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起先拒绝了。他当过一回没有兵权的总统，知道其中苦楚。但经过和幕僚商议，他以大局为重，发出主张“废督裁兵”的通电，痛责督军制造的危害，以督军们解除兵权、还政于政府为出山的条件。曹锟接电后大骂：“做现成的总统还要提条件！我们捧他上台，他却叫我们下台！”但为了实际利益，还是发动督军们做出口头承诺。于是黎元洪11日通电：“先行入都，暂行大总统职权，维持秩序，候国会开会，听候解决。”
更富政治经验的孙中山则提出“工兵计划”，说直系要表示诚意就先把半数军队改为工兵，否则他还要把“护法”的旗帜打下去。然而直系的武装还没解除，他的武装反先被陈炯明解除了。孙远遁上海，次年才回到广州自任大元帅。
西南各省已经树立自治的旗帜，一面表示尊重中央，一面主张“建设联邦化的单一国”。一些言论团体——如胡适主编的《努力周报》也赞成采取联邦制，说“只有省自治可以作收回各省军权的代价”。
7月1日黎元洪发布命令：地方自治，原为立宪国家根本要图……将来制定宪法，所有中央与各省权限，必定审中外之情形，就偏畸之弊害。一俟宪典告成，政府定能遵守，切实施行……国家统一前途，实嘉赖之。
8月26日，宪法审议会通过两个议案：一是各省在不抵触国宪范围内可自制省宪；二是地方制度章中应规定关于省宪的原则。
民国的和平统一，此时仿佛有些微茫的希望了。
哪会这么容易呢。在直系来说，黎元洪是个过渡性的招牌，曹锟迟早取而代之。问题就出在“迟”、“早”上。曹锟急于做总统，吴佩孚却想先借黎统一南方再选举曹锟。以曹的“津保派”为主的议会开始闹事，借财政总长罗文干涉嫌受贿案把以吴的“洛派”为主的内阁倒了。这是1922年底的事。
此前国会刚刚恢复时有一些议员主张此次国会专事制宪：民国成立10年多了，竟还没有正式的宪法，实在不像话。另一些人则主张先解决总统任期问题。热心制宪的议员想拉长黎的任期，制定宪法再选举总统；另一批议员想缩短其任期，以便早日和曹锟交易。“制宪派”不得已决定“大干快上”：1923年8月31日前完成宪法，9月30日前选举总统，宪法于同日公布。但“附曹派”不到会，凑不足法定人数。制宪派就提出修改会议规则：一是减少所需的法定人数，二是出席者可得出席费20元，缺席者扣岁费20元。但出席费从哪儿来呢？
两院议长去见黎元洪，请他设法筹措。黎见事关制宪，立召总理和财政次长、税务督办等当面议定由海关建筑费中拨120万。曹锟方面得知后，责以事先未交国务院主办，违背责任内阁精神。黎回复说：“……当时国会议决、议长请求……元洪曾遍约阁员，下及财次、公司筹议，始转商税司，缓筑海关，批明用途，乃获定约，不虞今日复有后言。元洪赞助制宪，心在救国，纵责过失，犹胜阻挠，此可请邦人共鉴者也……”
管你是何程序、目的，“附曹派”的人先胁迫内阁辞职，然后就开始“逼宫”。陆军检阅使冯玉祥、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警察总监薛之珩等于6月7日集合数百人到总统府，借口内阁无人军饷没有着落，要求总统负责。8日，乞丐公民团到府闹事。9日，北京警察全体罢岗。随后黎宅电话和自来水管被阻断。12日，冯、王辞职，不负维持秩序之责。经历过复辟的黎元洪决心不轻易言退。请看他的通电：“罢岗开会，全城鼎沸，谣言纷起，皆谓有政治作用……元洪依法而来，今日可依法而去。六十老人，生死不计，尚何留恋？”
13日，黎元洪决定离京。他咨请两院撤销复职时提交的辞职公文，并向两院和外交团声明：“本大总统认为在京不能自由行使职权，定于本日移津。特闻。”
同日，他发出了七道大总统令，交印铸局发布。其中一道是：“巡阅使、巡阅副使、陆军检阅使、督军、督理，着即一律裁撤，所属军队归陆军部直接管辖。此令。”但印铸局已经被“附曹派”把持，这些命令都未发出。
下午一点多，黎元洪乘火车赴天津，临行将大总统印信交如夫人危文绣带到东交民巷的法国医院。但火车行至天津新站被直隶省长王承斌下令摘去火车头，相持之中黎开枪自杀未遂。次日凌晨他告以实情，印信交接完，这位民国总统才重获自由。
黎元洪刚走，冯玉祥、王怀庆马上自己复了职。曹锟笼络了五百多个议员贿选成功。这些议员想找回点脸面，于是十余年没制成的宪法两三天内完成二读三读，在10月10日曹锟就任那天公布了。
握在手中的杯子
民国军政界要人多半有大宅，段祺瑞没有。府学胡同那套房子说是袁世凯送的，却并没有房契。老袁死后房主拿着房契找总理要房，段祺瑞只好搬家。
段祺瑞的部属、学生，想到自己都有房子，唯老段借住人家的，觉得说不过去。原拟集资代买，后来演变成了代建。房子建在吉兆胡同，建筑费用大超预算，差点成了烂尾楼。建成后，府学胡同的房子便物归原主了。
第二次直奉战争，冯玉祥倒戈，直系败北。张作霖和冯拥戴段祺瑞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秘书厅就设在吉兆胡同房子的前院。据说解放后周恩来出面以两套四合院加每月100斤小米的代价向段家置换了这套房子。这事后来成了糊涂账。当年的“老段府”成了今日的总参大院。《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夏雨演的马小军就住在那儿。
幕僚曾毓隽对局面始终不乐观，认为张、冯只因群龙无首暂时推段出面。一天，两人谈论局势，段说：“云沛（曾毓隽字云沛）！你不应当对国家事采取如此消极态度。”曾说：“并非消极。我认为老总在如此形势下急于上台，好比是一张三条腿的桌子，一攻便倒。”段刚好手中有个茶杯，就说：“这杯子固然是锔在一起的，我握在手里暂时可以不碎，若我放手便落地碎了。”
为使杯子不碎，段祺瑞想了不少办法。
他尝试与国民党合作。可惜孙中山到京不久即病逝。开吊之日他正要亲往唁奠，有人来报告说国民党将在他致祭时“出以非常手段”。左右的人劝阻他。他就临时以脚痛旧疾发作、不能行动为由改为派代表。此后就无法合作了。
在此前后执政府召开善后会议。之后开始筹备国民代表会议和起草新的宪法。12月12日国宪起草委员会通过宪法草案。然而国民军和奉军之间的战事使这份草案永远失去了审议的机会。
1926年1月1日，受挫的冯玉祥被迫下野，把职权交给部属张之江。
1925年底，冯设局邀请出国考察归来的徐树铮北上，段祺瑞未能阻止。张受冯之命于廊坊截火车枪杀徐树铮。据说，张信奉基督教已很狂热，事后频频祈祷，三句不离耶稣。
当时段祺瑞身边有人主张通电下野，有人则主张为国事忍辱负重，段犹豫数月，不幸又发生“三·一八”惨案。
1926年3月，国民军与奉军在津沽一带混战，封锁海口，英美等国向执政府提出通牒，要求大沽口至天津停战，排除水雷地雷，不干涉外国船只过往。3月18日前得不到满意答复，将采取“必要手段”。
3月17日执政府称通牒内容“本国政府视为超越《辛丑条约》之范围，不能认为适当”，希望各国能“从容妥商”，“勿取激烈之措置”。也就是说，段拒绝了。
但通牒已然刺激了中国人的自尊心。
就在那天，在李大钊倡议下，国民党（时国共已合作）北京特别市党部、北京学生总会、总工会等近两百个团体开联席会议，决定第二天开国民大会。代表们还进行了一次游行，在执政府门前和军警发生冲突。执政府卫队旅参谋长楚溪春告诉段祺瑞的侄子段宏纲，警备司令部指示与市民学生接触时，官兵要万般忍耐，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他说，士兵所受教育有限，简单率直，能做到这样忍耐吗？恐怕难免要酿成事故。段宏纲说，只有靠你们尽最大努力来维持防止。
3月18日，数千学生和群众在天安门举行了示威大会，提出八国如不收回通牒即驱逐公使等六项主张。而后一路游行向执政府而去。结果卫队开枪，四十七人死亡、两百余人重伤。
奇怪的是，之前几次游行，国民军都随行保护。但那天代理警备司令李鸣钟虽派人带去承诺派兵的消息，却并没有真的派兵。而最初三声枪响是来自“执政府门楼的窗户里”而不是卫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