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九年一月，南京编遣会议期间，蒋介石曾邀冯玉祥去汤山洗澡，他们洗完了澡，蒋介石说：“常说的话，平、粤、沪、汉这四个地方拿在手里，全中国都在他们手中了。”
蒋介石说这话对冯玉祥存心起挑拨作用，因为这四个地方都是由广西人统辖，冯玉祥不以为然，于是对蒋介石说：“当全国的领袖，需要肚子装得下全国的人。只要你自己时时刻刻注重得民心、得军心六个字上，何必顾虑这些呢？”蒋氏听到话不对头，他转过话来说：“没有什么。”（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第一章。）
冯玉祥注意到蒋介石要发动内战，削除异己，局势看来不妙，遂于二月五日秘密离开南京，回到河南辉县百泉村住下，静看局势发展。冯氏离京后，蒋介石火冒三丈，他去找李宗仁，要共同对付冯玉祥。李宗仁以北伐刚完，统一伊始，建设不遑，岂能同室操戈。遂对蒋介石说：“兄弟阋墙，期期以为不可。”实际上蒋介石是对李宗仁进行试探的。他最先还是决定打桂，因为广西军人的势力从两广经武汉以迄燕蓟，兵力分散，易于各个击破。
二月十三日，胡宗铎应何键之邀，到安阳与何氏会晤，何键告胡宗铎，他截获南京装备鲁涤平的军火，事急矣，必须速谋因应之道。胡宗铎回到武汉，与夏威、陶钧会商。胡宗铎、陶钧年轻气盛，对此不细加审虑，主张先发制人。他们完全没有想到这是蒋介石故意布置的圈套，使人坠其彀中而不自觉。胡宗铎因舍不得放弃湖北地盘，更不考虑白崇禧事先提出撤出武汉、退到湖南的腹案。夏威因患扁桃腺炎，遇事不发表意见，而第四集团军政务处长潘宜之也附和胡宗铎的意见，军事解决鲁涤平的决策就在这种情况下成为定论了。如果李宗仁、白崇禧有一人待在武汉，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二月二十二日，武汉政治分会作出决议，撤免湖南省政府主席鲁涤平和他所兼第十八师师长，以及谭道源五十师师长的职务，另派何键为湖南省政府主席。十分明显，这是胡宗铎、何键两人于二月十三日在安阳商定的方案。这证明胡宗铎完全听了何键的摆布。在前一日，即二月二十一日凌晨，武汉派夏威、叶琪两部向长沙进兵。鲁涤平措手不及慌忙乘船离长沙经长江转往南京，夏、叶两部还追击鲁涤平所部两个师，此即所谓“湘案”。
事发时，李宗仁还被蒙在鼓里。二月二十二日清晨，陈绍宽来成贤街访李宗仁。西征军兴时李宗仁曾乘陈绍宽的座舰溯江西上，直抵安庆，所以彼此熟识，但对陈绍宽未经约定，来得如此之早，也表诧异。陈绍宽说：“此来非为别的，是因为他接到长沙海军办事处电报，说武汉今晨派兵进驻长沙，不知德公是否预闻？”李宗仁说，他也不知道。待陈绍宽告辞，李宗仁急问侍从人员：“有无武汉来的电报？”回答说：“有。”李叫电务员立刻译出，至此李始知武汉对湖南采取突击行动，李大骂胡宗铎惹了滔天大祸，即与夫人郭德洁分别，自与侍卫长季光恩化装去下关一间小旅馆住下，晚上搭上宁沪专列三等车厢去上海，在上海法界陈先甫的“融园”住下。胡宗铎的鲁莽行动，几使李宗仁遭到不测之祸，李宗仁、白崇禧以后再不起用胡宗铎，悉以胡妄兴“湘案”为契机。
蒋介石看到武汉政治分会的行动，深深符合他自己的导演，这真是太好了：因为五中全会对政治分会权力曾经作出限制：“不得以政治分会名义对外发表命令及任免特定地域内的人员”；全国编遣会议也有过“不得擅自移动军队”的规定，这两条而今武汉统统犯上了，中央讨伐他们，不患师出无名了。但蒋介石对白崇禧的夺军部署和对武汉李明瑞的分化工作都没有进行成熟，特别是他要借“武汉事件”引诱李济深入京调停，以便把他扣留起来，不战而解决广东问题，使广西陷于孤立。在此举尚未告成以前，他要扮着和平的角色，以利于李济深受骗上当。二月二十三日蒋介石在溪口知道“湘案”爆发，即马不停蹄从宁波到上海。二十四日，他会晤李石曾、谭延闿，交换对“湘案”解决意见。当晚他们三人回到南京。二十六日，鲁涤平到南京谒蒋，蒋抓住此一机会公开谴责武汉政治分会擅自改组湖南省府于法不合。二月二十八日，蒋介石召开第一百七十七次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在此训政开始时，行政与军政系统不容或紊，中央决议案尤应绝对遵守。此案应派监察院院长蔡元培会同国民政府委员李宗仁切实查明，以凭究办。另派编遣委员会总务部主任李济深与中央编遣区主任何应钦会同秉公彻查具复，听候编遣委员会核办。”
蒋介石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即解除李济深所兼广东省政府主席的职，以陈铭枢任广东省政府主席。此时，广东实力握在陈铭枢、陈济棠手中。当李济深任第四军军长时，陈铭枢是第四军第十师师长，陈济棠是第十一师师长，所以两陈都是李济深的部下。陈铭枢在宁汉分裂时，离开武汉去南京拥蒋，任总政战部代主任。一九二八年九月三日，他从香港陪同胡汉民去上海，参与了蒋介石联胡打桂的密谋，早已成为蒋介石的心腹，而今只有陈济棠仍为李济深所信赖，等候第二步处理。
李济深被解除广东省政府主席以后，即息影广西苍梧大坡山料神村家中，武汉事变后他曾电责胡宗铎，令其速向中央自劾。今接到中央政治会议决议，促其出来调查武汉政治分会改组湖南省政府事件，李济深即召集他的亲信邓世增（1886—1954，中将。1928年任广州卫戍司令和公安局长，1929年春反蒋失败逃香港。参加福建事变，失败后逃往香港。1948年在广东北海协助民革组织起义活动，因起义事泄，逃往香港。后任民革中央团结委员。）、冯竹万、李民欣、张文等商量。唯众意纷纭，踌躇未决，乃电邀黄绍竑来梧一商。黄氏由南宁来到，认为武汉事件必须大事化小，敦促李济深出来息事宁人。李氏接纳黄绍竑的意见，乃动身北上。三月十一日李济深到上海，李宗仁即接他到“融园”住在一起。李宗仁对他说：三月二日，他已见过蔡元培、吴稚晖，表示对湘事并不知晓，此事如何解决，待任潮到上海后相商。三月十二日，蔡元培、吴稚晖特意从南京来上海访问两李，李济深表示愿与政府合作，查办“湘案”。又问李宗仁对此事有何意见，李宗仁说：“我应引咎自劾，以明责任。”蔡元培说这样便可有转圜余地。吴稚晖要求李济深一同入京调处，后者慨然不辞。李宗仁说：“任公入京，恐安全会有问题。”吴稚晖说：“怕什么？我以人格担保任公的安全。”当晚李济深便随蔡吴两人乘卧车入京去了。
三月十三日，中央政治会议据蔡元培、李济深的报告，对“湘案”作出这样的决议：“武汉政治分会此次举动，诚属不合，应由该分会主席负责。但主席李宗仁因公留京，未及临时制止，曾自请处分在案。查主席李宗仁事前并未预闻，所请处分，自可毋庸置议。又查当时分会决议此案时，预议者为张知本（1881—1976，法学家。辛亥首义后，司法部成立后任部长。先后任江汉大学校长，上海法政大学校长。1928年3月，筹建武汉大学。1949年1月，张出任司法行政部部长，提出释放政治犯，提案虽通过，但因蒋介石暗中干涉，未能实施。1949年去台湾。）、胡宗铎、张华辅（1887—1950，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护法、护国运动。1933年7月任国民政府训练总监部副监。1935年4月授陆军中将。1946年7月退役，1950年卒于武昌。）三委员，应请予以处分。武汉政治分会委员张知本、胡宗铎、张华辅应予免职，交中央监察委员会议处。”十四日，胡宗铎等三人致电中央，表示服从。看来“湘案”到此应当说已经结束了。谁知这不过是蒋介石诱李济深入京之计。闹剧还看下文。
李宗仁在上海看到情形不对，曾派第八路总指挥部副参谋长雷飚去南京密劝李济深从速离开南京，但李济深不听。仅嘱雷飚到杭州找李民欣，要后者密电广州第八路总指挥部参谋长邓世增：“如我有不测，则粤省政治由真如，军事由伯南负责。”雷飚到杭州西湖，找不到李民欣，只见粤籍中委从一家饭店出来，好似会议方散，状极轻松，雷飚返上海向李宗仁汇报一切，李嘱雷即用李济深名义电邓。
李济深一入南京，即受到特务监视。三月二十日，蒋介石接到李品仙声讨白崇禧的“号”电，知道唐山到天津的唐生智旧部已入其掌握中，即派警卫团一连人去参谋总部将李济深的卫队缴械。次日，又将李济深送到汤山“休养”。吴稚晖以有人格担保李济深的誓言，觉得过意不去，就搬去汤山与李济深同住。
在李济深被扣的一天，蒋介石一手撕毁中央政治会议的决议，他在国民党三全大会上说：“中央对于地方的不法事件，只有执行法纪，绝无所谓调停的可能。”出兵武汉，势将不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