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4日，胡华所在的小队结束“四清”，解放、安排了干部，确定了建党、建团对象。今后转入设立阶级档案，定底分、培养教育工作。何干之来信问胡华何时可回京。何干之又致信李焕昌，说胡华如身体很不好，即让其早回京。胡华表示要坚持到最后并表示今后拟致力于现代史论。
3月26日上午，胡华与村民二虎、稳住等到山神庙东山隈南整梨树枝。下午接到家书告知，在“左”风日盛的大批判运动中，《教学与研究》休刊。胡华记道：“我自信我的文章著作都是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是非终将有公论。
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真理是不能被歪曲的。因此，心中泰然。”
4月15日胡华改月初所作的两首《访五台南禅寺》：
（一）
春光遍地又清明，名刹寻胜暂辍耕。
僧院净静尘嚣远，殿台巍峨佛如生。
（二）
古寺一千二百春，沧桑几劫独留存。
风刀雨箭全无畏，赢得梨花护重门。
4月中下旬，胡华应邀为田家岗村党员44人，积极分子30余人讲了两次党课。结合实际、深入浅出的党课使听讲人深受教育，还说，我们山区农民能听到北京大教授的讲课，真是难得。
5月2日晚，胡华给全村青年报告“五四运动”。3日，为6队修猪圈，胡华挑土干得满头大汗。翌日感冒。直到5月中旬高烧不退。83岁的聚才老人送来艾叶帮助退烧，胡华甚为感动。胡华卧病时阅报记道：“《人民日报》编者按语为《惠嫂》小说及电影说理，并载秦犁同志一文，谓应看该文之基本政治倾向及艺术之主要倾向。此论甚是！惜乎年来此理未为人识，片面性、绝对化之批判充斥，流风所至贻害实巨。”阅罗瑞卿同志关于“反法西斯战争历史经验”一文，记道：
“此文明确、流畅、生动，如行云流水的好文，值得学习。”
5月26日，田家岗“四清”工作组与党支部对胡华参加“社教”、“四清”运动表现做出政治鉴定：“该同志在社教运动中能够严格要求自己。工作积极认真负责。有时带病工作。完成工作任务较好，学习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较好。能够坚持三同。在同劳动中能尽力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关心群众的疾苦。能遵守队风队纪。但在工作和思想锻炼中发挥主观能动性不够，对青年人的严格要求不够，考虑个人的身体多了一些。”
6月5日，工作组结束了田家岗的“四清”，黎明时胡华与李安葆等同乘一辆大卡车离开定襄农村前往火车站。只见路旁岸边的杨柳梢头挂着一钩残月。胡华触景生情，随即吟咏了柳永的《雨霖铃》：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哪堪冷落清秋节。
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
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
这虽是胡华的见景而吟，实际是反映了他对定襄田家岗父老乡亲的惜别之情。
他在田家岗下乡近一年，与村里的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建立了深厚的情谊。
李安葆后来著文《听胡华同志谈诗》说：“……一件件同甘共苦的往事刻骨铭心。
而在今朝离别时，这村里的许多群众（包括那同住一个窑洞的患难乡亲）又出村相送，怎能不使他产生依依‘伤别离’的缱绻深情？”下午4点，胡华与师生共同乘火车返京。
冷对“浩劫”
进入1965年夏季的中国人民大学，进行着一个接一个的“思想革命化”的中心工作：学习毛泽东著作；进行教育改革，实行半工半读；学习解放军政治工作，三八作风教育，下连当兵；减轻学生学习课业负担；继续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赴工厂参加劳动；调整充实民兵队伍，开展备战教育……
胡华于10月6日听取孙泱副校长传达高教部政工会议精神和毛主席关于教育的谈话，孙校长强调贯彻毛主席指示，砍掉三分之一活动，保证学生健康，全面贯彻主席教育思想。胡华在讨论中发言：“教育工作的矛盾：1.需要正确解决教学总时间减少了一半（四年减为两年），同保证和提高教学质量之间的矛盾，正确安排半工半读的时间比例。2.需要正确解决教学时间内进行教学活动，同进行政治活动、社会活动之间的矛盾。3.需要正确解决在认识上教学为主的思想，和政治思想工作第一的思想两者之间的统一和矛盾。4.需要正确解决保证和提高教学质量，同‘劳逸结合、健康第一’之间的矛盾。
5.需要正确解决教学内容‘少而精’，同保证毕业生具有应有的知识（知识面、知识水平），合乎国家规定之间的矛盾。6.需要正确解决半工半读的新的教育思想和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教条主义教育思想之间的矛盾。7.需要正确解决适应半工半读新情况和新的工作方法、组织形式，和老的一套工作方式和组织形式之间的矛盾。以上是我初步想到的这些矛盾。今天主要的问题是要赶上半工半读的思想，坚决反对对这一方针的动摇和犹豫。同时，实事求是考虑新情况带来的新问题新矛盾，加以正确解决，才能更好地完成党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
我个人没有新的经验，没有调查研究，要有，也只是一些过去的狭隘经验，其中还有教条主义的错误，所以实在是没有发言权，只能提出上述问题。希望现在有新的经验的同志多多发表宝贵意见。”
10月26日，胡华执行上级保密大检查，按组织要求上交个人保存的所有内部资料抄本，其中包括1957年邓小平反右报告、整风报告和陈云三中全会报告等听会笔记。
1966年来到了。人们在庆祝元旦时，不会料到这年会发生“史无前例”的大事，更想不到这件大事形成一场持续十年的浩劫。
1966年1月1日，胡华上午读《马克思经典作家论历史人物评价》并作札记。接待向青来访。下午3时到李新处小坐。4时，应邀到吴老处，胡华记道：
“吴老很高兴，谈康粱到唐才常‘保国党’，他是保国不保皇清，欲暴动，故被杀。”胡华拟在今年依次读《论历史人物》、《论历史科学》、《马、恩传》、《费尔巴哈论》、《法兰西内战》、《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经典。1月中旬，胡华致函范老文澜，附寄大同段良弼寄来之“晋琅王司马金龙墓志碑拓片”四张。
并表示拟研究“孙中山史略”，准备在历史人物评价和历史观方面下些工夫。不久，范老来讯，告知近日因患肺炎入院，院方规定谢绝探望。胡华心甚焦急。遇张腾霄谈其在乡下半工半读；二人同时言及范老的《中国通史》，共识是可流传后世。为了尽可能跟上理论与史学界的批评形势，1月16日胡华开始读吴晗著《海瑞的故事》；读方求、李东石所写《评吴晗写（海瑞罢官）的社会思潮和历史观》。
中国人民大学根据毛泽东教育革命指示，决定历史、哲学二系下农村半工半读办学。党史专业地点在北京西山国营农场龙泉寺老爷山。1月7日，胡华表示：
“党需要我到哪里就到哪里。”不久张腾霄来访，与胡华谈及必须步步跟上政治形势。继而，李新来访，谈及科学院在讨论“半工半读”和下乡问题。1月31日，胡华在学校全天参加系总支委员会，讨论下乡到龙泉寺的组织安排。因在西郊校园没有宿舍，中午在彭明处小憩。在这次会上，革命史教研室负责人王淇代表历史系给胡华布置阅看新打印出的经过“教改”后编写的“讲义”。胡华领命开始看这部“讲义”。2月3日上午，看完“讲义”之“中国共产党的建立”部分。
接着，十余天都在抓紧阅看这部“讲义”。2月18日下午，去学校开会，讨论学习焦裕禄，胡华发言：“学习焦裕禄高度的共产主义觉悟、献身精神、鞠躬尽瘁、死而后已。”2月25日上午，胡华与王淇谈自己对这部教改后编写的“讲义”的具体意见。下午，胡华记道：“焦裕禄同志在困难中坚持革命，越困难越努力，把困难作为前进的动力，最后考验出这个人的本色。启发很大。”
胡华自五台山田家岗回京后，乡亲们对他很是惦念。贫下中农房东张仁堂来信，其母寄来3斤枣；贫农张金柱寄来果干和枣；贫农田二虎来信慰问。胡华感慨：“阶级感情令人感动，给群众办了一点事，群众就不忘记我们。”胡华一一复信表示谢意，并寄去粮票、床单等物回赠。
1966年3月，在躲过“崖崩窑塌”劫难一年后，胡华面临着一场政治上的劫难。他与翦伯赞、邵循正合著的《中国历史概要》被点名批判，拉开了这场劫难的序幕。3月25日《人民日报》第5版发表了戚本禹、林杰、阎长贵署名文章《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该文称：“近几年，我国史学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是尖锐的。这是意识形态领域里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潮流，冲击着为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所有制服务的旧史学。无产阶级的史学工作者，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形势下，向旧的、传统的历史观点展开了斗争。
这样，就使得一些坚持资产阶级、封建阶级史学方向的历史学家们如坐针毡，他们感到自己安身立命的东西摇摇欲坠了，非起来抗争不可。于是，史学领域里以无产阶级为一方，以资产阶级为另一方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尖锐起来了。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的辩论，一直在进行着。这一次由批判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
而展开的关于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中国农民战争、历史人物评价、‘让步政策’等问题的大论战，又为史学革命开创了空前生动、活泼的局面……一九五六年，翦伯赞、邵循正、胡华合编了《中国历史概要》，大讲‘让步政策’……”《红旗》杂志同时刊登了这篇文章。
1966年第3期《红旗》还发表了尹达题为《必须把史学革命进行到底》一文，称翦伯赞：“重读一番过去所写的著作，认真检查一下自己的史学理论，是会使自己出一身冷汗的。”戚本禹、尹达等的文章是继姚文元1965年11月发表180.革命史家胡华《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戚本禹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批判翦伯赞的历史观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之后，对“资产阶级史学”的讨伐“檄文”，给史学界激烈的学术批判，更增添了阶级斗争的政治硝烟。
《中国历史概要》的古代史部分是翦伯赞先生编写，文中所讲的“让步政策”，主要谈的是农民起义和封建统治政策的关系。这在史学界由来已久，最初使用这个说法的是延安时期的陈伯达。而“概要”三人各写一段的著述方式，是史学界人士一看便知的。“让步政策”的提法作为学术问题，有不同意见本来是可以“百家争鸣”的。但是，这个时候进入了“一言堂”的特殊时期，戚本禹等人以批判“让步政策”为攻击的手段，目的是要一棍子打死翦伯赞。而邵循正、胡华两位虽然是近现代史家，没有执笔该书的古代部分，但作为合著者，也连坐“被诛”。胡华从此在校内外，被新旧账一起翻出，卷入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
1966年4月，北京开展对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大批判之后，全国各省市乃至各大专院校、科研单位都纷纷效仿，在本省市、本院校挖掘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事实上形成了当权派以抛出本地、本校的文化名人，将他们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来保全自己过关。
4月18日前后，中国人民大学党委成立了一个秘而不宣的小组，确定以历史、经贸、语文三系为重点，主要对象是骨干教师和“权威”，首批批判名单，历史系是胡华、彭明；经济系是吴大琨、宋涛；语文系是冯其庸，并规定秘密小组不能泄密，只和党委某人单线联系。校领导要求历史系总支准备好批判对象的材料。5月7日，历史系党总支书记在系党员会上，联系系内实际吹风，讲系内思想状况，强调积极参加对吴晗、邓拓、翦伯赞的批判运动……
6月1日，新华社全文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当时被称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鼓动群众起来，把思想文化领域的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全国大中学校迅即停课，掀起造反浪潮。6月3日入夜，“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在中国人民大学首先冲击到胡华。6月4日清晨，龙泉寺（党史系半工半读基地）一夜之间批判胡华、彭明的大字报贴满庙墙。这是校党委的“战略部署”。在历史系党总支扩大会上总支书记李××说：
“胡华问题是全国性的问题，我们不揭不行了。”胡华表示：“拥护党的文化革命方针，拥护群众运动。也有思想准备。对于针对自己的大字报有很多不实之词和错误言论，至于错的性质、程度，可以考虑。但要响应李××等系领导的号召，自己要经得住，沉得住气，参加战斗，经受考验，改造自己。”翌日，李××在学校传达北京新市委负责人讲话和中央指示的会上，介绍历史系运动情况，称：
“已经揭开了历史系阶级斗争盖子。”
6月12日，校部一些人将人大重点批判对象胡华、冯其庸等十余人，整理材料送新市委和中宣部。6月16日，北京新市委派工作组进驻中国人民大学领导“文化革命”。6月17日，历史系从龙泉寺撤回学校。此后，胡华应工作组之命，写出一份长达三万余字的《“文化大革命”初步自我检查》，称自己是“素无实权，微不足道，而且是早在（19）64年已被搞臭了的人物”，自己的错误是“毛泽东思想不挂帅”，说了“一些错话”。
7月6日，工作组召开历史系师生大会，作前一阶段工作总结，并继续点了何干之、胡华、彭明、林茂生等名，并给他们扣上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等帽子，定在打倒之列。胡华当时的态度是：反动——绝不承认；学术权威——实不敢当。连日来，胡华被贴出许多造谣污蔑的大字报，如，有的标题是：“林茂生和胡华、彭明结成了一个为叛徒翻案的小三家村”……7月27日，北京市委派来的工作组瘫痪，胡华被造反派“勒令”到人民大学文化广场，与全校“牛鬼蛇神”（校、系和各部处领导以及各系教授）一起揪到台上集中批斗。大会结束后，又与何干之等被不同人群揪到各种小会上接着批斗。
全校秩序极为混乱。历史系造反派将何干之、胡华等人关押于“五处”（校园内平房）。28日，历史系部分造反派将何干之、胡华等揪斗到校园，并用木棍轰赶着，逼迫胡华敲着脸盆，自报“我是黑帮胡华”游行示众。
7月29日，按照北京市委《关于撤销各大专院校工作组的决定》，工作组撤离人民大学。全国各大专院校的工作组也迅即撤离。“天下大乱”的局面进一步加剧。
进入8月，胡华被数次抄家。被抄没的物品、资料无法统计，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他做吴玉章学术助手18年里随时记录的吴老口述历史资料。若干笔记本，装满一网篮，全部被掠走，至今下落不明。
因频繁的批斗会、惩罚性的重体力劳动，胡华的旧病加重、新病增加。何干之与胡华同住一间“牛棚”，一次夜半，胡华胃溃疡病复发，大口吐血，又不敢请假去治病。此时，大批学生掀起外出串联，周游全国的热潮；人民大学也住满了各地来京学生。留校造反派对揪斗多次的“牛鬼蛇神”们也有些“松懈”。何干之据理向造反派要求，放胡华治病，几经周折获准，胡华终能请假到医院治病。
