是有重要参考价值的。
第五个问题：要加强对汇率决定理论的研究。传统的汇率决定理论(如国际收支说、购买力平价说、利率平价说等)显然已不足以解释当前的汇率决定问题。即使就西方的新汇率决定理论而言也是如此。西方较为流行的是以货币学派理论为基础的流动性汇率模型，但它过于强调货币供给的作用，偏重货币流量分析，并通常以商品市场价格具有充分弹性为前提。这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适应当前的汇率决定，尤其是在各国政府对本国货币供求有较大干预、世界性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某些关键性商品价格依然受到寡头垄断控制的条件下，它能否解释汇率决定和汇率变动的原因，是大可怀疑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加强对汇率决定的理论研究。
（原载《中国流通经济》2010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