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3月15日为庆龄同志商量李姐的安葬问题，我带着宋氏墓地的图纸去北京。16日下午3时半，她派车接我去她寓所，我准4时到达，她已候在书房。别后又相见，感到分外高兴，她伸出双手迎接我。……我铺开宋氏墓地的图纸，详细汇报了上海有关部门安葬李姐骨灰的打算，庆龄同志戴上眼镜，细细观看图纸。边看边谈到她记得宋氏墓地有八穴地。顿了顿，又指着图纸说，李姐的骨灰葬在左边，平行的右边是她的。因为是小辈，都比她父母的墓穴低一点，说着说着，她深情地怀念起李姐……上海有关部门按照庆龄同志指示，很快作了安排，筑妥了李姐的墓穴，4月2日举行了简单庄重的安葬仪式……李姐的骨灰盒是2月17日迁返上海的。未迁上海前，一次，我去宋宅，庆龄同志要我和她一起去看看李姐的骨灰盒（骨灰盒暂存她家）。她又回顾起李姐对她的好处，一再叮嘱要为李姐立石碑，写上，李燕娥女士之墓，宋庆龄立。她亲切地抚摩着李姐的骨灰盒，把脸贴在骨灰盒上亲了几次，我和她的保姆都不愿她久留在李姐骨灰盒前，劝她回房……”
这位李姐究竟是何人？一位蜚声世界的名记者的夫人，在悼念一位国家名誉主席的文章中把她做了开篇人物，还占了这么大的篇幅！按照世俗观念，不是个大人物，也得是位名人雅士，或至亲内眷吧！
谁能想到，她只是个默默无闻的劳动妇女。十六岁时来到庆龄身边当保姆，与庆龄非亲非故毫无血缘关系。庆龄当时已是著名的孙中山夫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像任何未见过庆龄的人一样，燕娥以为要见到的不知是个何等显赫的人物，不知是个多么难侍候的贵妇人呢，怯怯地不敢抬头。没想到庆龄一见面就拉着她的手问长问短，会做什么不会做什么，家里几口人，识字不识字……当知道燕娥不幸的婚姻时，庆龄充满同情地说：“你好可怜，你好可怜哦！”这样亲近、这样关切的声音，只有做妈妈、做姐姐的才发得出来。燕娥的紧张情绪一下子消失了，抬起头来。不觉呆住了，夫人这样美，又这样可敬可亲。从这天起，她一直跟随庆龄，整整陪伴了她五十三年，直到1981年2月逝世。
她比庆龄年轻十几岁，她们两人都以为是该燕娥送庆龄的终，没想到李姐倒走到了庆龄前边。当知道李姐得了不治之症时，庆龄寝食不安。李姐不肯住医院，庆龄一夜要到她房间来看视几次。李姐怕影响夫人的工作，这才含泪入了医院。临终时还是接回了家里，庆龄亲自递汤递药。李姐弥留之际，抱着庆龄大哭说：“我去了谁照顾你呢？我顶顶不放心的就是你啊，你可要按时吃药，按时吃饭啊……”直到庆龄一一含泪答应，李姐还找来大师傅、小保姆一一叮嘱夫人的饮食起居，在场的人没有不落泪的。
由于庆龄在建国前所处的特殊地位，她的工作起居都机密性较强。她的卧室在楼上，除李姐外，任何人都不得进入。有时会客是由秘书在做接待，而与地下党的一些来往则往往由李姐一人秘密地在边门迎送。李姐和庆龄一样，那时都不是共产党员，但做了许多地下工作。庆龄常常说李姐虽然没什么文化，但是非分得很清楚，非常坚强又非常细心，为人民做了许多好事。庆龄是很尊重她，信任她的。
这样一个人，在当时的情形下，自然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是特务理想的工作对象。李姐有时出门为夫人买一点爱吃的南方菜，在小菜场总是有人来和她搭讪，问长问短，甚至有人要白白地送她东西，故意多找给她钱。开始时李姐还不太在意，后来慢慢觉得不对头，就引起了警觉。她尽可以和那些“左邻右舍”、“小菜场的朋友”闲话三千，但对夫人的饮食起居却绝口不提，有特殊情况还立即向夫人汇报，共同商议对策。
特务们见从她这儿套不出消息，就又变换手法，干脆给她金钱，要求她监视庆龄。她不答应，他们又想把她挤走，提出给她另找高级的工作……都被燕娥一一拒绝了。
以后，每当有人纠缠燕娥时，总有一个年轻人出来替她解围、帮她说话，打抱不平以后就默默走开。一次，两次……引起了燕娥的好感，主动和他搭话，知道了他是附近一家人家的司机。长得并不漂亮，可是淳朴利索，清清爽爽，话不多，但都很在理，很有力量。渐渐地，纠缠李姐的人少了，李姐很感谢他的保护，他却并不在意。一来二去，倒是李姐主动寻他和他搭话，两人慢慢坠入了情网。
感情，有时是会使人盲目的。李姐这时不但不再对庆龄汇报，时常思考的倒是怎样对庆龄开口呢？难为情哦？居然又想起嫁人了。但是，李姐有事是从不瞒庆龄的，何况庆龄看到她最近眼睛亮亮的，老是若有所思的样子，打问了她两次。于是李姐在一天晚上，服侍庆龄就寝后，吞吞吐吐地告诉庆龄她爱上了一个人……庆龄高兴地拉着她的手，首先祝贺了她，然后对她说：“我虽然很舍不得你，但更愿意你幸福。”庆龄同意她离开，但为她负责，要找人帮她打听一下这个人的底细。
燕娥快乐地哭起来了，她又幸福又舍不得离开夫人……谁知打听消息回来，那人是个国民党派来的小特务。
原来一切都是伪装，燕娥伤心地哭了几天，庆龄心里也很难受。等李姐再出门买菜时，这位邻家的“汽车司机”已经杳如黄鹤了。
这样的事，据说发生过不止一起。虽有预谋而未能骗过李姐的“介绍对象”就更不必说了。
终于有一天，李姐走到庆龄身边，告诉她自己决心不找对象了，要像夫人一样，全心全意地工作。庆龄十分感动，劝她说有合适的人还是要找……但是，李姐终身没有再找，而且警惕性更高，终生保护和支持庆龄同志的革命活动，直到逝世。
这就是沈粹缜大姐在文章中所说“建国前在上海，国民党反动派多次以金钱、地位、介绍对象利诱李姐，要她监视庆龄同志与共产党人的来往，搜集情况向特务机关密告，李姐都严词拒绝了”的由来。
建国之后，从敌伪方面的材料中透露：当时特务们曾多次企图制造车祸，暗杀庆龄同志未遂。令人们不得不感到后怕并由衷地感谢李姐对庆龄同志起居行止的保密工作，否则后果真是很难设想呢！
庆龄同志念念不忘李姐为她作出的一切牺牲，她一生很少向人们谈论自己，但多次向人们谈到李姐。建国前，庆龄同志奔走革命，常常把整个家扔给李姐。建国后，她担任了国家重要领导职务，但对李姐，亲切平易，一如患难当年。
有一段时间，李姐身体不大好，庆龄不但不再让她照顾自己，用自己的薪金另请了一个小保姆，反而尽可能地照顾李姐，让她和自己一起在楼上吃饭，把李姐爱吃的菜，放到她的面前。座位由庆龄指定：让李姐坐北朝南。李姐不肯，庆龄笑着说，我是领导，你应该听我的嘛！李姐为此很不安，说没有这个道理。庆龄说，这你就不懂了，我是领导，名分比你高，所以你南北高坐，我东西相陪，这样就平衡了！不然不平衡，不就要跌跤子了吗？
这虽然是玩笑之谈，但李姐给人讲时，总是十分感动，说：“老说民主民主，我看最讲民主、最讲平等的是夫人。我虽然叫她夫人，可她比我哪个亲人都亲。我虽然是个保姆，可夫人对我像姐妹一样平等，一样亲。”
李燕娥女士更不会想到，夫人设计的墓地，把她放在自己之上。按照传统：男尊女卑，左上右下。庆龄同志却表现出蔑视不合理传统的大无畏精神，硬是把一个保姆的位置放在了国家领导人的上方。而且入土为安，终身永定。这对那些口口声声“平等、博爱”而实际上却唯我独尊、唯利是图的口头革命家们岂不是绝大的讽刺？
庆龄并不是单单对李姐一人如此，她对后来的小保姆阿K，也是视若同胞。她晚年身体不好，阿K就在她房里搭个行军床。每次夜里给她递了药，她都要说“谢谢”。如果哪天夜里睡不好，多起动几次，她一定要认真地向阿K道歉，第二天许多事自己做，让她休息。
阿K年轻，有时一忙就丢三落四。当夫人在伏案写作时，她只要蹑手蹑脚地来回走两次，夫人就问：“侬又寻啥？”
“我的外衣怎么不见了？”阿K说。“喏，那不是在书房大椅子上吗？”阿K很不好意思地说：“啊哟！倒要夫人操心了。”
庆龄笑笑：“你是忙中有错啊！小心，不要一热就脱衣，要感冒的……”阿K在向我叙述这些时，一边咯咯地笑：“也不知夫人心怎么那么细，眼那么尖，啥个大事、小事都介清楚格……”“这样的夫人，怎么能不让人爱呢？”阿K又说，“我原来来时是村里反复动员的，我不好推辞，打算来干个一年半载就回去，哪晓得一待就是十六年。孩子上学，老公公去世，我都没有回去。不是夫人不让去，是我觉得她离不开我，我不放心啊……夫人一天不晓得要叫我多少次，阿K，阿K。有一次，我正在外间搞卫生，夫人一迭声叫‘阿K，阿K，阿K噢——’我吓得来，以为出了啥事体，跑进去一看，一只猫正在抓夫人花瓶里的花，好白相来！夫人叫我快快拍下来……喏，就是这张，你看可爱不？这猫是夫人一个朋友送的。一只眼睛红，一只眼睛绿格。为我没回家，夫人不知感谢了我多少次，每次都真心实意地抱歉。你不晓得，和夫人在一起人就会自尊自重起来，每天多快乐噢……”
阿K一边咯咯笑着，一边眼睛潮潮地：“有时夜里睡不着，夫人和我谈心，劝我还是要找个对象，说寡妇再婚不难为情的。我说我要像夫人一样。夫人说，不同的，我年纪大了，你还年轻。我每天要看那么多书报，你又不识字，阿要闷哦……”
说着说着，阿K看看表忽然不安地问：“还有啥问题哦，要不明朝再谈……”
我舍不得放她走，又敏感察觉到她有什么事：“你有事吗？要忙去……”“忙倒是勿忙格……”她笑着，但明明急着走。原来，她听夫人的话，后来真的找了个老伴，现在忙着要去给老伴做饭……大家都快乐地笑起来了。
在沈粹缜大姐的文章中还记着这样一件往事：
“1950年冬，庆龄同志和林伯渠、朱明、罗叔章、廖梦醒等同志去东北三省参观视察，她要我陪同前往。我亲眼目睹庆龄同志勤奋忘我工作的情景。每天大清早起床……晚间，经过一天的奔波劳累，她也不肯早早休息。她的眼睛不好，在灯光下看东西吃力，拿来文件，就要我轻声读给她听。一路上，她关心所有的人。遇到房间挤，她就让我睡在她套间外屋。有一次，我连续几天不适，腹部胀气，她竟坐在我身边给我轻轻按摩，那时她已荣任国家副主席……”
粹缜大姐深情地说，几十年来，庆龄同志给她的影响和教诲是一言难尽的。但是，这些事庆龄同志自己早已忘记了。她在临终时念念不忘的是感谢沈大姐为她做过的一切：
“在她弥留之际，5月21日清晨，我又到她病榻前陪伴她，她睁开眼看到是我，便断断续续地说：‘沈大姐，你休息吧！……你休息了哦？……你一定要休息。’她一连说了三个休息，这就是庆龄同志最后对我说的话。”
把这些仅仅解释为庆龄同志的民主作风、文化教养是不够的，她不仅是对她相熟的人如此，对她素不相识的人也是如此。爱泼斯坦有一次曾对我讲了这样一件往事，说是40年代初在香港时，一次要到码头上去迎接一位外国朋友，爱泼斯坦晚到了几分钟，只见夫人早按时到达，一个人站在那里。“风吹动着她的衣衫，她是那样与众不同，那样美。远远看去，像个小姑娘似的。你知道，码头上从来是多么乱。货起货落，人来人往，都那样粗鲁地、高声大嗓地嚷着……我走过去问她：‘你来多久了？一个人在这里，不害怕么？’她奇怪地看着我说：‘我？为什么要害怕？这里都是工人呀，我在工人中间，是从来不怕的……’”
多么好的回答！是的，她抛弃了自己的一切，没有了家庭，没有了兄弟姐妹，她终生是在为劳苦大众的彻底解放而奋斗，他们才是她至亲至爱的异姓同胞，她为什么要怕呢？
把人分为三六九等，重身份不重品德，“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是典型的封建社会产物，造就了多少昏君佞臣，腐朽朝廷。重血缘、重血统而轻视劳动、不重贡献，又培养了多少“八旗子弟”、庸人、政客，埋没了多少英才，株连冤枉了多少好人！这里宋庆龄和李燕娥、阿K等人的交往又何止是一般的异姓同胞的故事，它引起我们思索的该有多少历史和现实、社会与人生、政治与文化、道德伦理、世态人情、人品人性等等的思想内容啊！
肝胆相照
自请入狱
1931年7月，庆龄慈爱的母亲谢世了。她和宋氏家族的最后一根纽带也断裂了。
断了的是纽带，断不了的是亲情。庆龄唯一能安慰自己的就是她在出国前曾陪母亲在杭州小住，“卜居西子湖头”。那是烦嚣中少有的一点宁静，大风暴后的短暂小憩。母亲曾劝慰过庆龄么？现在还没有任何材料证明，然而毕竟那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母亲看到庆龄的心是平安的，于是母亲的心也就平安了。
母亲的葬礼于8月举行。除了宋家的三子三女之外，蒋介石也当然列席。庆龄再一次经历让自己最恨的人来“悼念”自己最爱的人的深切痛苦。她在墓前行完礼，立即乘车返回住宅。
而那个完全背叛了中山遗志的人，却越来越志得意满地统治着中国。反对这种倒行逆施的人多数被迫转入地下。庆龄的处境越来越难，打击接踵而至：
首先为营救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牛兰夫妇多方奔走无效。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者进犯东北重镇沈阳，占领东三省。与此前后，庆龄的亲密战友、国民党左派领袖之一、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邓寅达被捕并被处死。国民党政府开始大规模镇压和屠杀要求抗日的学生。
……
……牛兰夫妇因“共产党嫌疑”被捕，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反响。世界著名作家、艺术家、教授、学者罗曼·罗兰、德莱塞、珂勒惠支等数十人多次来电：
“迫切地恳求女士营救”，“最急切地恳祈你至少设法免除其不良待遇”。德国劳动妇女领袖克拉拉·蔡特金来电，更明确地说：“因为你是伟大的孙逸仙理想的真正继承者，我希望你会热心地援救……”
庆龄不但是热心地，而且是竭尽全力地去营救牛兰夫妇，为他们请律师，亲自去探监，并和杨杏佛、斯诺等中外知名人士组织起营救委员会，多方奔走呼号，但结果无效。
邓寅达的被秘密处决，更是庆龄感情上一次惨痛经历。邓寅达从莫斯科抵欧后，本来一直侨居海外，计划通过助手和朋友在国内建立“第三力量”，既坚决反蒋，又攻击中共过分“屈从”克里姆林宫意志的路线，号召要进行一场由受压迫的“普通公民”支持的全面社会改革。既不要资本主义，也不要共产主义。庆龄在欧洲时，与他一道参加反法西斯、反战的活动，对他的爱国心，对他的学识、人品都很尊重。过去，曾为他在莫斯科公开发表反对斯大林的言论提心吊胆，现在又觉得他这样远距离的革命未免难收实效，就再三劝说他回国，和她一道对蒋介石展开面对面的斗争。邓寅达听从了她的劝告，回国后潜入公共租界，找了一所房子建立了总部，开始面向全国联系并吸收各行各业的人参加“第三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