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日，后金兵临宁远城下。袁崇焕下令部队在城外列阵，以城墙为依托，用火炮为掩护，与敌周旋。皇太极打算狂飙突进，发起猛攻，贝勒阿济格也急于交战，但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皆以距城近不可攻，劝上勿进，甚力”。皇太极闻听大怒：“昔皇考太祖攻宁远，不克；今我攻锦州，又未克。似此野战之兵，尚不能胜，其何以张我国威耶！”
两军骑兵随即展开激战。矢镞纷飞，马颈相交，刀兵搏击，人喊马嘶。满桂身中数箭，坐骑被创，尤世威的坐骑也被射伤。双方战成平手，局面一时难下。
城外骑兵接战，城上炮火支援。袁崇焕亲临一线指挥，“凭堞大呼”，激励将士，协力还击。参将彭簪古以红夷大炮击碎八旗军营大帐一座，其他大炮则将“东山坡上奴贼大营打开”，后金军伤亡惨重。后来监军刘应坤奏报：“打死贼夷，约有数千，尸横满地”。后金贝勒济尔哈朗以及大贝勒代善的三子萨哈廉、四子瓦克达全部重伤；蒙古正白旗牛录额真博博图等也战死。
宁远血战，锦州不闲。二十八日，明军突然杀出锦州，突袭得手后又迅速撤回。战报传到宁远，皇太极深感局势不利，只得从宁远撤军，合力攻打锦州。六月初三，后金发起最后一轮猛攻，但依然未能得手；恰恰此时，毛文龙又在敌后打响，出兵攻击昌城与辽阳。
没办法，那就撤吧。初五凌晨，皇太极灰溜溜地撤军。
战后赵率教疏报战果，后金兵伤亡“不下二三千”；太监纪用奏报：“初四日，奴贼数万，蜂拥以战。我兵用火炮、火罐与矢石，打死奴贼数千，中伤数千，败回贼营，大放悲声。”袁崇焕上奏朝廷，着重强调满桂的功劳：“一战挫之，满镇之力居多。”他与满桂一度不睦，曾经请求将他调走；王之臣调满桂为山海关总兵时，他又上疏反对。尽管如此，此时他依然积极为之请功；他也没有忘记毛文龙：“径袭辽阳，旋兵相应，使非毛帅捣虚，锦宁又受敌矣！毛帅虽被创兵折，然数年牵制之功，此为最烈！”
如果说此前的宁远血战只是精神鼓舞，那么宁锦大捷就是名利双收。可尽管前方得胜，依然还有高居台省的文臣口沫飞溅，说长道短。河南道御史李应荐弹劾袁崇焕“假吊修款，设策太奇，顷因狡虏东西交讧，不急援锦州，此似不可为该抚”。被魏忠贤把持的皇帝，御批道：“袁崇焕暮气难鼓，物议滋至，已准其引疾求去。”因为父亲病故，袁崇焕此前多次要求离职守制，朝廷都不同意，宁锦大捷后，他一请病假，便获批准。更可笑的是，论功行赏，他仅仅涨了一级工资：“文武增秩赐荫者数百人，忠贤子亦封伯，而崇焕止增一秩。尚书霍维华不平，疏乞让荫，忠贤亦不许。”
要知道这个霍维华可是阉党。也就是说，这事儿阉党自身都看不下去了。袁崇焕两次在宁远挫败敌军，虽然没能从根本上扭转辽东局势，但也让后金尝到了厉害，从此再不敢轻易出兵，为明朝赢得了调整巩固防御体系的宝贵时间。可惜的是，就在宁锦大捷的当年，明朝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民变在陕西爆发。其中一个当时毫不起眼的小角色李自成，后来给了明朝致命一击。
平台召对
就在那年八月，天启皇帝朱由校一命呜呼，他的几个儿子已先后死去，帝位便由其异母弟、信王朱由检继承。这就是明思宗崇祯皇帝。
当时的崇祯不过十七岁，拿现在的观点看还是未成年人，典型的少年天子。有明一代，皇帝兴趣广泛，爱好众多，可谓人才辈出：有人立志学习鲁班，整天做木活；有人渴望建军功，自封为“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镇国公朱寿”；像袁崇焕刚到兵部那样几天不上班不难，难能可贵的是有人几十年如一日地不上班；致力于采阴补阳的，更是不胜枚举。相形之下，崇祯简直就是个淡寡无味的“呆瓜”，既无兴趣又缺爱好，一心用于国事；偏偏还就是他，“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
即位之初，崇祯便表现出了少有的机敏与干练。当时阉党盘根错节，为防止被投毒，初进宫时，他甚至自带水和食物。客观而言，阉党形成气候，与东林党不无关系。因为后者出手太狠，齐党、楚党、浙党等走投无路，便顺水推舟，与魏忠贤互为声援。属于楚党的熊廷弼之所以惨死，东林党便有落井下石之功。正好熊廷弼答应给魏忠贤四万两银子，最后又拿不出来，终于被“传首九边”；而责任更大的王化贞，却多活了好几年。
东林党也好阉党也罢，其实都是毒瘤。崇祯出手稳准狠，将魏忠贤流放凤阳，可流放途中，他身边竟然还有一批死党追随。崇祯闻听大怒，命锦衣卫前去捕拿审判，魏忠贤这才一根绳子结果自身。
魏忠贤手下为害最大的爪牙还是崔呈秀。大树已倒他自知不免，便“列姬妾，罗诸奇异珍宝，呼酒痛饮，尽一卮即掷坏之，饮已自缢”。
后来定性的阉党有二百六十余名，或处死、或发配、或终身禁锢。朝廷气象顿时为之一新。崇祯同时启用袁崇焕，先提拔他为右都御史、视兵部添注左侍郎事，也就是编外的国防部副部长，次年四月，又任命他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出镇行边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
前面说过，袁崇焕的成绩类似艾森豪威尔，名气在国内也类似艾森豪威尔，唯独提拔不同。艾森豪威尔从中校晋升四星上将虽然只用了四年，但晋升中校却足足用了二十多年。袁崇焕可没那么费劲，转眼间已经有了国防部长的荣衔。
七月袁崇焕到达北京，崇祯在平台召见，多有奖誉慰劳。皇帝如此锐意进取，隆恩浩荡，袁崇焕内心无比激动，再度表现出了孙承宗所谓的“多事”，以及王在晋所谓的“轻进”，信口拍了胸脯：约期五年，恢复全辽。毛泽东说五年解放全中国，有周密的判断和计算为基础，袁崇焕可没有这个。他的这个虚妄承诺，只不过是要“聊慰上意”。
崇祯哪里知道，闻听不觉一振。给事中许誉卿觉得太过突然，后来得知袁崇焕并无把握，非常担忧：“上英明，安可漫对。异日按期责效，奈何？”袁崇焕这才回过神来，想起事情的严肃性，便又给皇帝提条件要政策：“东事本不易竣。陛下既委臣，臣安敢辞难。但五年内，户部转军饷，工部给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调兵选将，须中外事事相应，方克有济。”
崇祯一一应允。
袁崇焕到底吃过暗亏，害怕朝堂上有人使绊子，于是又说：“以臣之力，制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一出国门，便成万里，忌能妒功，夫岂无人。即不以权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见乱臣谋。”
崇祯到底想做有为之君，因此郑重其事地“起立倾听”，最后严肃表态：“卿无疑虑，朕自有主持”。随即收回王之臣和满桂的尚方剑，转赐袁崇焕，将辽东大计全权委托给他。
这些话其实完全流于形式。当时同意是真诚的，事后反悔也是真诚的。类似谈恋爱，爱与不爱全都发自内心，很少有人处心积虑，成心欺骗。
宁锦虽然取得大捷，但袁崇焕还是感受到了皇太极的难对付，痛感后者“著著皆狠，而著著不后”，他想联合蒙古，皇太极就攻击蒙古；他要用朝鲜牵制，皇太极就逼迫朝鲜；他想修复锦右，皇太极就分兵阻挠。着着不离后脑勺。因为这个原因，这次平台召对，袁崇焕再度调整自己的辽东战略：“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增添了一个“和”。而这一点，正好埋伏着他死亡的诱因。
私斩“岛帅”
如果说“五年复辽”起初只是善意的谎言，那么袁崇焕很快就进入了状态。还在北京尚未出发赴任时，他便开始着手筹划，第一把火要烧的是毛文龙。
这些年来，毛文龙孤悬敌后，兵部对他的评价甚高：灭奴不足，牵制有余。但问题在于，此公“抗战”八年，好事干，坏事也干；正事干，邪事也干；功劳与非议同样突出。
毛文龙占据的东江也称皮岛，属朝鲜平壤三和县，位于鸭绿江口，战略价值极高。在有力牵制敌军的同时，也常有虚报军饷、杀良冒功的负面新闻。甚至提兵到登州闹饷。因为天各一方，他与朝廷之间严重缺乏沟通：他认为朝臣扯淡，朝臣觉得他不驯。毛文龙曾经这样上疏崇祯，发泄怨气：“臣势处孤危，动遭掣肘，功未见其尺寸，怨已深于寻丈，而皇上知之否？”尽管朝臣整日灌耳边风，崇祯还是有自己的独立判断，因此对此深表理解同情：“毛文龙本以义勇简任东江，数年苦心，朕所洞鉴，人言何足置辩！”
崇祯元年朝廷派人前往东江核实兵员，仅皮岛就有三万六千人，铁山、昌城、满浦、獐鹿、三山、旅顺等地，以及各个岛上的屯军，全都没有统计，因为钦差不愿去；以偏概全已不合理，最终还要打折扣，核定为两万八千。毛文龙认为此举未免伤良心，崇祯也深以为然，因此这样批复：毛文龙辖境，辽民避难，屯聚海岛，荷锄是民，受甲即兵，不能与内地一概而论。他鼓励毛文龙：“乘机奋勇，著有显效，谁得以糜饷为借口！”
但说归说，做归做，最终还是按照两万八千人发饷不说，待遇也只有关宁军的一半。毛文龙在奏折中气愤地质问：
“关门接壤神京每月一两四钱米一斛尚不敷用，况东江悬海，风涛叵测，百物腾贵，而反议每兵银七钱米一斛，使各兵肯安心东江耶？”
关宁军每月一两四钱的工资，东江只有七钱；还好口粮相同，都是一斛。论说东江属于边防海岛、艰苦地区，应该有额外补贴；不但没有补贴，待遇反倒对折，搁谁也难以气顺。
明朝的规矩类似宋朝，武将地位很低。即便官居二品的总兵，到兵部汇报工作，也要跪拜。而正常情况下，兵部尚书也不过正二品。武将之上一般都设文臣统领。唯独毛文龙，因为地理原因，实际已成独立王国。无论皇帝如何嘉许慰勉，他与中央的隔阂始终存在。袁崇焕当然也能感受到。按照道理，朝廷并没有明确毛文龙受袁崇焕节制，朝廷为统一事权、避免扯皮，特意收回王之臣、满桂的尚方剑，却并未收回毛文龙的尚方剑，可为明证。
若是别人，碰上这事可能会睁只眼闭只眼过去，但袁崇焕不会。既然皇帝将辽事全权委托与自己，那他就一定要管。这一点，他对内阁首辅钱龙锡毫不隐晦。钱龙锡问他五年平辽的具体打算时，他说：“恢复当从东江做起，文龙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处之亦不难。”
也就是说，当时的他已经下定决心：毛文龙服从就用，若不服从，他就要“入其军、斩其帅”。
两虎相争，必有一伤，甚至两败俱伤。
为迫使毛文龙就范，袁崇焕首先截断其经济来源：不许登州片帆出海，运往东江的粮草物资，一概改道觉华岛经由旅顺口转运，先经督师衙门挂号。由于军饷不足，毛文龙不得不派难民进山采人参，卖给南方过去的商人。此举类似南宋初期的各大将，用生意收入补贴军费。袁崇焕此举一出，毛文龙立即肉痛，上疏抗辩，声称是“拦喉一刀”，但崇祯用人不疑，既然托付袁崇焕，也就不再干涉。
崇祯二年（1629年）五月二十五日，袁崇焕带着尚方剑和督师印信，以阅兵为名漂洋过海，准备跟毛文龙摊牌。起初他还有两手准备，尚未放弃和平争取，因此两雄相见，把酒言欢，开局倒有一团和气。序曲已过，进入正题，袁崇焕要求今后旅顺以东公文用毛文龙印，以西用袁崇焕印，但毛不同意；袁崇焕要求更改营制，设立监司，派文官前来统领，毛也不肯接受空降的“婆婆”。
毛文龙出生于杭州，有名的销金窟、温柔乡。不肯缴权，那么就此“转业”，回到西湖边安度晚年，也算衣锦荣归，但毛文龙对此建议还是抵制：“向有此意，但惟我知东事，东事毕，朝鲜衰弱，可袭而有也。”口气还很大，解决了后金，准备占领朝鲜。
就是这句大话，铁定了“岛帅”的末日。那一刻，袁崇焕想必微微心动，但脸上毫不作色。他虽然不比隋朝的杨素治军那么严酷，但杀个把人，岂是高难度动作。
六月初五，袁崇焕在山上张好大幕，说是邀请诸将看士兵比赛射箭，预先派人带领甲士埋伏在大帐之后，等毛文龙进去，就将其部众卫士全部隔离在外。
众将坐定，袁崇焕面色肃穆，指责毛文龙抗命；毛文龙不服，当场辩解。袁崇焕疾言厉色，下令将他除去冠带，五花大绑，随即列举十二大当斩之罪。
督师一声令下，“岛帅”人头落地。
袁崇焕晓谕东江将士：“诛止文龙，余无罪。”然后下令收敛毛文龙的尸体，次日准备好猪头纸钱，前来落泪祭奠：“昨斩尔，朝廷大法；今祭尔，僚友私情。”
想当然地认为袁崇焕彼时流下的是鳄鱼的眼泪，是做给活人看，是权术手腕儿，那恐怕是大错而特错。督师当时的愧疚无比真诚。因为他确实有负于死者：他两次作战得胜，背后都有“岛帅”的支援，而等对方有警，他却未曾策应。不仅如此，还必须罗织罪名，将其功绩悉数抹杀。观望养敌即是一例；塑魏忠贤像，也可以理解，袁崇焕自己也干过；擅开马市，逼迫难民采人参等等，更是无奈之举。朝廷的逻辑是你做买卖能挣钱，所以要扣减粮饷，毛文龙的逻辑是你老扣粮饷，我不得不做生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难免扯皮；“铁山之败”云云，算不算战败暂且不论，其背景正是袁崇焕的观望。
然而毛文龙并非逃兵或者小校。《大明会典》对于处置总兵，有明文规定：
“总兵镇守官。受朝廷委任、以防奸御侮。凡调度军马、区画边务，风宪官皆无得干预。其相见相待之礼，尤须谦敬。如总兵镇守官有犯违法重事，须用体覆明白、指陈实迹、具奏请旨。不许擅自辱慢。其军职有犯，具奏请旨、已有定例。风宪官巡历去处，亦须以礼待之。并不得轻易凌辱。”
何谓风宪官？“在京都察院、十三道，在外按察司，俱为风宪衙门”。
就是中央和地方的监察官。袁崇焕的本官右副都御使，正在其列。照此规定，即便总兵确有严重不法，也得证据确凿，请旨处理。毛文龙还不是一般的总兵官，戴左都督虚衔、持尚方剑。明朝军制，兵部只能调兵，统兵权在五军都督府。袁崇焕的虚衔挂在兵部为尚书，毛文龙的虚衔挂在五军都督府为左都督，也是两条线。正因为如此，事后袁崇焕立即上奏崇祯，说明此前跟首辅钱龙锡透过口风，委婉地减轻罪责，同时郑重请罪：“文龙大帅，非臣所得擅诛，便宜专杀……席藁待罪，惟皇上斧钺之，天下是非之……”
起初得知此事，崇祯的反应是：“帝骤闻，意殊骇”。转念一想，既然毛文龙已死，边事又要倚重袁崇焕，也就没有追究，反倒“优旨褒答”，在圣旨中列举毛文龙的种种罪恶。不仅如此，他还下令将毛文龙在北京的亲信全部逮捕，“以安崇焕心”。
需要指出的是，袁崇焕将毛文龙的两万八千人编成四协后，东江的军饷增加了一倍，因为他们与关宁军实现了同工同酬。起初崇祯见“兵减饷增”，很是疑虑，但到底照准所请，原因很简单：“以崇焕故。”
崇祯对袁崇焕的信任重用可见一斑，袁崇焕揣摩皇帝心思的本事和胆量，也可见一斑。
东江到底是毛文龙开创的基业，谁的威信也比不上他。从那以后，东江每况愈下，清初的四个异姓藩王，三个出自东江：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当然，那时袁崇焕已死。如果他还活着，威信是否足以控制东江，难说。
“旁著”迭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