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研讨会的悲哀
作家开作品研讨会，在当今的文学界，是件非常时髦的事情。
倘若一位作家的创作，真的达到了一定的高度，由某一个文学组织出面，召开个学术性的会议，对其作品的得失成败，进行些总结和评论，这是非常必要的。这不仅对作家本人会有一定的激励作用，就是对别的作家，也会得到一定的启发。例如像笔者知道或参加过的，诸如巴金、艾青、臧克家、邵燕祥、晓雪、刘以鬯等人的作品研讨会，开得都非常好非常成功。我之所以说好说成功，起码有两方面让人满意，一是与会者都是圈里的人，真正做到了以文会友；二是发言者都有认真准备，真正做到了学术研讨。这样的研讨会看似平淡、清静，然而却能给人以启发，给人以能够回味的记忆。
当然，这也并非就是研讨会的模式，都永远这样千篇一律的开法，长期下来也会让人生厌；但是不管怎样开都得弄清楚，这作品研讨会为什么要开，会上到底是谁研讨研讨谁。如果连这样的事情都闹不清，我总觉得有些变调儿走味儿。要是再往别处想想那就更不好说了。
这会儿有的作品研讨会，在这样的根本问题上，让人觉得有点儿含混不清。他们在策划规模大小、计较规格高低方面，远比关心研讨会的学术质量，似乎更有积极性更有热情。而规模大小规格高低的标志，在这些人看来又不是别的，唯一的也是具体的衡量标准，就是参加会的最高级别的人。倘若说的是作家中的官员，或者是著名作家和评论家，那也倒罢了，总还算是文学圈里的人。遗憾的是，在有些开研讨会的人的眼里，圈里的人是没有这个分量的，你再有学术地位创作成就，那也代表不了最高级别，只有带“长”字号的官员才有这个资格。这样一来，就有了“最高规格”的标高，即：在首都北京召开，会场设在人民大会堂，有国家级领导人出席。 因此也就出现了这样不正常的情况，为了等待某位“最高规格”的领导人，会议可以不按时开始，不然怎么能体现“最高规格”呢？有两三次笔者参加的研讨会，大家等待某位“最高规格”，白白地浪费了近四十分钟时间，结果这位“最高规格”并未赏光。研讨会主持人只好扫兴地宣布，某某首长因有事不来了，最终还得是自己的会自己开。这时再想体现“最高规格”也无奈。
有位朋友告诉我说，请“最高规格”并非易事，他主持的一个会，为请“最高规格”跑了几天，好容易找到了这位“最高规格”的秘书，可是会议日期也到了。给秘书大人说了不少的央求话，这位秘书大人仍不开恩，非常气愤地说：“你们怎么连规矩都不懂，知道吗，三天为请，两天为叫，当天为提溜。你们这会儿来，这就叫提溜，首长不去了。”秘书当家一口回绝，朋友自然很尴尬。文人的自尊和斯文，这时换来的只是嘲笑，以及无法摆脱的悔恨。
这时也许有人会问，既然请“最高规格”这样难，干吗还非得低三下四地去请呢？这就要牵扯到电视台了。听人说电视的新闻有个规定，不是由某个级别首长出席的会，不能上新闻联播，这个研讨会不就“白开”了吗？花钱研讨的人，心里自然不会平衡。所以得千方百计地请“最高规格”，不然自己作品的水平，岂不是没有了“最高规格”，今后如何能在文学史上大书一笔。
由以上种种做法，我们便可以看出点儿端倪来了，更可以回答文章开始的问题了，原来有的人开作品研讨会的目的，并非真的要让你来评论作品的得失成败，而是要借开会扬名捞资本达到某种目的。这样的研讨会的主角，自然也就是“最高规格”了，什么评论家、作家、记者等等，通通都是他找来的“托儿”。一个本该严肃庄重的切磋学术的形式，这几年里，就这样被一些勉强上去的作品，或者会搞关系的个别作家，利用研讨会的形式炒作造势，搞得研讨会渐渐的声名狼藉。有的正派的真正做学问的评论家，对于这种偏离正路的研讨会很气愤，开始有意识地远离这类研讨会，这不能不说是研讨会的悲哀，同时也是文学界的最大“不幸”。
1998年２月１2日
文化不可炒作
当股票在中国兴起之后，由于有更多的人参与其事，而且围绕着数字的升降，人们的情绪、利益以及命运，也随着几个数字起落沉浮。这种情势还真有点儿像炒菜，因此有人用炒字来比喻，这就是通常人们说的炒股。不管这个比喻是否贴切，反正它已经被人接受，并且正在逐渐地被广泛运用。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事实。
这个灼人脸面的“炒”字，如果被运用在物质的演进中，那也倒罢了，无论炒到怎样的火口儿，最终也不过是数字利益的变化。让人多少有些不解的是，这会儿有的聪明人，竟然把这一套移植到文化界，用他们自己意志的炒勺，正在任意地翻炒宁静的文化。这种做法，是福是祸，实在难说。
首先是电影和电视片子，还没有拍出来，甚至还没有上马，就有“厨师”在那里颠勺了。他们自己边炒作边啧啧称赞，连说“味道好极了”，好像又一道“文化大菜”，热腾腾地端上偌大的桌面，如果不马上来品尝，错过良机就再难以享受。后来又是不甘落后的图书，炒作得比影视还要火爆，几乎动用了所有的传媒手段，在那里喋喋不休地推销某种书，好像不看这本书就会终生遗憾。接着又有画又有歌，同样地被放入炒勺，在嗞啦啦地迸着油星子。
这些被炒作的文化“食品”，当真就那么美妙吗？这些自以为高明的“厨师”，当真是为了文化建设吗？揭开了蒙在桌子上的盖布，就不难看出，实际上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他们两眼紧盯着的，只有一个字：“钱”，当然就不会拿出真品来。
听说这会儿有人又要炒作杂志了，其炒法也颇为有意思，想评选什么“最差的作家”，这倒也极富创造性。如果这种做法完全出于好意，还是值得鼓励和支持的，只是怕倡导者的心地还没有那么善良。其目的还是在为“钱”搞促销。
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有好差之分，好的要表扬要支持，差的要帮助要提携，这从来都是做人的美德，倘若是拿别人的不足来炒作，并从中给自己捞好处，无论如何不是正派人的心理。刊物印数上不去就要从办好刊物入手，靠旁门左道，靠哗众取宠，终究不是办好刊物的长久正路。文化事业的积累、建设，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见效的，从事文化工作的人，就得耐得住性子，认真踏实地干事，像盖楼房似的一层层地盖，绝不能像炒股票似的，在短时间内谋求暴利。谁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谁就别想吃这碗饭。
其实，有意炒作文化的人，完全不必这样匆忙，从电影电视到图书杂志，并不是像有的人想的那么悲观，经过一个时期的碰撞，中国观众、读者的兴趣，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从电影电视的收视情况，以及图书的排行榜来看，那些真正有文化品位的作品，往往更受多数人喜欢和青睐。这说明中国的文化受众，正在从浮躁走向冷静，正在从浅薄走向成熟，开始懂得什么是好东西。我们不妨作个简单回顾，试想，20世纪80年代刚刚结束文化禁锢，听厌了《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吼叫的人，乍一欣赏邓丽君的柔美歌声，初读琼瑶卿卿我我的小说，不少的年轻人为之倾倒。这时很有些老先生生气着急，好像这样一来这一代人就真的要在歌声中垮掉了。可是现在我们再来看看，且不要说听邓丽君、读琼瑶了，就是艺术性稍差的作品，又有几个人肯轻易掏腰包呢？倒是那些古典音乐、优秀舞剧，以及世界文学名著，正在走俏受欢迎有卖点。
有文化品位的杂志，这会儿处境也许还比较困难，有的甚至于生存都成问题，但是并不能由此断定没有出路，而采用不很好的办法来“挑逗”读者。作为一个有责任心的办刊人，唯一应该做的就是认真地反思自己，刊物是否办出了读者喜欢的特色，如果没有自己的特色，仍然是“自拉自唱”自我陶醉，那就怪不得读者不买账了。混到了这个份儿上，越是炒作越会败坏名声，就越有被读者丢弃的可能。那时最终被炒的恐怕不是别人，说不定是杂志和办刊人。总之，文化不是股票，更不是大菜，绝不能用炒作来发财。
1998年３月20日
稍安勿躁说“春晚”
距2003年春节还有一段时间，有的报纸就开始谈论“春晚”了。可见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多么重要。有人说春节电视晚会是“年夜饭”，更有人说是中国人的“美味大餐”，总之，把这台晚会说得好像难舍难离。离开了说不定过不好这个传统节日。
区区一台春节电视晚会，就真的如此玄乎吗？就真的这般神圣吗？原谅我眼拙，实在看不出来。开始我也有过这样的心理。后来经历过从喜欢到失望，从失望到期望，再从期望到完全不抱希望，这才明白是自己跟自己较劲儿。去年我有意地躲开不看，结果反而很轻松快活，原因是眼不见心不烦。快乐的春节过得依然快乐。
应该公道地说，开始几届春节电视晚会办得不错，由于不错百姓才每年都想看。在十分挑剔的千百万电视受众中，一台晚会能有很高的收视率，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晚会的组织者应该珍惜自重才是。不承想组织者来了个“人来疯”。有人一说它胖立刻就喘起来了。在其后的几年里，距春节还有许多时，组织者就抻不住气了，扯开还未润水的嗓子，忙不迭地自己吹，晚会如何如何好，观众怎样怎样期盼，大有“车未见先闻声”之势。春节刚刚过去一两天，立刻又是收视率如何高，电视观众怎样称赞，有的没有的真的假的，反正先嚷嚷出去再说。唯恐别人抢走头功，误了自己晋升“将军”的机会。
其实，何必呢？再没有比我国好侍候的观众了。那首《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歌曲，简直像泼妇吵架似的都忍了，听得耳朵疼了的“八个样板戏”都认了，现在日子这么好节目这么丰富，还有什么挺不住好挑剔的呢？问题是不要自己瞎嘈嘈，这又不是唱传统戏，角未出来先敲锣打鼓叫台。节目到底是好是坏，让观众看完了再说，要相信群众的鉴赏力。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好像并未怎么宣传炒作，在全国各地一播放，把观众的激情都燃烧起来了。为什么？因为它好，百姓喜欢。因为编创人员有自信，更相信观众鉴赏力，所以不必大肆宣传炒作。借用一句俗语，这就叫“好车不响”。
眼看着又一个春节快到了，这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能否让大多数人比较满意，在我看来，这并不是头等重要的事情。重要的是组织者把心态放平和，抱着给人间播撒欢乐的目的，认真地搞好每个节目的创作。像运动员参加比赛那样，不要老是想着拿冠军，只要按照自己的水平，竭尽全力地发挥出来就行（当然，如果有超水平的发挥更好）。由于没有任何的功利和私心，更多的时候反而会做得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和荣誉。用吊胃口的办法笼络观众，我觉得并不妥当更不高明，弄不好只能提升观众期望值，看完了不满意赚来的是更大的失望。
几许期望，几许感叹——这就是几年下来以后，春节晚会留给人们的记忆。究其原因就在于晚会组织者，炒得比做得好，抬得重放得轻，想在观众中找一些“托儿”。遗憾的是更多的人缺少“傻子”细胞，像过去年代那样盲目的跟随者喝彩者，现在越来越少越来越冷静了，轻易让人说句违心的好话也难。既然春节电视晚会年年搞，就如同年夜饭年年吃，我不相信会有什么惊人的花样儿，只要能制造个祥和、欢乐的气氛，我看观众也就比较满足了。
先别吹，别炒，更别自己给自己叫好，蔫不溜儿地悄悄地尽全力去做。最后的结果让观众评说。组织策划晚会的女士们先生们，今年先装回“聋哑人”，如何？不妨试试看。
2002年12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