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龙门山—大巴山拓荒到川西高原决战
郝子文口述校改
王大荣记录整理
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的诞生
1962年5月5日那天，在广元河西区，一个旧铁厂的坝子上，聚集着一群青年男女，大都坐在地上，也有个别人坐在自带的板凳上，在聆听贾志斌队长的“训话”。突然贾队长停住了，我听到他大吼了一声：“杨天一，你到哪里去？”杨天一说：“报告队长，我要解手。”贾队长生气地说：“你要解手，为什么不举手请假？”杨回答：“我小便憋不住了。”贾队长严厉地说：“解小便也要请假，现在是高度集中时期！”
因为这一天，是新的二区测队的合并成立大会，其队伍来自四面八方，有新津的二区测队、南江的三区测队、绵阳队、阿坝队等等多个地质队。这时如果领导没有高度“治乱”之魄力，群众没有很强的纪律性和自觉性，是办不成事情的。
一座“大炼钢铁”时期留下的旧铁厂成了队部，厂房成了办公室，旧铁厂是没有宿舍的，很多同志睡觉也在办公室里。房屋都是干打垒的土房，所谓干打垒就是竹篱笆夹点土，涂点石灰，条件最好的是一间瓦房。结了婚的同志在附近农村的老乡家住，吃饭、睡觉、生孩子都在那里，把附近的老乡家都住满了。我现在在美国的大女儿，便是在这种条件下出生的。当时条件十分艰苦，要把这支队伍并拢来，形成一支能战斗的队伍，完全靠队长的个人魄力、勇气以及群众的淳朴和他们在艰苦环境下对队长的支持。我记得贾队长当场宣布新成立的二区测队电报挂号为“2355”，寓意二、三区测队合并，成立在5月5日，这组数字颇有纪念意义。
1962年正是大跃进后期困难时期，国家实行调整政策，生活非常困难，很难吃到肉、油。我们的同志一天到晚跋山涉水，体力消耗极大，很多同志得了浮肿病。为了改善这种情况，贾队长带领队上七大工程师，去拜访广元县委。那时很少听说地方上有工程师的，有工程师的多半是中央单位。更因为贾队长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任过广元县公安局长，当地老百姓流传一句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贾局长发话。”贾队长带着我们七个人直奔广元县公安局。他很随便，到公安局看到桌子上有烟，马上拿了散给我们抽烟的人抽。这时公安局长、同事都没在，我们直接进去，也没人管我们，墙上挂的公安干警的衣服帽子他拿来给我们扣上，很有意思。不久警卫员才去找公安局长，两人一见面，“老朋友啊、老贾啊、老李啊”一番寒喧非常亲热。于是把我们带到县委汇报了一次，把我们地质队的困难说了。就这样县委发了一个文件到广元县管辖的各个区和公社，意思是在副食品、猪肉、腊肉、香烟、肥皂、盐等物资上给我们特殊照顾，解决了野外同志和队部在广元县生活上的困难，对我们工作帮助很大。
这支队伍在学习中壮大成长
在工作上大家也很稚嫩，仅南江的三区测队做过一幅1：20万南江幅的区调，新津的二区测队跟苏联专家跑过百万路线，所以这支队伍没什么经验。成立新的二区测队主要是搞龙门山、大巴山。先是搞大巴山南江幅图幅清理补课，然后转向靠近龙门山的广元幅。
为了适应大的国民经济调整，我们进行了1：20万南江幅清理。在清理过程中间，重点是学习怎样把图幅质量提高上去，所以南江图幅后来重测又花了四年时间，等于重新补课。清理的具体做法是把你的野外记录本全部调来，每条路线每个地质点逐一清查。按照要求，每个点上应该记录什么东西，比如到了岩浆岩区、火山岩区，沉积岩区，你该记录些什么东西，规范上都有要求。举例来说，我要描述地质观察点位置，我到了夹皮沟，我在沟的南端，靠东侧，有个三叠系和二叠系的界线，你就交代了地理位置。如果你描述的东西跟你图上看到的不一致，显然是错误，是废点。还有描述的内容我们都是有规范的，比如我的地理位置、岩层产状、岩石的颜色、结构构造、化石、矿化关系、接触关系等等，这都是不能少的。如果你偷工减料，就是质量不合格，当时很严格。
通过图幅清理，我们学到很多东西，包括我本人。我虽然主管图幅清理，但我也没搞过区调，也是边干边学习，看着规范，要求下面的同志这样做，然后跟他们一起干，这样子来提高。从不懂，到逐渐懂，到真正的懂，就是这个过程，看起来是个很简单的过程，但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其中好像还有个同志牺牲。这是一种学习，从清理图幅中间学习，加深了对区调工作的认识，理解了区调工作对质量的要求，包括成果要求等。
其次是书本和实践相结合学习。回忆当年，我们提倡、鼓励和引导大伙进行学术讨论和争论。讨论和辩论甚至争论，是最好的引导技术人员认真地把思想和精力用在钻研业务上的好方法。一场辩论之后，会留下很多想象的空间，包括不服气。我记得有一次有个同志争论到睡觉，那时晚上经常停电，他为了应付第二天跟对手争论，钻到被窝里，打起电筒备战第二天的发言。有个同志戴有假牙，争论时假牙掉在地上，捡起来戴上，再投入辩论，大家都要维护各自的“真理”。争论到这种程度，好读书的风气自然形成。
再有就是每年出队前和收队后，都要办互相观摹的展览，各分队都要把原始资料拿出来，供展评以互相学习。我也亲自给他们讲古生物，我以前就在北京地院当过古生物助教，拿个盘子，装很多标准化石，带学生进行课堂学习，教他们认这些化石。龙门山泥盆纪的标准化石有石燕、无孔贝。我自己印了怎么样读拉丁文，找人刻了蜡板，油印出来。当时哪有打字，没有这些东西。把古生物的拉丁文读法、发音规则告诉他们。然后告诉他们在野外看到化石不认识不要紧，编上号，你记到1号是什么样子，长得什么样你描述一下，然后你到另外一个地方，又发现1号在这个地方，报告首长，我又发现1号，在另外一个地方发现1号，就具有可比性，然后我们把化石拿回来，找专门的人鉴定，最后就鉴定出来了。这里又发现2号，同样给它编个号。这就把原来看来在野外不可解决的东西我们都把它解决了，也提高了大家的兴趣。鼓励他们学，鼓励他们争，鼓励他们在铺盖里偷偷地看书，这是提高嘛！读书、争论，争了在实践中解决，解决不了再想办法，就这样把区调工作开展起来了。
在此期间，二区测队在大巴山、龙门山区域共完成11个1：20万图幅，其意义重大，因为它是一个地质过渡带，老观念上叫做槽台过渡带，在地质上非常重要。在地理地貌上它是丘陵、山区、高原三个地貌的过渡带；在环境人文上仍然是过渡带，是汉族和少数民族的交杂区过渡区；从农业种植上讲有高原的青稞、山区的玉米、平原的水稻。总而言之，这个过渡带对整个国民经济、对人民生存环境，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今天来看过渡带，来看我们做的工作，真是没有白做，怎样来评价它的贡献都不为过。这个过渡带太重要，国民经济要盯牢它，造福人民要盯牢它，将来地质工作也要盯牢它，这里面我们大有用武之地。
第二次大合并，组建区调队，向高原进军
特提斯和板块构造引起了全国乃至全世界对川西高原的重视，四川省地质局在1979年定下目标，要在1986年结束全川81幅1：20万图幅的区调，然后转向1：5万区调。最后攻坚只剩下川西高原了，当时高原只有三区测一支队伍，为了集中力量，统一指挥，这样有了第二次大合并，将二区测队与后来在1965年新组建的三区测队合并，队部放到三区测队所在地-名山，当时被地质队人戏称“夹皮沟”的所在，它接近高原，为什么不放罗江，罗江离高原远啊，但是从罗江搬到名山这一点当时很多人想不通。我们把1978年两队正式合并，叫“决战高原”。这时我的调令已经下来了，要调到局里了，但是大家都不知道，当时队上仅有少数几个队领导知道，就瞒着大家。为了会战高原，与弟兄们同行，我就来个假搬家，从罗江搬到名山。开始我一个人住，在伙食团吃饭，后来搬来一个老工人和他儿子，三个人一起住，旁边就是公共厕所，还是旱厕，臭气熏天。为了安抚人心，还没出队嘛，我得把他们送到山上去啊，我的目的是把他们送到野外我再走。我就参与组队，两队合并后我当了第一主任工程师，李小壮当第二主任工程师，文沛然当第三主任工程师。高原上这些图幅，哪个同志带哪个图幅，给他配哪些人，哪个图幅最艰苦派哪些人去，哪个图幅技术难度高找谁去，我们三人共同筹划。而且为了进一步稳住军心，我干脆把家也搬到名山，那时也没什么家当，只有我在野外做的一个柜子，上面安着镜子，是用土漆漆的，这个柜子现在还在我家里。搬家时王学立给我张罗，他是一个很活跃的人，他说：“这是郝主任的主体家具，主体工程，要小心。”这是我唯一的一个大件。在“夹皮沟”，靠马路边上他们给我腾了一间房子让我暂时住下。等他们出完队，我再说下一步吧。
就在这时候，我进一步加深了对区调工作的认识。我看了郑裕民（分队技术负责）他们搞的得荣幅，里面有混杂岩。我为什么要看呢，因为我看过该图幅负责岩石的王忠实（笔名金蒙）与地科院张之孟合写并发表的一篇文章《川西南乡城-得荣地区的两种混杂岩及其构造意义》。我就有意看得荣幅的地质资料，一个新的全球地质观或者是说一种重要的学术思想在我心中形成，这就是全球构造与板块运动。这个不得了，这个板块构造对地球的全球观影响最强，以前的地槽地台不是说它不对，但很局限，不能解释很多问题。因为翻阅得荣幅技术资料，使我在“夹皮沟”多待了几个月，一直到1979年9月才到局里工作。我认为，区调队三分队也可能是用全球板块构造这种学术观点来解释高原构造和地质发展史的第一支区调队伍（专业研究院所除外）。他们1978年发表文章以后几十年，引来不少专家学者来川西高原考察，包括一些外国人。直到目前，这篇论文仍然影响很大，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王忠实他们的文章启发我们后来写了《川西高原碰撞造山带的大地构造演化》一文，由我带到莫斯科第26届（1984年）世界地质大会上宣讲。回忆往事，应该感谢一线同志对我们的教育、启发。
高原工作对区调队和我，还有一种学术上的跃进，那就是“特提斯构造”概念在川西高原的提出。
“古特提斯大洋”在川西高原还有残留的地质遗迹，研究“特提斯”的人与研究板块的人不断来到我们川西高原，来的专家也好，学者也好，他们都是来看蛇绿岩、混杂岩的，另外就是看特提斯的沉积物，在高原上主要是三叠系。我记得那时来了几个法国人，跟他们搞了个合作项目，叫“松潘－甘孜造山带构造演化”，中法双方各出四个人。国内的更不用说，来得更多，所以“川西高原决战”意义很大，引起了国内国际重视。1983年我在《青藏高原文集》第12集上发表了《论巴颜喀拉海与特提斯洋演化关系》。古特提斯洋是全球性的，它跟巴颜喀拉海有什么关系？巴颜喀拉海跟现在的巴颜喀拉山有什么关系，巴颜喀拉山跟三叠纪地层有什么关系？三叠纪地层与区调队有什么关系？我们用反演的办法，一层一层把它揭示出来。区调队从高原上的巴颜喀拉山，来认识巴颜喀拉山的三叠纪沉积物，再认识巴颜喀拉海，从而进一步探讨它跟全球性的古特提斯大洋的关系，这样我们的视野就开阔得多了，就好解释得多了，我的这个巴颜喀拉海，是你古特提斯大洋的尾巴呢，脚板呢，还是你的耳朵呢，大象腿呢？这样全球观就树立起来了。
我现在眼睛坏了就跟以前看了太多书和工作太拼命有关系，我到莫斯科去，回来几乎什么都没买，用所有卢布买了一卷图。那时苏联还没解体，面积是很大的，陆地面积占世界陆地总面积的四分之一，我亲自走到欧亚交界线，贝加尔湖那个地方。我买了一卷苏联地质图，很费劲地带回来，后来送给成矿所的同志，现在还在他那。
1979年，我终于离别了我的工作岗位，离别了战斗了17年的区调队，告别了我朝夕相处的战友和同志。到局里不久，我仍然分管全局的区调工作。区调队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同时我认为这也是最有价值的两件事。前期就是对大巴山、龙门山的工作，完成了总面积近十万平方千米的十多个1：20万图幅的区调任务，把一个地质上、地貌上、人文地理上的过渡地带，详尽生动地展现在众人面前。地质、地震、水利、农业、工程建设等方面的工作者，都把区调队填制的地质图，当做他们的眼睛和路标，它对国民经济建设起了很大作用，前不久的汶川大地震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后期的高原工作，区调队那种敢为天下先，用板块构造的全球构造观理论指导区调工作，在学术指导思想和理论研究上也是令人刮目相看的。
回忆我这一辈子，前17年在二区测队，后18年到局继续管理区调工作，加起来一共35年，人的一生能有几个35年？我这一辈子，感觉看书很重要，你不看书，永远跑不到前列去，跑到前列的人都是爱看书的。当然，看书要实践，否则就夸夸其谈，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太重要了。区调队给了我这个机会，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打成了牛鬼蛇神，下放到四分队，我就去跑了城口－巫溪幅，给了我真刀真枪的实践的机会，从踏勘、测剖面到亲自填图、找矿，到最后每个小组分队的总结，最后我来统纂报告。一个人需要锻练，区调队里一个人要成功必须是从测剖面到最后的写报告全程参与，只有这样你才具备当组长的条件——当时我发表这个意见在“文化大革命”里被批惨了，说是压制了人，我说一个图幅也就是四年，四年也不算长，这是题外话。
从20世纪50年代区调队建队以来，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四川省地矿局的总工程师、副总工程师，从第二任开始（首任王朝钧总工是由地矿部指任，从张云湘到胡正纲、秦震、我、骆耀南、姚冬生、赖祥符），均是搞区调出身。这是因为区调工作和其他地质工作相比，它的技术要求更全面更广泛，要与更多的人打交道，它要求什么都要懂，除了地质本行，要懂地震，要懂水文等等，这就要求得是个通才，同时，区调工作也培育出不少专才。
区调工作又逢春
侯立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