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也不相让，拍着桌子，严词驳斥：“这是根据主席批示和讲话精神召开的。主席问我们讨论得怎样，有没有结果。要我们好好讨论。主席强调‘三要三不要’，我们政治局的同志要首先做到。有的同志认为我4月27日的讲话过头了，是突然袭击。其实，百分之四十也没讲到，有没有百分之二十也难讲，谈不上突然袭击和过头。”
李先念接着发言说：“我认为4月27日会议没有过分，没有越轨。主席谈到‘四人帮’不要搞，但有人还要搞。”
叶剑英也批评了江青。
6月3日，政治局再次开会批评江青等人。会议空气有些紧张，一开始，大家长时间沉默。叶剑英最后打破僵局，作了长篇发言，讲了“要学马列、不要分裂、要严守纪律”3个问题，他认为：今后凡重大问题，都要交政治局讨论，过去的错误，要引起严重注意，不要干扰主席。
会上，王洪文被迫作了检讨，他说江青与邓小平的争论，他偏听了一方，没有听小平的意见。错误主要是他的。但他还是坚持：1973年11月批总理的会，不能因为批评江青就否定会议的大方向。
江青也不得不检讨一下。但敷衍的成分居多。她说她在4月27日会议上自我批评不够，又有些新的不恰当的地方，要加强认识。上次会议，自己有体会。
“我还要看些材料，消化一下，再作进一步检讨。”
尽管这些人的检讨既不深刻也不情愿，但却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唯一的一次。结果是，它保证了邓小平全面整顿的继续进行，也加重了“四人帮”报复邓小平的心理准备。
毛泽东听了邓小平的汇报后，肯定地说：“我看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
邓小平还是有些忧虑：“最后他们否认有‘四人帮’。”
毛泽东分析说：“他们过去有功劳，反刘少奇，反林彪。现在不行了，反总理，反邓小平，反叶帅，反陈锡联。”
“政治局的同志气很大，我说不要把话都说完，散了。”邓小平接着说。
“这个办法好，留有余地。”毛泽东满意地说，“大家清楚就行了。”
毛泽东的结论是：“没有大问题，你要把工作干起来。”
邓小平表示：“这方面我还有决心就是了。反对的人总会有，一定会有。”
毛泽东笑笑：“那好。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6月3日会议后，江青慑于毛泽东的批评，无可奈何地提交了书面检查。检查中承认：“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讲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上是从不让步的。”
这样一来，通过毛泽东的支持，由邓小平主持进行的全面整顿，在1975年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国民经济停滞、下降的形势得到扭转，经济回升。全年工农业总产值4504亿元，比上年增长119%。
毛泽东听信谗言，转而支持“反击右倾翻案风”
然而，正当正直有责任心的人们看到希望的时候，形势急剧逆转。邓小平的整顿计划最终无法进行了。
1975年寒冬，毛泽东的态度发生重大变化：从支持邓小平全面整顿，转向支持“反击右倾翻案风”。毛泽东态度的转变，不能不说与一个人有关。这个人就是毛远新。
毛远新是毛泽民的儿子，烈士遗孤。从战争年代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一直生活在毛泽东的身边。毛泽东是很喜欢自己这个侄子的。毛远新与江青的感情也比较深，叫江青为“妈妈”。毛远新在毛氏家族中堪称一表人才，人也聪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时正逢“文化大革命”爆发，他响应毛泽东的号召，也成了造反派。由于其身份特殊，很快掌管了辽宁省的宣传大权，当上了沈阳军区副政委、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3年，反潮流“英雄”张铁生就是由他推荐给江青的。毛远新坐镇辽宁，同时遥控吉林和黑龙江，被人封为“东北太上皇”。他崇拜他的伯父毛泽东，也尊敬伯母江青。江青对这位侄儿也视为己出，十分喜欢和信任。随着毛泽东的年龄大了，身体大不如前，说话、饮食、走路都变得困难起来。而且他总是深居简出，现在已到了长卧于床的地步。江青萌生了一个主意，要是有个贴心人来照顾毛泽东，更重要的是能从毛泽东模糊不清的口音中听清“最高指示”，并及时传达出来，同时把外界发生的大事及时传输到主席耳朵里去，这不是一般的身边工作人员能胜任的，最好是主席的家里人。但更重要的是此人必须和自己“同心同德”，江青首先想到了毛远新，只有他才符合上述条件。当江青等人向毛泽东提出由毛远新到他身边担任主席与政治局联络员的建议时，毛泽东接受了（据夏潮、杨凤城主编：《龙年之变》，河北人民出版社）。
1975年9月，毛远新住进了中南海，毛泽东的卧室新装了一部直通政治局的电话，毛泽东与政治局的信息交流，都由毛远新一人掌握。
对这种党内政治生活的极不正常情况，邓小平、叶剑英等人心中很有想法，只是为了毛泽东的健康，为了顾全大局，也接受了这个事实。正如他们所料，这位联络员的屁股不折不扣地坐在了江青一边。
1975年的深秋，北京已经感觉到寒冷。这样的天气，毛泽东基本上是足不出户。9月27日，毛远新像往常一样，来到了毛泽东兼卧室的书房。担任联络员工作以后，使他对毛泽东的思想活动情绪变化和身体状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一直在找机会反映他也就是江青等人对国家政治局势的看法。毛泽东望着他这位精神气十足的侄儿，用缓慢且含混不清的声音，小声地问道：“外面很冷吗？”
熟悉毛泽东声音的毛远新感到今天是一个好机会，可以借“天气”来说一说邓小平的罪过。他靠近毛泽东床边，话中有话地说：“主席，今天外面的风不大，但令人感到有另外一股风。”
毛泽东随声问道：“什么风啊？”
毛远新见毛泽东来了兴趣，就小心翼翼地回答说：“今年以来，在省里工作，感觉到一股风，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
一听是对“文化大革命”，毛泽东马上警觉起来。因为他把这件事看得很重，他认为他一生只干了两件大事，一件是赶走了蒋介石，推翻三座大山，另一件就是“文化大革命”。毛泽东问：“这股风刮得厉害吗？”
毛泽东急切的目光告诉毛远新，这是讲出心中要说的话的时机了。“似乎比72年批极左还凶些。”毛远新说道。他的话看似随便，但讲的有条理，一听就知道是经过认真准备的：“刘少奇路线还能不能批了，主流是什么？”
他先一二三地讲了三点：第一，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主流，支流，十个指头，三七开还是倒三七，肯定还是否定；第二，批林批孔运动怎么看？主流，支流？似乎迟群、小谢讲了走后门的错话干扰，就不讲批林批孔的成绩了。口头上也说两句，但阴暗面讲得一大堆；第三，刘少奇、林彪的路线还需不需要继续批？刘少奇的路线似乎也不大提了。
在列举了工业、农业、财贸等的问题后，毛远新越讲越激动，发问道：“总之，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路线，批判了十七年中各条战线的修正主义还应不应该坚持下去？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上去了。外面担心中央，怕出反复……”
可以说“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晚年竭尽全力建造的百年工程，这是他心目中不可诋毁的长城，也是任何人不可触摸的圣堂，更不要说企图否定它或削弱它。毛泽东越听越不对劲，脸色自然显出愠怒。毛远新的话让他重新审视他给邓小平的权力。当时他支持邓小平搞全面整顿，是基于完全肯定“文革”，只不过也看到了它的“不足”，是想让邓小平克服“不足”，修复“不足”，不是让你来“拆庙”的。仔细回味毛泽东的话，可以看出，即使他在批评江青、王洪文时，仍肯定了他们反刘少奇、林彪的“功绩”，认为他们的错误问题不大，可以慢慢解决。这都反映了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和思维定式。
毛泽东认为邓小平的言行已经超过了他允许的界限，当然不能容忍。对这个问题，敏锐的毛泽东不能没有觉察。康生曾带病向他“告状”，说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现在自己的侄儿又详细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果“老家伙”康生说话不准，见风使舵，那么，这“小字辈”是不会说谎的，他的话总不能不信。
他要求毛远新：“你找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谈一下，就说是我让你找他们。当面讲，不要吞吞吐吐，开门见山，把意见全讲出来。”
但最终毛泽东改变了这种做法，他说：“这样吧，你先找小平、锡联、东兴几个开个小会吧，把你的意见全讲出来，讲完了再来。”
当晚，毛远新与邓小平、陈锡联、汪东兴开了会。不料邓小平不买他的账，仍坚持认为：“说毛主席为首的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话不好说。
从九号文件以后，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这可以想想嘛。对九号文件以后的评论，远新同志的看法是不同的。是好是坏，实践可以证明。”
邓小平还抬出了毛泽东：“昨天晚上我问了主席，这一段工作的方针政策是怎样，主席说对。”
毛远新回到主席身边，把邓小平的不认账添油加醋地说了一遍，毛泽东大为不快。他心中的天平开始倾斜了。
这中间还发生了两封信的事，一封是所谓刘冰（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等人状告迟群、谢静宜在清华大学专横跋扈，另一封是迟群唆使清华大学人事处负责人林钧万诬告教育部长周荣鑫的信。当时毛泽东指示“先做调查，然后讨论一次”。11月2日，毛泽东用铅笔对这件事下了结论：
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准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信给我，还要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这个批示是在毛远新向毛泽东说起“一股风”差不多的时间做出的。显然毛泽东已经把信和邓小平联系在一起，并一口咬定“小平偏袒刘冰”，是“两条路线斗争”。11月3日，清华大学召开党委扩大会，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由此开展了所谓“教育革命大辩论”，拉开了后来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序幕。
粉碎“四人帮”后，毛远新受到法律制裁，在法庭上承认：“我在中央当毛主席联络员这一段，说我向毛主席诬陷邓小平，（以前）我不服气。因为小平当时就是要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主席思想上虽然有对邓小平不满意的地方，但要不是我首先提出有一股风，就不能造成后来全国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当时江青他们4个人是挨了主席批评的，日子不好过。从这个意思上讲，我起了江青反革命集团起不到的作用，我起的作用超过了他们，我在1975年、1976年对党和国家犯下大罪，这是我的真心话。”
11月4日，毛泽东把毛远新找去布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认为当前应该抓一抓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了，他给会议定下调子：“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不足方面，看法不见得一致。”
毛远新谈了自己的看法，征询毛泽东的意见：“这次会议争取在对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上能初步统一认识，对团结有利。目的是通过讨论，团结起来，搞好工作。是这样吧？”
毛泽东肯定地点了点头。但是特别嘱咐：“这个不要告诉江青，什么也不讲。”
可毛远新却没有遵从“最高指示”。从毛泽东屋里出来，他马上把毛泽东的意见告诉了江青。江青、张春桥等人欣喜若狂，连夜在钓鱼台开会，商议在马上要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如何向邓小平开炮，把他轰下台。
在后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四人帮”果然群起而攻之，一齐向邓小平发难。本来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主持一个决议，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成绩，但是邓小平在原则问题上不肯让步，以自己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为由，婉言相拒。最后，在江青等人的攻击下，政治局拟停止邓小平的工作。毛泽东则指示，让邓小平“专管外事”。而反击所谓右倾翻案风的方针则已经确定了。
11月下旬，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北京召开了有130多名党政军机关负责的老同志参加的打招呼会议，宣读了经毛泽东批准的毛远新整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
《要点》传达了毛泽东在刘冰等人来信上的指示。虽然没有点名，但都知道是说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作了总结，有些人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对此开展辩论“是完全必要的”。
从这次打招呼会议开始，持续了9个月的全面整顿工作实际上被停止了。
11月26日，毛远新再进谗言说：“我只是个联络员，另外心里有气，觉得有人欺负主席，担心这样下去，不讲阶级斗争，会变成修正主义。”
毛泽东眼睛望着远处，喃喃自语道：“有两种态度，一个呢，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另一个呢，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在他看来，前一种人还可教育，而后一种改也难。“究竟是哪一种呢？”毛泽东仍留有余地，希望观察或改变一下邓小平。
同一天，中共中央向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单位发出了《关于转发（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的通知》，要求在党委常委中传达讨论。“打招呼”一时间成为全国使用频率最高、最流行的政治术语。
12月14日，中共中央又转发了《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声称：“今年七、八、九3个月，社会上政治谣言四起，攻击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否定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就只差点邓小平的名了。
转眼间，天空阴云密布，中国的政治空气再次凝固。人们刚刚看到一点平静的气氛，瞬间灰飞烟灭。当1976龙年来临的时候，中国人民再次感受到严寒。人们甚至怀疑：中国的春天还会不会再来？“文化大革命”何时是个尽头？
1976年1月8日，一代人杰周恩来去世，举国悲恸。然而，周恩来追悼会刚一结束，1月16日，姚文元就下令：“治丧报道要立即结束！”原定16日发表的全国人民沉痛悼念周恩来的综合报道被姚文元一刀砍掉，纪录片《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被扣压。他们迫不及待地把精力转向反击“右倾翻案风”，并使之升级、扩大。这伙人吹风说：“邓小平是还乡团长，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人是还乡团的分队长……”上海街头已经出现了“我们坚决要求张春桥当总理”的大标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人把这种标语中的字调换了位置，成了“张春桥坚决要求当总理”的大标语……
邓小平不肯放弃原则，毛泽东认为邓违背了他的初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