憨厚老实的赵三柱和他的老婆从未见过这种场面，慌慌张张地迎出门口。老赵面对着向自己拱手作揖的乡领导们竟不知如何回礼，索性拽着老婆一同跪下来冲着他们磕了三个响头，算是答谢。曹乡长等赶快把赵三柱两口子搀扶起来，一个劲儿地替他们拍打裤子上的土，嘴里不停地叨咕：“这怎么行，这怎么行，您二位是中央领导的父母，可不能再磕头了，这要是传出去，我这个乡长就完蛋了。”
“啥，中央领导？”赵三柱目光呆滞，双手紧握乡长软绵绵的大手，又扭头看一眼满脸通红的老婆，哆哆嗦嗦地问。
“赵老爷子，您太低调了！您儿子在北京当了大官，您也不宣传宣传，闹得乡里很被动。”曹乡长深情地嗔怪道，还顺手帮老赵扯了扯棉袄领子。赵老爷子是谁？赵三柱头一次听人这么叫他，而且是从乡长嘴里冒出来的，这简直让他不敢相信。平时村里的人都喊他三柱子，连老赵都很少有人叫。怎么突然变成赵老爷子了呢？“我才五十多岁。”他觉得脑袋有点晕，眼睛有些花，耳朵也嗡嗡作响，若不是曹乡长一直攥着他的手，他说不定又得跪下去。
“听说您二儿子昨天回家过年了，我们乡里今天头一件事儿，就是给您老两口拜年。也想借机向他汇报汇报工作。您儿子是咱全乡、全县人民的骄傲，他在中央工作那是我们的福气啊！”乡长一边说一边轻轻地拍着赵三柱的手。
“嗨，您是说我家二小子二愣子啊。他是昨天后晌回来的，都大年三十了，原以为不回家了呢！他昨天睡得晚，还没起来。我去里屋把他给您叫来。”赵三柱觉得特对不住乡长，急着要去喊二愣子。
“别，别，别，让领导多睡一会儿。我们改天再来汇报，不打扰他了。噢，等他醒了您告诉他。县里的领导初二，也就是明天要请他吃饭，明儿上午县里来车接，千万别忘了。对了，乡里给您准备了点年货，时间太仓促了，考虑得不周全，您就凑合着吧。这点钱请您收下，一点心意。”曹乡长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了红包，塞到了赵三柱的棉袄兜里。
“这可不敢，乡长，这可不敢。我做梦也想不到您会给我拜年。东西和钱是万万不敢收的。”赵三柱带着哭腔推辞着。
“您老可别嫌少，以后乡里还会经常看望您。这点心意，您要是不收，就等于抽我的嘴巴了。大过年的，我要是让人抽了耳光子，这一年可怎么过。您一定得收下！”曹乡长不由分说地把红包又塞进了赵三柱的衣兜里。同时，其他乡干部呼啦啦一起动手，把面包车里装的年货卸了下来。赵三柱活了半辈子还从未见过一次这么多的年货，鸡鸭鱼肉、水果蔬菜、大米白面、烟花爆竹样样齐全，堆了小半间屋子。
老赵两口子瞅着这堆五颜六色的年货发了好一阵子呆，半天说不出话来。等他老婆缓过神来一跺脚说，“咱二愣子是个骗子！他咋就成了中央领导了呢？”这句话又把赵三柱吓出了一身冷汗，“走，咱得问问，可别惹出祸来！”
二愣子迷迷瞪瞪地被他爹妈从炕上拽了起来，好不容易才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儿。看着父母惊恐万状的样子，他觉得又好笑又可气：“我不是中央领导，也不是骗子！这帮家伙就这副德行，拍马屁也不讲究个分寸！都是势利眼。以前我年年放假回家，也没见有哪个干部来看我。现在可好了，乡长亲自拜年，还他妈的敲锣打鼓，县领导还要请吃饭，真是的！”二愣子安慰道，“爸、妈，你们不用害怕，没事的。我心里有数，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他不想跟老两口说得更多，说多了他们也不一定听得懂。
初二上午，县里派车来接二愣子。他坐在车上，心情很复杂，一个乡下孩子，考上大学又读了研究生，毕业以后进了中央领导机关工作，一个工龄不满四年的普普通通的小公务员，回家过个年都受到乡、县两级领导高度重视。如此规格的礼遇，的确让二愣子的脑袋有些晕晕乎乎。走到半路上，二愣子让司机把车停下来，他打开车门冲着雪地“哇哇”地吐了几口，他说他有点晕车。
班干部
王广田找到我的那一年正好五十岁，我记得他伸出五个手指头，反复说：“我今年都五个整张了，生日刚过，属羊的，五十整了，比你大一岁。”
他千里迢迢地进京找我，肯定不是为了跟我比岁数的，我猜他一定遇到了什么难事儿。
广田是我初中同学，他算了算说，自打十五岁以后，他就再没见过我。我心里也算了算，认为他说得对。我十四岁考入县城高中读书，他初中毕业回家赶牛车了。后来我读大学，直接留在北京工作，他赶了四年车后，在村委会谋了个差事，又一步一步地挪到了乡政府当上了干部。
已届半百的王广田虽然脸上布满了皱纹，头顶秃了一块儿，牙齿掉了两颗，但基本轮廓没变，仔细端详，还能辨认出少年时的模样。他说他费了很多周折才打听到我的单位，还给我带了两箱家乡的特产——咸鸭蛋。
寒暄了一阵子，他又从兴奋放松阶段转为紧张局促状态。他开始吞吞吐吐起来，脸色也变红了。
“广田，有事吧？咱们是老同学，有什么事儿尽管说，不用客气。只要我能帮的，一定尽力。是不是孩子要上学了？”我想替他从窘迫的状态中解脱出来。
他摇了摇头，嘿嘿地笑着。
“那是不是家里有谁生病了，手头紧巴？”我进一步探询他的真实意图。他还是摇了摇头，嘿嘿地笑着。
“不会是来上访告状吧，你不像是受欺负的样子。”我也嘿嘿地笑了两声。“不是，不是，”他摆摆手，“你想到哪儿去了？我其实是想让你替我做个证明，当个证明人。”
“证明人？证明啥？”我还真有点迷糊了。
“是这样，前两个月，乡里发了张‘干部履历表’，上边有一个栏目，要填上‘何时何地受过何种奖励’‘何时何处担任过何种职务’。我从小到大还真没得过啥奖励，连买东西抽奖也没抽中过，这一条我就不填了。咱不能作假，糊弄组织。可是我初一的时候当过半年班长，这事我得写上，所以我这就来找你了，想让你做个证明人。”王广田认认真真地看着我。
“你可真逗！你大老远跑来找我，就这么点事儿？你自己填上不就完了！”我觉得太有意思了。
“这可不是小事，是大事！这涉及任职资历问题。”他一本正经地解释道。“任职资历？中小学当干部也算资历？你要被提拔了？”我不解地问。“提拔个尿，我都这把年纪了。过两个月我就退休了，你别笑话我了。”
王广田搓着双手，不好意思地咧着大嘴。
“那你填个啥？是不是初中时当班长算离休干部？”我跟他开玩笑。“那倒不是。咱当过班长就是当过班长，这事儿得写上。”他一脸严肃。“那就写上呗，谁不让你写上了？”我觉得怪可笑的。
“写是写上了，可栏目后面有个空格，得填上证明人。”他的表情挺沉重。“那就填上班主任曹老师的名字呗，是曹老师吧，外号叫大瞪眼对吧？”
我随口建议道。
“对，对，对，看你的记性多好，连班主任的外号你都没忘，真了不起！不过，不过，曹老师死了好几年了。”王广田犯起了难。
“那咱班当年的同学有四五十个呢，他们不都在当地嘛！你何必舍近求远，坐了一夜火车跑来找我呢？”我皱着眉头问他。
“他们我都找过了，没一个人肯替我证明的。你记得‘大面桶’吗？就是咱班原先的体育委员，我去找他，你猜他怎么说。他说：‘啥，你当过班长？你做梦吧，我怎么不知道？你那时要是当班长，那我就是校长。’我又去找其他同学，他们一个个跟我来劲，都说我是想当官想疯了，说我脑袋让牛角顶了，还骂我神经病，说我小时候除了淌鼻涕没干过别的。没人肯证明我当过班长，他们还起哄说，你要是敢填上‘班长’这两个字，我们就到乡里告你，乡里要是不管，我们就去县里、市里、省里上访，不行我们再去中央。你说这叫什么事嘛！”王广田越说越气愤，端杯子的手都有些发抖了。
“那你真的当过班长没？”我也认真起来了。
“怎么没当过？连你也忘了？嗨，这年头到哪儿说理去，我算说不清了。我为啥花钱坐车来找你，还以为你能记住呢！闹了半天，你也不相信我说的话。咱班的同学都跟你一样，都假装不知道。他们说，咱班的班长只有一个，从小学一直当到毕业，那就是老马，别人没干过。人家学习好，门门功课都是五分。说我是个大草包，连乘法口诀‘小九九’都背不全，不可能当班长。老马，你当班长这不假，可初一下学期，你闹痢疾，半年没上课，那会儿就是我当班长嘛，这你还记不住？”王广田坐立不安地来回走动。
“是吗，我还真记不清楚了。对了，你爹外号叫王大疤，是吧？”我似乎想起点什么。
“嘿嘿，对、对，一点不错，你还记得我外号吗？”他充满期待地问我。“王小疤呗，对吧！”我挺兴奋。
“还有一个外号，你记得吗？叫‘班干部’！”王广田急切地提醒我。“对、对、对，我想起来了。你是叫‘班干部’。你爹当生产队长，一年四季披着灰上衣，呢子做的。两只袖子从不穿在胳膊上，走路一甩一甩的。两手总爱叉着腰，把衣服支棱着，挺有派的，像个大干部。你小子老学他，在学校也披个破褂子，小手叉腰上，鼓个瘪肚子，挺个小胸脯，说话拿腔拿调的，对、对、对，就是你，大伙儿有时喊你‘班干部’，你还挺美。对，一点没错，‘班干部’，王广田。”我眼前蒙蒙眬眬地浮现出他初中时的典型形象。
“我没说错吧，我就知道你脑瓜儿好使，能记住我。我当过班长，要不大伙儿怎么叫我班干部呢，一点不错。我就是那段时间当班长的。你当班长时间长，这我知道。但我也干过，这错不了。”他显然心里踏实多了。
“不管你当没当过，反正你叫‘班干部’，你回去写上吧。证明人就写我，没问题，我给你作证。”我拍了拍他的肩膀。
“当过，当过，我肯定当过。”王广田态度极其坚定，“你不能含含糊糊的，这关系到我的任职资历。以后遇上别人，我可以拍胸脯向天发誓，我当过初一下学期的班长，有你证明，我就更有底气啦！”
王广田没在我这儿多逗留，当天夜里坐火车返回了老家。临走时，他还一再向我解释。他这样做不为提拔，也不为涨工资，只是为了荣誉。
（《十月》2011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